悦读MOOK（第三卷）

鲍正鹄先生

　　◎陈四益

　　鲍正鹄先生辞世已经两年多了。时间真如白驹过隙。先生去世前两个月的音容宛然犹在眼前。

　　二〇〇四年八月间，因为女儿临产，我准备启程去纽约小住两月。两个月的时间实在眨眼即过，所以全不在意，只是在电话中和先生提到，并不曾郑重辞行。不想行前一周间，先生竟每天有电话打来，说是还想说几句话，今后只怕说话的机会不多了，话语里颇多伤感。我虽然知道八旬过后，先生的体力已见衰减，过去每年春天，都要同师母一道去香山植物园踏青赏花，这两年走不动了；通电话时虽然谈兴仍浓，但不时会因喘息而停顿，不过，我总觉得他思维清晰，反应敏捷，今后请益的机会正多，因此并没有把他的伤感放在心上，只是照例宽慰他：“回来我就去看您。”

　　到了纽约也曾向他报过平安，告诉他女儿生了个九斤小子，我因此“加官进爵”成了“外公”。他听了很是高兴，特意向我祝贺，告诉我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有暇时在纽约不可不看的地方，并相约返京后畅谈。

　　很快就到返程的时候了。机票买定便急忙打电话问他是否有需要在美国购买的东西。我知道他时犯脚气，发作时瘙痒难耐，曾讲起一种美国可以买到的药粉洗后颇有效用。但奇怪的是家中无人接听。纽约晚上九点正是北京上午九点，先生是应当在家的，因为近一两年他活动的天地只是室内，连院子里也很少走动了，但也不曾有他想，以为或许赶巧儿去医院看病了，或许有病住院了？虽然他极不喜去医院，但无奈的境况一年中偶或也有一两次。过了一个小时，打电话，依然没有人接。再过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接。我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又过了半个小时，电话那头传来道苏兄哽咽的声音，说是“爸爸走了，就是今天早上……”

　　我木然了。孰料他行前那句“今后说话的机会恐怕不多了”竟成谶语。那晚，心情极恶，翻来覆去想起了许多事情。

　　想到行前半月去他家时，他刚把林东海兄写的一副对联挂于室壁，联语是《陋室铭》与《出师表》的集句，为先生自拟：“斯是陋室，臣本布衣。”我们说他官居“郎中”，怎么算是“布衣”？所谓“郎中”，乃是戏语，因为先生退休前的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局长，而旧时郎中正是尚书、侍郎以下的各司主官。先生笑道：“臣本布衣，说的是‘本’”。确实，以他的本性，原没有做官的兴趣，可以说，对官场的习气他由心底感到厌恶。可是造化弄人，越是不喜欢的事越是落到头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大跃进”的失败，各行各业都高烧渐退，高等教育也从没完没了地“打破”教学秩序、“打破”教学体系、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转向建设，强调“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文科教材的编撰正是教材建设的重要一环。鲍先生就是那时奉召入京，担任周扬领导的高教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副主任，离开了大学教学工作。此后，尽管他多次希望回到复旦继续他的教学生涯，但都未能如愿。在那个年代，个人的意愿是不能违背“组织”的意愿的，所以先生也就一直没再能跳出“官员”的圈子。尽管他的工作——从文科教材办公室副主任到北京图书馆（现在已经改名为国家图书馆了）副馆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局长——并没有离开文化与学术，但所做的事情都是非所情愿的行政事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作《唐诗别解》，因老杜诗“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道：“一长驾临，百车呵护，时有所见；送往迎来，倾巢而动，所在多有，亦大有‘星临万户动’之概矣”。他看到了，对我说：“这样的事我是亲历的。在图书馆时，每有大人物到，都要‘站班’”。等候多时，不过为几分钟的热闹。对这风气他厌恶极了，但又是一种无力扭转的社会遗传。后来，每当我看到为了恭候首长合影，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被年轻的官员指挥着一次一次练习列队、“上架”（同首长合影时站排的习用语），总不由想起“站班”这个词儿。

　　他是做学问的。学问之道要严谨，要讲证据，无根之言不能出口。但官员的习气却是要不断提出响亮的口号，不怕夸下海口，也不怕拍了胸脯不能兑现。对这种作风他很看不惯，曾说到乔木也不免此病，动不动要在一两年的时间里组织完成上百部学术著作，全不顾有无这样的可能，好像天下没有什么事是他说出口而做不到的——这也算近朱者赤吧。秘书当久了，首长的作风也学会了。联想到后来的多少年办多少世界一流大学的什么工程，多少年培养多少大师的什么计划，这类作风似为官场通病。“大跃进”时一句时髦的口号叫做“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做得到”，其实正是官场流行病的素描。须知一流大学也罢，一流人才也罢，都不是可以下计划批量生产的。官员们可以做的，其实只是通过立法规、树风气，为办学和学术发展创造一个适合的环境，并选择真正懂得教育、懂得学术的人去担任校长。可惜这样实在、有效的事情反倒没人肯做，大家热衷的是把大学合起来再拆开来，拆开来再合起来这一类兴师动众而又全无用处的“大动作”。拆的时候轰轰烈烈，合的时候烈烈轰轰，都是盛举，再没有人事后算一算花费的成本和收到的成效，也没有人追究当时决策的成败。国家的钱却这样流水般白白淌走了。

　　在官场看得多了，也就明白官员的作派每随着仕途浮沉不断更替。在文科教材办公室工作时，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正在备受信用春风得意之际。那时的周扬，每逢开会，总是最后到场。端着茶杯就座之后，双目环场一扫，然后以威严沉稳的声音道：“都到了吗？啊！”“啊”字的音调是上扬的。那气势、那派头，让人屏息降气，不敢则声。“文革”中一个筋斗翻入泥潭，待到复出，只安排了一个社科院的顾问。顾问云云，实在只是闲差，可顾可问，也可不顾不问，在多数情况下，在职的官员更希望你不顾不问，因为有在位的领导需要侍侯，很少有人在意冷锅里冒的热气。周扬于是也很落寞。周扬的办公室就在鲍先生办公室旁边，他将办公桌对着门口，房门则虽设而长开。每当鲍先生经过，他就会招呼：“正鹄同志，进来坐坐嘛。”然后，可以随意谈天，而这在“文革”之前，是从没见过的。人，总是少沾一些官气，才显得可爱。可惜，难啊。周扬复出，因为没有了官职，少了官气，颇有些可爱。乔木初复出时尚平易，待到官位愈高，平易之风渐杀，专横之态复萌，鲍先生很为之叹息。他几次引用黄山谷的诗——“二十年间世三变，几人能不化鹑蛙。”——然后说：“陈四益同志啊，我已经看够了！”从他入京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他退休后的八十年代中，差不多也是二十来年。烧饼翻来翻去，蛙化为鹑，鹑化为蛙的表演，真不知有多少。

　　所以，他虽然也身在“官场”，但对于官位、官派、官风、官气，一向不感兴趣，也从不介意什么级别待遇之类的东西。鲍先生在中学时代就受到一位共产党员老师的影响，到了大学，思想言谈都趋向进步，参加了不少争民主、反独裁的进步活动。在年轻教师中，无论学问、思想，都很令人注目，以致陈望道先生一直以为他是地下党员。望道先生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又是中国第一位《共产党宣言》的译者，因为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没有参加“一大”并在不久后退出了共产党，但他一直是共产党人的挚友。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利用担任复旦大学训导长的职务，保护进步师生，做了许多工作，但他也并不知道究竟谁是共产党员。由于鲍先生的表现，望道先生以为他是党员。一次，他把鲍先生叫到办公室，说黑名单里有鲍正鹄的名字，叫他注意防范。同时，提示性地说：“以后有事情可以通通气。”鲍先生讲到这桩往事，呵呵大笑，说“望道先生一定是把我当作地下党了”。由此，很可以想见鲍先生当年的思想与行为倾向了。上海解放前夕，他积极为反独裁、争民主、迎接解放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当“解放”真正到来，许多人从“地下”冒出要争个一官半职的时候，鲍先生后退了，不但闭口不谈做了什么，连当年一起奋斗的朋友要介绍他入党，也被他婉言谢绝，理由是，在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入党，现在胜利了就入党，那成什么人了？这也是他为人的一贯准则——投机钻营的事不屑为。这原则一直保持到老。他常说，“我是退休人员”。一些熟悉他的人大为不平，要为他证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他早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退休有什么不好？去争那些干吗！”

　　鲍先生后来入党了，也当官了，但依旧保持着廉洁的节操，不肯稍稍假权以谋私。因为“文革”，大学停办了，他的三个孩子都没有能读大学。粉碎“四人帮”后，高校恢复招生，以他在教育界的关系，要把孩子送进大学，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他不干。所以三个孩子中只有老三自己考取了大学，老大老二连工作都是自己找的。这种狷介，这种固守，这种为人道德的信念，不是在党旗下宣个誓就会有的。同是党员，哪怕身居高位，也品类不齐，现在已是人所尽知的了。但我不敢说他内心没有痛苦。尤其当他家老二凌晨送报又罹车祸之后，他内心的苦楚我是强烈地感受到的。那时，我正在写《错读儒林》那一组文章，鲍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陈四益同志，你写《错读儒林》一定要把我写进去。我就是那个王玉辉啊！”话语中带着痛苦的自责，这语气我至今不能忘却。

　　王玉辉名叫王蕴，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故事见《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他的大女儿死了丈夫，守节在家。他的三女儿又死了丈夫，一心要殉节随丈夫去死。殉节，在今天看来是极端残酷的，但在那个时代是为“伦纪生色”的事情，是道德的楷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恪守伦纪的王玉辉没有劝阻，说“我儿……你竟是这样做罢”。但真到女儿饿死，官府为之建坊入祠、大摆宴席时，他不禁“转觉心伤”，辞了不肯去，离家外出散心，也“一路上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鲍先生坚守做人的准则，可以问心无愧，若是他稍假通融，孩子能有个稍稍稳定的工作，或许就不会身罹惨祸了。这是他内心深处的隐痛，一直折磨着他的晚年心境。但是，若要真叫他放弃坚守的准则，恐怕会有更深的内疚折磨他的灵魂。说着一套、做着一套，他办不到。

　　鲍先生的学问，在学校时就有口皆碑，后来又长期在列宁格勒、开罗、巴黎等地著名大学任教，大家称道的不仅是他的渊博，还有他的深刻。他开课是讲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但对古代文学、文献学、外国文学以及中外艺术，都有许多极精到的见解。在学校时，他的研究生就告诉我，上鲍先生的课，常常有意外的收获。课间休息时，他会拿出一些画册，边看边讲其艺术特色；若在他家中上课，他又会间或放上一张唱片，谈谈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理解。听后我很觉羡慕。

　　后来，我也有了这样的机会。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北京之后，最惬心的便是同鲍先生海阔天空地随意闲谈。他见闻既广，掌故又多，而且时有精辟的见解令人心折。有一次闲谈间，我提到中国绘画史上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是讲曹仲达、吴道子二人绘画笔墨特色的，但其渊源何自似乎看不清那来龙去脉。他立即起身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美国因伐尔特的《犍陀罗艺术》，告诉我，犍陀罗艺术是东西方艺术的结合，曾深深影响到中亚和中国的艺术。所谓“曹衣出水”，看看犍陀罗艺术，就知道曹仲达渊源有自。说着，就把书送给了我。回去细读，才知道犍陀罗艺术是吸收了希腊艺术的佛教雕塑艺术，为了表现佛的衣着质地（丝绸或薄纱），那重叠交叉的衣纹，确有“出水”的感觉。犍陀罗艺术经龟兹、敦煌，传入中国腹地，影响到北方地区的石窟艺术。生活在北齐，工画梵像的曹仲达，把这种雕塑语言运用到绘画上，取得了“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的特殊效果。鲍先生的这一提示，是在我读过的几本中国绘画史中不曾见到的。另一次闲谈，说到唐代小说的繁兴。宋代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适于科举行卷投献之用。这意见，已为大多数治小说史者接受。但鲍先生以为单说可以“见史才”不够。唐代传奇虽多系记传，但正如鲁迅所说，作意好奇，幻设为文，其源盖出于志怪。志怪与史才何干？这就必须考虑《晋书》的影响。《晋书》是房玄龄、褚遂良等人监修的，但因为李世民曾为它写过《宣帝纪》、《武帝纪》及几篇史论，所以《晋书》上题的是“御撰”。既是“御撰”，势必影响到有唐一代对所谓“史才”的标准。而《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诙谐小辨，神鬼怪物”都“采以为书”，正是小说的路数。鲍先生在闲谈中发挥的这一见解，也是前人未发之论。还有一次谈到《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直到今天仍然广为流传。他说，其实，这两部选本过去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他们遴选的标准是为了科举的需要。他接着又发挥道：各种选本，都有遴选的标准，而这标准又关乎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如果有人以各个时代的选本为材料，是可以写出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批评史的。这样的种种议论，给人的启发，不仅是观点本身，还有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方法。

　　鲍先生的著作不多。有人说他“述而不作”，其实另有情由。那情由鲍先生不愿细谈，我也不便深问，似乎是因为学术上一次粗暴“批评”引起的。这种批评那个时代司空见惯，不知详情也是可以想见的了。后来，鲍先生虽然著作不多，但每有所作，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一九六一年，他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龚自珍全集》写了一篇前言，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是论述龚自珍最为简要、精到的文章。一九七五年，正是“批孔”的高潮，上海为重版此书，希望鲍先生按所谓“儒法斗争”的模式重作修改。鲍先生婉拒了这一要求，说如果觉得那篇前言不能用，可以另请他人。果然，那一版的前言换了面目。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此书再印时，出版社不得不重新请鲍先生同意仍旧采用初版的前言。这固然说明鲍先生独立不迁的学术品格，也说明经过三十八年的“河东河西”，他的立论依旧保持着学术的价值。《养吉斋丛录》是鲍先生校点的一部清代笔记，记述了清同治以前政府、宫廷的典章制度和宫殿园囿。此类笔记与说狐谈鬼的笔记小说或聊资谈助的口耳之说不同，所录掌故皆有所本，叙述源流亦有所据，若非熟于典章，博于闻见，难以点校。何况《养吉斋丛录》只有一个刻本，没有别本可以参照，这就对校点者的功力要求更高。在乱点乱印古书已经司空见惯的今天，再要找鲍先生这样的校点者，恐怕已是十分难得。

　　在著述方面，最令先生不快的是近代文学史的撰写。他对近代社会与文学的研究，积有年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在复旦大学讲授近代文学史。退休之后，又因复旦中文系几次三番的邀约，返沪为研究生开讲近代文学，大受欢迎。这时，他过去的学生们都希望先生能够在讲课内容的基础上，完成《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以为此举将推进近代文学的研究并嘉惠后学。许多人都愿意在先生指导下，承担部分章节的初稿撰写。先生动心了，申请了课题，拿到了经费，随即把经费委托最为起劲的一位学生用以购置必要的资料并组织初稿的撰写。谁知信誓旦旦的这位学生，经费到手，就忙着弄自己的事情，于承担的任务一拖再拖。先生等了一年又是一年，催促也无济于事，最后竟避而不见、音信全无，而先生也因年迈，再也无力重起炉灶了。直到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谈到此事，仍十分不悦，因为他一生从未失信于人，凡是答应了的事无不尽心完成，偏偏临到晚年，申请了国家课题，结果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鲍先生重情谊。朋友的事，学生的事，力所能及，他都尽力帮助，比自己的事还要看重。以己度人，他是不会料到他的学生对应允了的事情会这样拆滥污的。但他也止于自责而已，并没有对那位学生说过一句重话。

　　此后的岁月，先生把剩余的精力都放到了为友人整理遗著上了。

　　王欣夫先生是出色的文献学家。我进复旦的时候，王先生教我们中国文学史。那时，鲍先生在列宁格勒讲学。大学的课程，本来应该让教师各尽所长，才能学术传薪，绵延不绝。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却几乎是要求全国的教授，都按照同样的口径、同样的语汇，讲授统一规定的内容。说实在的，王先生的文学史课，我并不喜欢，他对新文艺理论的一套词语本不熟悉，又要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讲授，结果就像背书，听着了无趣味。及至鲍先生回国，担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主管文科教务，才根据王先生的专长，提议中文系开设文献学课程。这一下，王先生如鱼得水。他本来就是一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理论既丰，实践又富，文献学一开，虽为选修课，但听者甚多，大家都觉得获益匪浅。他的文献学讲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式出版，仍然深受学界欢迎。

　　然而，王先生最见功力的著作还是《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蛾”，读如“蚁”， “蛾术”就是“蚁术”，比喻勤奋学习。“蛾术轩”是王先生的室名。王先生一生过眼善本无数，有的购藏，有的抄录，于各书作者的时代、学术、行事以及传承过程中相关的学者活动，都有翔实的记录。《书录》所著录的善本有一千余种，计二百余万字。可惜先生于一九六六年因肺炎去世，这部积其平生所学的著作只是一部未经整理的稿本。

　　王先生同鲍先生过从多年，相与甚稔。鲍先生曾说起“欣夫见到一些比较好的书，常常告诉我，经他介绍，我也买过一些。”鲍先生以为《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很有学术价值，又是老友毕生心血所聚，若任其湮灭，大为可惜。而王先生的稿本，不仅内容繁富，学力稍浅无法整理，就是那不分段落，不点标点，引文之中有引文，引文之中的引文中还有引文的文字，能够有能力校点定稿者恐也难于寻觅。尤其是这样费时费力的工作，即便有能力，又有几人愿意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他人作嫁衣？当徐鹏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来同鲍先生谈此事时，鲍先生身体状况已经不佳，目力也大不如前。但一口答应与徐鹏先生一道来做这项工作。他说“欣夫的这件事，我一定要做。”我知道，他是吸着氧气，拿着放大镜做完全书大部分整理校点工作的。拿到样书，已经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似乎比自己出版著述更为欣慰。

　　赵宋庆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教授，旅法著名画家赵无极的叔叔。我进复旦大学时，他还在，但不曾为我们开过课。入学前，一位朋友因赵先生是他父执辈，曾带我前去拜谒。谒见时似乎也没有说什么话，只记得他听说我考入中文系后，长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选择读书作为职业，就要准备吃苦了。”那时我还年少，对他为什么叹气，为什么说这个话，都不太明白。入学以后，虽未闻其传道授业，却听到一些关于赵先生的故事，大多相当离奇。有的把他说得像孔乙己，长长的头发，穿一件长衫，趿着双布鞋，口袋里常常放着些糖果，行走在从宿舍到校园的国权路上，后面每跟着一群孩子，于是他会拿出糖来分发给孩子，好像孔乙己分发茴香豆。晚间他在距校园不远的五角场镇散步，因为穿着怪异，被民警当作游民收容，等到弄清他是复旦大学教授，又恭恭敬敬送他回家。收容，他不以为忤，礼送，他也不以为意。有的则把他的学问说得令人神往。说他身为中文系教授，却曾给数学系开过数学课，虽然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却发表天文学的论文，还说起论文的题目是《论日曜日非礼拜日》。种种传说都引发着好奇，但都无法求证。直到后来，从鲍先生的口中，我才又知道一些关于赵先生的为人与治学。鲍先生不以字行，在学校，大家都叫他“鲍先生”或“鲍正鹄同志”，而唯独赵先生等少数几人是称他“百中”的。鲍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列宁格勒讲学时，赵先生赠诗送别，我只记得那诗的起始两句是“一别八千里，论交二十年”。赵先生目空余子，但对鲍先生情谊却非同泛泛。鲍先生讲到赵先生也每每夸赞他的才情。他说，赵先生有一阵对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的《鲁拜集》（一译《柔巴依集》）发生了兴趣，因为他根据种种材料推测，《鲁拜集》中的诗作，可能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并对苏轼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为了求证这一推测，他曾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按维尼菲尔德的译本，用绝句的形式翻译了全部五百余首“柔巴依”。完成这步工作后，他的计划是从苏东坡的诗集中寻找《鲁拜集》影响的痕迹，但不知后来何以中断，以致那五百多首译作也不知散落何方。赵先生的著作很少流传下来，唯一比较完整的，是他一九三五年为青少年写的谈天象的著作——《秋之星》。这部看来只是通俗的科普著作，却汇聚了古今中外关于星座的种种知识和传说，趣味盎然，文笔又美，不可多得。从那时至今，似乎还未见可以替代的著作。城市的扩张，大气的污染，今天城里的孩子已经看不到因而也根本不知星座为何物了。偶尔有谈论星座的，又大都是相信什么星座与人的命运、性格关联的悠谬不经之言。鲍先生一直想替赵先生重印此书，为了朋友，更是为了今天的孩子。《秋之星》当年是由开明书店在上海出版的，北京的图书馆遍觅无踪，后来还是许觉民先生托人从上海找到，据说已经进了“善本”书列，允许复印已是大大的面子了。鲍先生去世那一年，把复印书稿交给我，希望能找一家愿意印行的出版社。两年多了，鲍先生去世了，许觉民先生也去世了，我向几家出版社推荐，尚未有一家给予肯定的答复。我想，大概他们觉得不能卖钱吧，其实这是未必的。今天有多少人还知道中国的织女星所属的星座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天琴星座？中国因之产生了牛郎织女故事，西方人却以为这张七弦琴是武仙用以惊起飞鸟的，又说是希腊音乐家奥佛士用以迷醉森林猛兽的。中国人所说的北斗，是说它形似斗杓，而美洲的印第安人也称之为“杓”，这个叫法现在依然为美国的通称。或许印第安人真是从亚洲迁徙去的，因此连这星座的名称也带了去吧。种种有趣的叙述，如果再辅以精美的星座图片，怎见得就不会引发读者的兴趣？我期待着有见识的出版者出现，使赵先生这部小书重现于世，也不枉鲍先生一番心血。

　　从美国回来，我去拜望师母。师母告诉我，鲍先生去世之前，还殷殷叮嘱，他的那些书先不要动，以便我们这些学生如果需要，可以拿去用。听后我很感动。我知道鲍先生平生好书，但从不吝书。他对中国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机构，把公共资源据为小团体或个人赚钱的“资源”而缺少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屡有批评，称之为“糟蹋东西的地方”。他自己则始终以“书尽其用”当做最愉悦的事情。让书发挥作用，才是真正爱书。那些只是满足一种占有欲的所谓藏书家，一旦占有就秘藏深锁，不以示人，其结果与焚书无异。如果鲍先生知道他的学生或朋友中谁在研究某个问题，就会把自己所藏的有关书籍找出来赠送给他。我就曾多次拜他所赐。如果那位学生或朋友研究有成，他会由衷地高兴；如果后来无声无息，他也会叹息“那书白送给他了。”但此后遇有所需者，他仍旧毫不吝惜地送人。他送出的书籍，不少都是今天拍卖行所谓“有很大增值空间”的书。这样的爱书人，今天也是很少有了。

　　淡泊名利，尊重学术，谦己厚人，博学多闻，重节操，笃友情，前辈学人的仪型，随着这一代人的离去，已经甚为罕见。就像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开宗明义第一回就把王冕打发到“云深不知处”一样，以便让出空间给新一辈文人来维持文运。

　　还在刚刚听到他去世消息的那天，辗转不能成眠，吟成四句，虽不像诗，但却是当时真实的情感：

　　时近归期忆笑容，

　　“布衣陋室”望重逢。

　　何期悲曲传天外，

　　人隔云山几万重。

　　先生去世已经两年多了，骨灰也撒入了大海。造化吝啬，总不肯给人一个圆满的结局，未容我见先生最后一面。但人情可以胜于造化的，则是对师生情谊的永久追忆，这是任什么力量也无能阻绝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