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 弢
二○○七年初,一部全新的三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全书二百余万字。是以一九九九年俄国莫斯科新闻信息出版公司的四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为蓝本翻译的。由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亲自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笔者曾参与回忆录的编辑和翻译工作,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有幸或者说不幸地同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也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等历史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曾见证了“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友好蜜月期,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访华,苏共二十大,两国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九评”之类唇枪舌剑的“口水战”,赫鲁晓夫下台,“文革”中的“打倒新沙皇!”直至两国剑拔弩张的兵刃相见,然后是赫鲁晓夫去世……
在我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赫鲁晓夫就被妖魔化了。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人民日报》在报道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时,所加的标题是:赫鲁晓夫死了。毛泽东则在一首词中含沙射影地呵斥赫鲁晓夫:“不须放屁”。曾几何时,“同志加兄弟”成了“赫秃”,“修正主义头子”,“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更有甚者,在那场堪称历史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居然也被冠以“中国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等徽号。赫鲁晓夫简直就是百无一用的“狗屎堆”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苏联那边,自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下台之日起,赫鲁晓夫的名字即从书刊上彻底消失。甚至教科书中也不再出现这个名字。换言之,有几茬苏联中学生都误以为斯大林之后,上台执政的就是勃列日涅夫了。全然不知中间还有长达十年之久的赫鲁晓夫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回忆录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的一波三折,历尽艰辛,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情还得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说起。赫鲁晓夫自从被其昔日的“战友”搞下台后,心中郁闷,无法排遣。也曾试过摄影、垂钓之类休闲活动,均半途而废。终于有一天,他在家人和朋友的怂恿和劝说下,开始了回忆录的口授,经过反复尝试,渐渐地找到感觉,进入角色。赫鲁晓夫当众讲话总是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可是让他一连好几个小时面对着录音机,语言就不那么生动,也显得不流畅了。一有听众,事情就干得又快又好,通常是老熟人、退休者到他那里住上一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充当听众。当然,听众并非随时都有。对于每个题目,赫鲁晓夫都长时间地认真准备,反复考虑讲什么、怎么讲。通常是每天口授三五个小时。完全凭记忆口授,不动用任何文献资料。由打字员根据录音打印成文字,再由儿子谢尔盖加工整理。在口授了几千公尺录音带的材料后,赫鲁晓夫愈来愈感到苦恼:不知回忆录将会遇到怎样的命运?
关于赫鲁晓夫正在口授回忆录的密报,早已使羽翼渐丰的勃列日涅夫寝食难安。他派人找赫鲁晓夫谈话,称中央政治局要求停止回忆录的写作并将已经口授的部分立即上交中央。赫鲁晓夫不肯就范,他严词拒绝,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个权利无法剥夺,他的口授记录是供中央、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使用的,希望他所写的东西能对苏联人、对苏联的领导人和国家有所裨益。这次谈话使赫鲁晓夫深受刺激,回忆录的写作一度陷于停顿。尤其令他揪心的是,劳动可能白费,最高当局不会就此罢休,等他一闭眼,就会统统没收和销毁。他急需找到一个能够把材料稳妥地保管到可以得见天日那一天的办法。各种各样在国内保存磁带和打印材料的方案均非绝对可靠。赫鲁晓夫深知克格勃那些职业暗探的神通有多么广大。他一直有在国外为手稿找一个可靠隐蔽处的想法。这时他又想到,一旦遇到非常情况或者材料被没收时,作为对策必须出版回忆录。只要一出版,就可彻底解决材料的完好无损问题,而且没收销毁等已毫无意义,谁也不可能把书全部买光。
怎样将材料副本送到国外去呢?这可是个大难题。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然天赐良机,儿子谢尔盖偶然结识了一个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路易的人。路易时任一家英国报纸驻莫斯科的记者,拥有普通苏联公民望尘莫及的出国自由和交往自由。国家安全机关要求路易提供某种服务,以作为准许他替英国人工作的交换条件。双方很快谈妥,路易又成为国家权威人士与国外有关方面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他所执行的微妙使命的级别愈来愈高,甚至开始与各国领导人打交道。谢尔盖真正感兴趣的,是路易正参与策划在西方出版苏联国内遭禁的手稿。其时路易正在联系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那本《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的出版事宜。该书于一九六七年夏天出版,路易得到一笔可观的稿酬。于是他在当局心目中威信大增。谢尔盖也在此时首次萌生一个想法:路易正是可以帮助在国外保存回忆录的最佳人选。他的岳母在伦敦,材料可以放在岳母家或存到银行。况且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应得的报酬决非斯韦特兰娜那本书所能相比。
赫鲁晓夫认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是一个毕生致力于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的人的自白。其中有生活的真理,有警告,有事实。回忆录应当让人们读到。就算最先在那边问世吧,总有一天这边也能看到。当然顺序颠倒过来更好,可怎么能活到那一天呢?其实当时已别无选择:要么找路易,要么毫无希望地等待克格勃和当局认真对待回忆录的那一天。
谢尔盖下决心迈出这一步。他来到路易的住所,路易在闲谈中主动提出在西方出版回忆录。谢尔盖说,回忆录写作刚刚开始不久,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写好。眼下谈不上出版。倒是有个比出版更重要的问题:保证手稿完好无损。想请路易将手稿副本带出去,比如可带到英国。路易说,此事难度甚大,但并不是毫无办法,只是得花钱。谢尔盖明确表示,钱的问题好办,回忆录如果出版可得一大笔稿费,路易可以自由支配。于是路易答应鼎力相助,但他告诫说出版的事情也不宜久拖。再过十年,世界就会忘掉赫鲁晓夫这个人,到那时再出回忆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引起轰动了。
谢尔盖把磁带和手稿副本送到路易的别墅。过了一段时间,路易出国,一个月后才回来,他对谢尔盖说:一切都办妥了,如今东西已放在可靠的地方——银行的保险柜里。从此一批又一批材料便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国外的保险柜里。
过了一段时间,赫鲁晓夫忽然又提到在国外出版回忆录的话题,他对儿子说:最好让中间人去找一家可信赖的出版社,让他们出书,等我们这边发出信号后再出。接着他又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不是悄悄偷走材料,就是没收。
路易得知赫鲁晓夫这一决定,喜形于色。他说出版社并不难找,他已经摸过美国时代公司的底。谈判之初,出版商对于所提供稿件的可信程度表示怀疑。写信的方式并不可取,因为极易败露。一个聪明脑袋瓜想出了主意,决定请照相机来帮忙。有人从维也纳给赫鲁晓夫带来两顶礼帽:一顶鲜红色,一顶为黑色。赫鲁晓夫就这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顶帽子拿在手里照了一张相。出版商不久即收到照片,按照事先的约定,那张照片即可证明材料确系出自赫鲁晓夫的手笔,并同时证明他同意出版。
出版商将手稿的编译工作交给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牛津大学学生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做饭和打扫房间均无暇顾及。幸亏同宿舍的比尔·克林顿,也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主动承担了这些生活杂务。日后,塔尔博特当上了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
果然不出所料,克格勃乘赫鲁晓夫一次因病住院之机,千方百计地迫使谢尔盖交出全部手稿。谢尔盖认定已到了危急关头,需当机立断,着手准备在西方出书。他立即找到路易。事不宜迟,路易火速赴美,十天后回来说,事情已经谈妥:第一卷于年底或次年年初出书,第二卷因工作量大,几年后方可出版。
一九七○年十一月初,苏联当局得知《赫鲁晓夫回忆录》即将在美国出版的消息,惊恐万状,命令赫鲁晓夫立即去党的监察委员会。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后,赫鲁晓夫同意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中说,该回忆录纯系伪造,他本人从未将任何回忆录或者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任何人。
一九七一年一月,赫鲁晓夫见到了英文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八个月后他即离开人世。又过了三年,回忆录第二卷问世。该书已先后译成十五种文字。而在苏联,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四年之后的一九八九年,人们才在《星火》杂志上陆续看到回忆录的片断。
一九八八年,笔者在苏联《星火》杂志上读到关于赫鲁晓夫下台内幕的文章,如获至宝。久违了,赫鲁晓夫!我国普通百姓(包括笔者在内)由于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长期以来对赫鲁晓夫缺乏了解,对苏联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一九九一年,我将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所著《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原书名为《国家级养老金领取者》)一书译成中文,译稿也是几经周折,至一九九四年方与读者见面。此书首次公开披露了赫鲁晓夫下台内幕、晚年生活以及回忆录的写作出版经过。
一九九一年,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开始全文连载《赫鲁晓夫回忆录》,当时我曾萌生将这部回忆录译成中文的想法。北京一家出版社仿佛也有此意,甚至还请人就这个选题作过调研。后来不知何故中途搁浅。我又先后向北京几家出版社推荐,均遭婉拒。这也难怪,当时图书市场不大景气,如此煌煌巨著,资金、销路都是问题。只好就此作罢。
一九九九年,俄国莫斯科新闻信息出版公司出版了装帧精美、印刷精良的四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该书由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亲自编辑整理而成,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备的版本。而我国却无人问津。二○○三年,在一次小型聚会上,有人提出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的问题,在座的社科文献出版社许春山先生当场表示可以考虑。不久,这家出版社即正式决定出书,并开始同谢尔盖联系版权。
谢尔盖欣然同意,并希望仿照英译本,将原来的四卷本改成三卷本,各卷的副题分别定为“政治委员”(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卫国战争结束的政治经历)、“改革家”(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期间的活动)和“国务活动家”(外交活动)。还建议附录部分收入赫鲁晓夫夫人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笔记、回忆录写作出版过程、一九七○年赫鲁晓夫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审的速记记录、关于赫鲁晓夫葬礼的几篇文章以及赫鲁晓夫年表。我们都一一采纳。在翻译过程中,他又陆续寄来英译本第一、二卷的注释(在原书的基础上又有改动)、英译本第一卷的样书和几张卫国战争期间重大战役的示意图(原书没有)。这些对我们帮助很大。例如回忆录第一卷四百八十六页第一行“我是铃兰,我是铃兰。报文完,请回复。”这是一名通讯兵在报话机前一再重复的专业用语。其中“报文完,请回复”的俄文原文为приём ,查《俄汉详解大辞典》,找不到相应的术语。于是翻开谢尔盖寄来的英译本,此处译为over ,再去查《英汉大词典》over 词条,其中有个解释就是:报文完,请回复(无线电专业用语)。
说到这里,顺便将新版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以下简称三卷本)同黑色封面两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内部发行,书名分别为《赫鲁晓夫回忆录》和《最后的遗言》,以下简称两卷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中文两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是根据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和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的美国版本译出的。如前所述,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于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四年先后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所依据的正是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托人带出去的材料副本。
当初两卷本的出版,对于国内广大读者无疑是一个福音。在多年的信息封锁、思想禁锢之后,人们终于有了一个了望世界的窗口,终于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赫鲁晓夫在那里说三道四。这对于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赫鲁晓夫、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不无助益。在这方面,两卷本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当初特定的历史条件,美国版本的编辑加工是在没有作者参与、未同作者磋商的情况下进行的,出版者自作主张,将原稿中他们认为对西方读者缺乏吸引力的许多内容悉数删去,这样一来,根据美国版本译出的两卷本自然就少了不少材料,因而大为减色。
三卷本全书二百余万字。两卷本全书九十余万字。就是说,三卷本的篇幅相当于两个两卷本。内容自然丰富得多。此外,三卷本的注释达数百条之多,还收录了一百余张图像清晰的照片,并随文附有卫国战争期间几次重大战役的示意图。仅附录就有四百多页。这些都是两卷本无法相比的。
赫鲁晓夫回忆录,它的价值何在呢?
尼·谢·赫鲁晓夫,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克服重重阻力,率领整个国家冲出斯大林主义的樊篱并走上革故鼎新之路。数百万名政治犯获释,近两千万人恢复名誉。赫鲁晓夫主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西方修好,使苏联走向世界。在其执政期间,苏联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苏联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艘航天飞船,人类初次登上太空。当然,赫鲁晓夫毕竟也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产物”,也沾染了斯大林信徒的许多毛病,无论内政外交,均有不少败笔。例如在古巴部署导弹,搞得苏美两国一度剑拔弩张,几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使整个世界濒临核战争的边缘。又如他曾对苏联的抽象派画家大张挞伐。一九六四年十月,他遭遇“宫廷政变”,黯然下台。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他先后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画面,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他的一生和经历俨如整个苏联时期的一面镜子:革命,内战,饥荒,集体化,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有论者认为,如果不读他的回忆录,就无法彻底弄清苏联的兴衰和冷战的历史。
将赫鲁晓夫回忆录完完整整、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笔者有志于此久矣。眼看多年的愿望已经变成现实,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