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怎样读《论语》

　　◎蒋　凡

　　自从于丹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心得”以后，掀起了一股学习《论语》及传统文化的热潮。但我在我校大学生中略作了解，发现莘莘学子大多懒于阅读《论语》原著，而是乐于回味于丹《论语》心得。提倡学术的通俗化和生动化，“百家讲坛”之类的新闻大众传媒开一时风气，鼓动大众学点历史和哲学，提倡古人与今人的思想交流，应该说是有一定功劳的。但我同时又想到了孔夫子的教导：“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而殆。”于丹诸先生把艰深的学术这块肉骨头啃烂嚼碎，反哺大众，听者入口即化，省心省力又津津有味，诱发兴趣而乐于参与其中。但这只是文化学术下移的初级阶段。在目前经济大潮及拜金主义的冲击下，人们读书学习，容易产生浮躁心理，急于求成。这批热心听众中的某些人，浅尝辄止，误把于丹一家之言的心得，当成了《论语》本身，以为这就是历史上的孔子，就是学术。这是误解了于丹的本意。犹如精美菜肴，虽然营养丰富，但必须经过自己的咀嚼才有味，才容易消化吸收。听了于丹的讲座，就该进一步去学习《论语》原著，并且思考于丹所讲，哪些讲得好有启发，哪此还有不够，还可进一步研究探索。这就是遵从孔夫子教导，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方才有自己的而不是于丹的心得。于丹的心得再好，无法代替自己的学习与思考。具体地说，听了于丹讲座之后，就该乘热打铁，进一步阅读《论语》本身，不仅要知道历史上的孔子及《论语》是怎么回事，还应该思考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背后的“为什么”，再深一层，要思考古人的至理名言是否有现实的借鉴价值。也就是说，读古代经典，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在力求还原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知其然；然后思考隐藏在事实现象背后的本质，即知其所以然；最后，还必须具有现代反思视角，高瞻远瞩，会通今古，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意义，力求明其所当然。我们重读经典，阅读《论语》，研究孔子，如能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基础上，贯彻上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明其所当然的学术三原则，自能从学术的初级阶段，提高到中级阶段，甚至是升华到学术高境而受用无穷。以下具体谈谈学习《论语》、了解孔子的几个问题，以作入门之阶。

　　一、为什么要读《论语》。一旦明白了“为什么”，启发了学习的自觉性，则阅读《论语》并非外加的任务，而是一种人生的享受。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介绍孔子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千。”虽然所说不无溢美之辞，但孔子之称“先圣”，并非偶然。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而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作为中国人，不了解孔子，行吗？而要了解孔子，就必须读他的有关著作。据传孔子作《春秋》；写过《易传》（如《易·系辞》、《文言》等）；《礼记》等儒经中记有孔子言行；诸子著作（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中记有孔子言行。但是，上述著作因存在可靠性问题，墨子、庄子、韩非等属儒家的反对派，会不会故意丑化孔子呢？而孟子、荀子属儒家学派，会不会故意抬高本学派的祖师爷呢？这都值得怀疑。因此，上述著作有关孔子的记载，只能作参考，而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但《论语》则性质不同，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很明显，“论语”之名早已有之，是孔子死后，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相与追述讨论先师言行思想而编篡的著作，其性质近于实录。其成书时间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其著作时间最近孔子，或是去圣未远，因而其所传闻，较为可靠，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原貌，是了解、研究孔子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历史文献。因此，要知孔子，《论语》是必读之书，无法超越。

　　二、《论语》版本问题。据《汉书·艺文志》，原有《齐论语》二十二篇，《鲁论语》二十篇，《古论语》二十一篇。各本文字略有不同。在汉成帝时，帝师张禹把《鲁》、《齐》二《论语》融而为一，但篇目以《鲁》为准，号称《张侯论》。汉末大儒郑玄以《张侯论》为据，参照《齐》、《古》诸本而作《论语注》，在今残存的郑注本中，可以略窥鲁、齐、古三本《论语》之异同。今天所用《论语》，大致是郑玄整理的《张侯论》本子二十篇。古今《论语》专家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近真可靠的本子，一般读者可以省心阅读。

　　三、该读哪些注本的问题。由于语言发展的历史变迁，古今语言有些隔阂，因此，借助前人注本来阅读和研究，是必须的。但是，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古今《论语》注本多达三四千种之多，到底读哪种注本为好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注本较为重要，可资参考。第一本是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疏的十三经注疏本。此本有几个好处：一是保存了许多已经散佚的汉儒旧注。何晏《集解·序》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所称诸家，包括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二是《集解》之注，合儒、道二家之说以行。作者之中郑冲等属儒家，何晏、曹羲等属玄学家，体现了某种学术自由讨论的风气。三是何晏以玄学家的新视角，调和儒、道思想，把旧注名物训诂，提高到义理阐释的新高度，体现了合《老子》、《周易》以重新解释《论语》的新倾向，成为后代注《论语》的义理之祖。第二本是宋代朱熹《论语集注》。朱熹于乾道八年（公元1172）集宋儒二程、强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诸家之说，取精用宏，成《论语精义》，并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改编为《论语集注》。该书参照各家学说，系统发挥了宋儒理学思想，他一方面简要疏通文字，一方面重在儒家伦理道德的义理发挥。后来，《论语集注》编入《四书集注》中，成了元明清时代科举的思想依据，影响深远。第三本是清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此书突破清代学术的汉、宋门户之见，折衷众说而自成一家之言，是清儒研究《论语》新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旁征博引，注释详尽而折衷得当。刘恭冕在《凡例》中说：“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而郑君（按：郑玄）遗注，悉载《疏》内。至引申经文，实事求是，不专一家，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其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若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以正向来注疏家墨守之失。”第四本是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伯峻学殖深厚，具有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杨树达是一代学术大师，著有《论语疏证》，把三国以前征引《论语》的有关资料加以疏列，时出己意加以按语。其学术成果，《译注》多有汲取。《译注·例言》说，本书目的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其“译文在尽可能不走失原意并保持原来风格下力求流畅明白”，有利于提高自学者阅读古书的能力。作者自述著述之甘苦说：“本书虽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译注》的灵魂。书后附有《论语词典》，便于读者检索，以便“弄清《论语》本文每字每词的涵义”，为读者提高古文阅读能力，大开方便之门。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孔子史称圣人，但“五四”运动却要打倒孔家店。这正反二极，各有其正确与谬误的两面性。孔圣人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有伟大之处，同时也说过不少昏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歧视妇女，很有偏见。“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乡觉》），一付巴结上司的可怜相。虽说事体不大，但却说明了圣人并非处处高明、句句真理。他是儒家的开山祖，积极入世，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但是，后世儒家发挥他的思想，大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高尚的道德，送到了功名利禄的路上，早把孔子富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的教导抛到爪哇国去了，显出了言不由衷的虚伪性。道德要求高，后儒做不到。这是谁的责任？如果追究始作俑者，祖师恐怕难辞其咎。传统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我们读《论语》时，要善于反思，不否定一切，也不要随便附和叫好。要把孔子放到特定的历史中去作动态的考察，千秋功过，任人评说，而不能只说一面之辞。

　　灯下漫笔，春寒料峭而身畏瑟，文章不成片断，就此打住。祈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