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物权法草案的反对者——巩献田

　　◎马国川

　　历经八次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在二○○七年三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高票通过。参加表决的二千八百八十九名人大代表中，有二千七百九十九票赞成、五十二票反对、三十七票弃权。这一法律将于二○○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人们认为，这一法律的通过，发出了中国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信号，再次宣示中国将不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英国《经济学家》文章认为：“中国制定物权法是经济改革和法治的一次‘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胜利’，表明中国越来越关注民生，越来越倾听民意。”

　　作为从法律上明确保护私人财产的一项重要举措，《物权法（草案）》从研究起草到通过，历时十三载，经过了八次审议，成为了全国人大立法史上审议次数最多的一项法律草案。在审议过程中曾引起了广泛的论争。这份草案在二○○六年的全国人大上就曾被提请讨论通过，可是后因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巩献田的一封公开信而被搁置，此后的讨论更为激烈，有人认为项献田的这封信是“最牛的一封信”，反对巩献田的人则认为这是“世纪最荒谬的质问”。

　　巩献田是怎样一位学者，《经济观察报》曾刊登马国川撰写的《巩献田这个人》一文，对其作了介绍，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场争论，现将此文摘发如下——

　　——编　者

　　巩献田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晚年暴得大名。

　　六十三岁的巩献田是一个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十八岁那年，巩献田从山东农村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学习法律。当时的学制也是四年，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本应在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巩献田和他的同学们，毕业时间整整推迟了一年。直到一九六八年，他才离开大学校园。

　　巩献田清楚地记得，在“如火如荼”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他和同学们一起从北京出发，步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中途去了大寨，还去了刘胡兰的家乡。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他们就是在延安度过的。

　　毕业时，已是中共党员的巩献田响应号召，主动提出要到边疆地区锻炼。他选择了三个地方：内蒙古、黑龙江、广西，最后，他被分配到吉林工作。此后，他在许多地方工作过——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北大荒抬过石头，也在山东的人民公社做过秘书。十年之后的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的法学研究生，”巩献田回忆说，“我学习成绩不错，大学一直是学习委员。”

　　法学研究生毕业后，巩献田在北京大学执教一年，旋即被国家选派到南斯拉夫学习。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习外国经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是学习南斯拉夫。”巩献田说。与他同去的人，两年后就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了，巩献田却在南斯拉夫整整学了五年。他感慨地说：“人的一生很复杂，会遇到各种人。我在南斯拉夫就遇到了一位‘财迷’的导师。在南斯拉夫，导师带学生，国家会给许多补贴，这位导师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让我毕业。”

　　后来，巩献田改投一位女导师，学习一年多后，才最终毕业。

　　一九八七年，获得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大学博士学位的巩献田回到祖国。在巩献田看来，中国与南斯拉夫虽然相距万里，但同处于改革时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加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人们的思想混乱。他在思考：长此下去，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哪里？自己能够为纯洁社会思想、维护共产主义的理想做些什么呢？

　　自此巩献田开始了在北京大学的执教生涯，一直到今天。他在二十年之前思考的那些问题，如今仍然伴随着他。

　　一九九○年，巩献田晋升为副教授。次年，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的副部长，在教书之余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一九九二年，巩献田辞去了学生工作部副部长的职务，“因为学生思想混乱，很不好做，所以我就辞职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

　　巩献田的专业是法理学，他讲授的课程有《法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研究》、《法学概论》等课程。他自嘲地说，有人说他僵化、保守、古板，教的那套东西过时了。他当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共党史，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马克思革命理论有了较系统的研究”。据称，自一九九二年以来，他发表的论著大多横跨政治、法律两个领域，比如专著《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比如论文《德法并举，长治久安》等等。

　　一九九七年，巩献田晋升教授。次年，他开始招收博士生。他曾让他的博士生做一项研究，统计分析自改革开放开始到二○○五年某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马克思主义（包括马、恩、列、斯、毛、邓）著作的情况。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他自己和巩献田“是很独特的搭配”，“学生答辩的时候，我们俩的座位是他永远在最左边，我在右边。……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往往是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再考虑怎么回答问题。巩献田会提到尖锐的涉及到毛主席评价的问题”。

　　巩献田承认贺卫方的说法部分属实，“那是因为教室是坐东朝西的，每次答辩我总是先到，就坐在靠门较近的南边，贺卫方总是迟到，就近没有位子，就坐在离门较远的北边。两人的座位确实是一左一右。”但是他否认学生左看右看。“学生答辩怎会那样呢？”至于观点，巩献田说两人确实不同，“而且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

　　中国社会没有良好的民法传统，存在着民法、刑法不分的现象，虽然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进行了两次民法法典运动，但是无论是大清民律草案还是民国时期的民法，最终不过是摆设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于一九五四年、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九年进行了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都无果而终。一九九八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定民法起草工作“三步走”的规划，首先制定物权法。物权法是民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四年八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起草的两份物权法草案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三次审议了物权法草案。并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是继一九五四年宪法、合同法、婚姻法等之后，我国第十二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这是调整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对如何保护私有财产进行详细规定的法律，因此，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后，公众反应积极。仅仅一个月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意见一万多条。

　　当时，巩献田并没有关注物权法草案。他事后解释说：“我不是学民商法的，《物权法（草案）》照理说和我无关。”

　　不过，二○○四年八月，也就是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形成《物权法（草案）》修改稿的同时，一位来自香港的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他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炮制“民企神话”。随后，他的演讲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在网上发表、传播，掀起了“郎旋风”。

　　巩献田的注意力被“郎旋风”所吸引。他一直坚持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郎咸平“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的看法也引起他的极大共鸣。因此，他与持有相同观点的人频繁接触，思考以什么方式保护国有资产。

　　在“郎旋风”所引起的改革反思潮中，为了“保卫国有资产”，巩献田组织了有一百八十五名学者参加的“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保卫国有资产，维护公民劳动权”的活动，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收效不大。不久，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石击起千层浪，被一些人称为“刘旋风”。这让巩献田感到振奋。因为刘国光所批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正是巩献田一直以来所忧虑的。他由衷饮佩刘国光，尊敬地称他为“刘国老”。

　　此时，关于《物权法（草案）》的讨论正在社会上热烈展开。“一个老朋友建议我应该看看。”巩献田透露，这个“老朋友”就是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马老给我打电话说，‘小巩，《物权法（草案）》你应该好好地研究研究’。”

　　马宾，建国后曾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他执笔写的鞍钢经验报告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称赞，被称为“鞍钢宪法”，后担任冶金部常务副部长，退居二线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如今，马宾已年登九秩，但依然非常活跃，坊间不时有他署名的《论形势与任务》之类的文章流传。

　　巩献田“好好地研究研究”了《物权法（草案）》。“我感觉到问题很严重。这部法的立法技术相当低劣。这是为全中国人民立的法，关系重大。所以我就没有更多地考虑，写了那封公开信，因为他们违背宪法在先。”

　　这封信，就是著名的《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公开信总结《草案》有四个背离：一、背离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和概念，迎合资本主义民法原则和概念，有人在“奴隶般地抄袭资产阶级民法”，“照抄陈旧的资产阶级民法概念”；二、背离我国革命根据地和建国后的人民民主法制的优良传统，迎合资产阶级的旧法传统，它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没有什么根本和原则区别；三、背离一九八六年《民法通则》的社会主义原则，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谬误；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法原则和传统，迎合资产阶级立法原则和传统。

　　巩献田非常感谢互联网，他说，“互联网有共产主义因素”。在全民大讨论热烈之际，巩献田在网上发表的公开信“犹如一声炸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回响。支持《物权法（草案）》和反对《物权法（草案）》的双方展开了激烈论战。一方称巩献田的公开信是“最牛的一封信”，另外一方则称其是“世纪最荒谬的质问”。

　　“这实质上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中国民商法权威江平教授说，巩献田等人先将对《物权法（草案）》的争议上纲上线，“已经超出了物权法的范畴，他们实际上是觉得改革开放出了问题。”

　　因为这封信，巩献田名声鹊起，一时间成为北京大学风头最健的教授。

　　后来，教育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把巩献田的意见上报中央。一个月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数位领导邀请巩献田到人大宾馆进行了长达“八十分钟的谈话”（巩献田语）。在二○○六春天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物权法（草案）》没有被提请审议。媒体开始高调报道此事，有的称“一封公开信叫停了《物权法》”，有的称“一封信影响立法进程”，还有的称：“巩献田教授单枪匹马狙击《物权法（草案）》”。

　　《物权法》主要起草者之一、全国人大代表王利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一封信搁置了物权法立法进程’的说法是夸大其辞了。”巩献田也否认“搅黄物权法”的说法，“我知道他们都说这部法律是让我给搅黄的，我说原因不在我，而是你们的内容在本质上存在问题，只是现在问题被发现了而已。”

　　但是立法进程并没有停止。在进行了一次次的修改后，《物权法（草案）》的第八稿终于被提交到二○○七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

　　有人说，在二○○六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物权法（草案）》前，有关部门曾经派人找过巩献田，只要求他回答一个问题：“你是只反对《物权法（草案）》本身，还是也反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巩献田回答，“我都反对。”对方不欢而散。

　　巩献田对此说法断然否认。“自从二○○五年九月人大法工委邀我谈话后，再没有任何部门——包括北京大学党委——找我谈过话。”他说。

　　不过巩献田也承认这种说法“事出有因”。“可能是和二○○五年人大法工委领导找我谈话的内容有关，”巩献田回忆说，“当时谈话时间很长，我也坦率地谈了自己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当时的一位人大法工委领导说，‘看来，你不但对《物权法（草案）》本身有看法，而且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也有看法。’”

　　他也否认了“巩献田已经认同了《物权法（草案）》”的传闻。他说，《物权法（草案）》的第八稿吸收了自己的许多意见，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巩献田说，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面对存在许多问题的《物权法》，要用宪法来“整合”它，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那些违背宪法的条款自然是无效的；同时加快制定国有资产法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布法等法律，不是说要对国有资产和私有财产进行同等保护吗？既然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制定出来了，那么就应该加快制定保护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法。

　　巩献田喜欢书法，担任着北京大学书法爱好者协会的秘书长。他说：“我是想出名的没有出名，不想出名的却出了名。我喜欢书法，但是书法没有出名；不想搞什么争论，却因为《物权法》出了名。”■

　　民主是个好东西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名字——俞可平，几乎一夜之间传遍所有的海外中文媒体。原因是他的写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他的一本小册子《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序言。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日报》摘登了这篇序言，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全文加以转载，当日，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纷纷转载。如此不同寻常的转载，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广泛注意。不少博客们在网上的转贴和论坛中热烈讨论。海外的媒体更是关注，并引发丰富联想。这篇文章的论述，被视作对传统意识形态表述的重大突破。“美国之音”连续进行专题报道，香港《亚洲周刊》更以《中共智囊建立合法性新论述背后》为题，发表长篇文章。

　　作者俞可平现年四十七岁，是政治学、哲学双学科的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全球创新咨询专家、法国高层重要思想库“政治重新基金会”的外籍监事等职。此外，一直有传闻说他上可“通天”。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序言

　　谢寿光社长数度敦促我将近年来的一些访谈辑集出版。他的想法不无道理，因为访谈的问题往往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访谈者面对媒体也总是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故而，访谈录倒不失为集中展示学者观点的一条捷径。我不是那种明星型的学者，一般不接受媒体采访。经常的情况是，当记者访谈的问题也正是我希望引起社会关注时，我便欣然接受采访；或者当觉得某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时，我便主动向编辑记者约访。由于这个原因，我的访谈文章并不多，这个集子差不多收录了我的全部访谈。

　　我把这个集子起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我二○○五年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不少读者可能会问：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还有什么好说吗？是的，这有很多话可以说，而且应当好好说一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们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他们的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当然，他们不喜欢也不会明说，而会说，民主怎么不符合国情民情，民主的条件怎么不成熟，公民的素质怎么不行；或者说，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重视政治的过程和程序，它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如一位著名政治家讲的那样，民主是一种比较不坏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能包医百病，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甚至常常连起码的衣食住行问题都无法解决。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现代化，更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上面说了这么多，都是对书名的解释。最后，我还得就本书的内容说几句。本书收录的访谈，大体上包括了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政府创新、全球化、公民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等；也反映了我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代表性理论，如增量民主、动态稳定、民主治理、多元社会、政府创新、公民社会和全球化等。由于是访谈文章，主要对象不是专业学者，而是普通读者，所以不太注意学术规范，而重在深入浅出和明白易懂，对一些问题也多是点到为止，不能做充分论证。十分感谢采访过我的编辑记者和发表这些访谈的报纸杂志，许多媒体朋友不但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富有见地，事实上我与他们分享着本书中的许多思想和观点。也要再一次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本书的编者闫健同志，不是他们的催促和帮助，就没有本书的出版。■

　　谁毁了长城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我们正在自毁长城！

　　你知道这些年来长城是在如何加速损毁吗？两位外国人给我们留下了极珍贵的见证。

　　这是两个同叫威廉的人，一个在近百年前考察了长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一个是近年来循着老威廉的足迹，在原地点重新对长城进行了拍摄，两相对照，实在令人寒心，长城遭到的损毁非常严重！

　　以下是年轻的威廉·林赛撰下的一篇文章，从中我们可以对长城的现状有真切的了解——

　　威廉·盖尔来自美国宾州道埃斯顿城，作为传教士兼探险家，他于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年全线考察长城。与他人不同，他在回国的时候除了自己拍摄的照片之外什么都没带走。在此之前，长城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鲜为人知。回国后，他关于长城考察的演讲往往座无虚席，尽管用烛光幻灯机放映的影像摇曳不定，却使听众为之倾倒。一九○九年，盖尔的著作《中国长城》问世，这无疑是第一部外国人关于长城的专著。

　　然而我首次“结识”威廉·盖尔，并不是因为有意重摄长城，而是通过玛约里·黑寒尔·笛尔曼女士的牵线搭桥。二战前，笛尔曼女士曾与丈夫在日本东京居住，收藏了大量关于亚洲历史、文化的书籍，其中便包括威廉·盖尔的《中国长城》。一九八九年的一天，已返回伦敦的笛尔曼女士在广播里听到我在播讲不久前完成的长城探险以及刚刚出版的《独步长城》一书。笛尔曼女士认为，威廉·盖尔所著《中国长城》的下一个拥有者非我莫属。不久，她便把书寄给了我。

　　《中国长城》里使用的照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使我惊叹不已。其中一幅照片展示的长城似曾相识，引起我的好奇。这段长城在北京东面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处的偏僻地方。我对此了如指掌，因为一九八七年曾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为的是以它为背景用相机定时器给自己拍一张照片。或许是命运使然，编辑把这幅照片用在《独步长城》一书中。就这样，相隔八十年的老少两个威廉在此相遇——威廉·盖尔坐在地上，头戴一顶盔帽；而威廉·林赛戴着一顶军用皮帽在行走。我注意到新老两张照片有一处显著不同，威廉·盖尔的照片上有一座敌楼在威廉·林赛的照片上已经不见踪影。兴奋的心情顿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沮丧。岁月流逝，一六四四年以后不再担任防御工事功能的长城，也在悄悄改变着容貌。长城，特别是所谓的“野长城”正在消失，很多地段的长城我只能凭借想象构建它昔日的风采。

　　长城脚下有一个农家小院，新千年到来的前夜，我从那里向上攀登，打算到午夜时分到达长城。仰望山脊，背光下的敌楼轮廓依稀可见，敌楼上的那些射孔像眼睛，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的每一步；南面是北京，长城背后的光就来自那里。我又想起和威廉·盖尔的那两张图片，光阴荏苒，脚下的长城是怎样迎接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到来的呢？时光的流逝何等迅疾，长城又是以怎样的速度老化？在新的世纪中，它又将遭遇怎样的命运？

　　一九八二年，我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做客的时候买了一个地球仪，长城是这个地球仪上标出的唯一人造建筑物。然而二○○四年，我再次访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又买了一个地球仪，却发现地球仪上的长城消失了。是地球仪制造商的疏忽，还是长城真的变短、变矮了？

　　许多地方的长城已不复存在，这我早就知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伤心。因为从儿时起，我就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我是通过《牛津学生世界地图集》与长城结识的。我告诉家人早晚有一天，我要去中国探险，从万里长城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九八七年，我终于用七十八天完成了儿时的梦想。然而在这七十八天中，竟有一半时间根本看不到长城。十六世纪中期，中国人曾经大规模地修建长城；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长城却遭遇空前浩劫。我徒步考察长城，就是在这浩劫发生后不久进行的。十六世纪，一些传教士把关于长城的信息传到了欧洲。他们说，在这个帝国的北部有一堵非常长的墙被用作防御工事。随着这些信息越来越多地传播到欧洲，用城堞表示的长城终于出现在西方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幅中国地图上。这幅中国地图由亚伯拉罕·奥尔特留斯绘制，见于一五八四年版《寰宇全球》（Theatrum Orbis Terrarum）。四年后，长城出现在全球第一幅公开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从那时直到不久前，长城一直作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标志性建筑物在世界地图上标出。

　　那么，长城为什么从地球仪上消失？哪里还有长城的残段？长城的保护在哪些地方取得了成功？在另外的地方为何遭到失败？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重摄技术能够回答这些问题。重摄，就是把现在的长城拍摄下来，与老照片对比，这样就能直观地显示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长城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知道，要想完成这个使命，我就得再次走完长城全线，而不仅仅是再次造访早就被人们拍摄过无数次的八达岭——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有外国人登上八达岭长城，从那时到现在，携带相机到此一游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不过幸运的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首先是互联网和数字成像技术，使得重新拍摄长城成为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已经陈旧发黄，过去只能在抽屉里或博物馆收藏库里睡大觉。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和数字成像技术，我们就能在网上搜寻它们，从而买到真品或者获得用扫描技术制作的复制品。这些老照片，成了我重摄长城的参照。

　　到二○○四年，我已经搜集到四百多幅长城老照片。按分布地区归类。我挑选出其中八十幅最有代表性的照片，按照从最西面的玉门关到最东面的山海关的顺序摆放在书房六平米的地板上。这样一摆，就勾画出我将面临的巨大挑战。我知道，迎接这个挑战绝非易事。具体地说，我得大海捞针，在世界上最长的建筑物——长城沿线找到八十个小得不起眼的地方。须知当年镇守长城东端的士兵，每天要比镇守长城西端的士兵早一小时二十分钟看见日出。长城之所以是“长”城，就是因为它的确长。

　　重摄长城，是从距离格林尼治九十二个经度的玉门关开始的。这是我最没有把握的一段拍摄，因为玉门关一带的长城，主要是公元前一百多年修建的汉长城，对明长城考察颇多的我却对更为古老的汉长城了解有限，对于能否找到它们的拍摄地点，我更是心中无底。

　　首次拍摄玉门关长城的是奥雷尔·斯坦因。就像他的许多其他发现一样，对汉长城的发现纯属偶然；尽管他被认为是敦煌文物的盗贼（因从敦煌千佛洞盗走数万卷价值连城的古代写卷，此人在中国声名狼藉），而且在发现和挖掘汉长城文物时对长城有所破坏，但毕竟是他率先找到并确认了长达一百公里的汉长城，并进行了发掘和拍照。为了寻找他在戈壁沙漠中的足迹，我拜访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岳邦湖研究员。

　　我请岳老看了我从伦敦大英图书馆搜集到的八幅老照片，这位时年七十八岁的考古学家向我介绍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他考察汉长城的成果。他的话坚定了我的信心：汉长城结构独特，加上沙漠地区人迹罕至，有利保护，因此斯坦因拍摄汉长城的绝大多数地点，应当能找到。

　　奥雷尔·斯坦因拍摄了八个地点的汉长城，我找到了其中七个。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九十九年间，所有这七个地方的汉长城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奥雷尔·斯坦因曾经在一段芦苇长城前留影，并且在《埋藏于中国大沙漠中的古遗址》（1921年伦敦版）一书中予以描述。我找到了这段长城，这算是我的一个最有趣的发现。

　　距敦煌以东三百七十公里的嘉峪关位于明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就在嘉峪关城墙的旁边。馆长李晓峰是我的东道主，他审视了威廉·盖尔当年拍摄的照片后，带我去看此地长城最远处的那座墩台。确切地说，这座墩台才是明长城的最西端，与长城入海处的老龙头同样重要——我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老龙尾”。

　　威廉·盖尔是一九○八年造访嘉峪关的。关于这个墩台，他写道：“我们骑骡子来到这里，造访万里长城真正的终点。我们发现，嘉峪关本身并不是长城的终点，长城的真正的终点位于嘉峪关西南十五里处。这座建筑物并不紧靠南面的山，而是建在一座大约二百英尺高的陡峭峡壁上；峡壁几乎成直角，像工程人员凭铅垂线砍出来的。克拉克先生往山下丢了一块石头，他的心脏跳动八次之后，才听见石头落入山下河水的声音。”

　　墩台看上去像个土墩，因此称“天下第一墩”。在老照片中，“第一墩”在地平线的左上方，蹲踞在一个高八十二米的峡壁上。讨赖河在峡壁下的谷地中流过，在转弯处全力冲刷第一墩下面的峡壁。据李晓峰介绍，为了减轻河水对峡壁的冲刷，保护这座墩台的遗址，当地于一九九九年修建了一条防波堤。他说：“讨赖河曾经拱卫过这座墩台，后来却成了墩台的破坏者；它年复一年冲刷峡壁，这样下去总有一天墩台会崩塌。”

　　在我动身去陕北的时候，除著名的镇北台外，对于能否找到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我是相当悲观的。我在神木下车，随后驱车穿越沙漠，纵目望去，除灌木丛外，这里没有一点儿绿色。费雷德里克·克拉普当年的描述出现在脑海，好似警告我切莫奢望找到他当年拍摄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谁知有多少地方早就被黄沙掩埋？

　　克拉普是这样描述这个地方的：“在神木县跋涉三天后，我们在六月十七日终于首次见到一堵长墙。在神木县，我们沿着这‘边境防卫墙’走了三天，一直走到榆林府。这墙是用夯土筑成的。据说除我们外还没有外国人来过，我们走过的地方大部分是流沙滚滚的荒野，实际上是海拔五千英尺的沙漠。沿途我们见到不少庙宇、烽火台和长城的残段，说明这个地方曾经是战略要地。一天，我们来到了长乐堡，这座城镇几乎被沙掩埋——要进城，就得从沙堆爬到城墙上。”

　　我心知肚明，在美国地质学家弗雷德里克·克拉普一九一四年走过的鄂尔多斯大沙漠中寻找他拍摄过的地方，等于大海捞针。我走进长乐堡附近一个村庄，找老年人打听。

　　“美国人拍的？”一位六十岁的老教师问道。我要找的地方他也不清楚：“说不准在哪儿……没准早就没了。等等，也许就在附近……去瞧瞧再说吧。大老远来的，不瞧一眼也可惜。”

　　我在这一带可不止瞧了“一眼”。一连三天，我时而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跋涉，时而登上山坡，时而走进村庄，问了不知多少人都没有结果。有一次我坐在吱吱作响的牛车上过河，差点儿连同两台贵重的相机（一台是奥林巴斯，一台是莱卡）和十多个胶卷一道被甩到浑浊的河水里。

　　就在我用“已经尽力”这句话自我安慰的时候，我结识了陕北人李生程。李生程出生在长城脚下的安边小城，一九九二年，他步行一百零八天考察了全部陕北长城，从府谷到盐池走了整整九百公里，考察了沿途一千一百一十五处长城烽火台遗址，每一处他都拍照、编号。他对我说：“让我们查查看。”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这是‘玄路塔’（附近一个小村子的名字），是九十四号烽火台。”

　　于是我返回神木与李生程见面，我们俩搭伴赶到玄路塔所在的神木县高家堡镇，然而还得耐心等待。时值七月，天气潮湿，天空老是阴沉沉的。为了等得云开雾散以便拍摄，我们俩在村里一家农民的窑洞里住了两天。

　　新照片显示过去的玄路塔已经崩塌，老照片上的前景现在修了一条路；不过新旧照片上都有天边的两座烽火台，证明玄路塔就在此。

　　河北省涞源县境内的长城战略地位重要、建筑质量高超，因此一九三七年聂荣臻将军麾下的八路军据守此地，抵抗日军侵略。拥有五百年历史的明长城是按照“居高临下”的战术思想修建的，这个战术思想在抗日战争中仍然适用。山脊上的长城有许多俯视山坡、谷地的制高点，进军的敌人可以一览无余——无论是对付古代野蛮人还是现代侵略军，这一点都非常重要。古老长城上的敌楼在这场现代战争中也发挥了作用，中国军队把敌楼用做营房、军火库，还在长城上设置机枪阵地。中国摄影师沙飞拍摄的长城抗战照片本来用于宣传，却把长城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二○○五年与二○○六年相交的那个最寒冷的一周，严欣强陪我重摄这段长城。此时滴水成冰，四五级寒风刮个不停，拍摄的时候我都不敢脱掉手套。尽管如此，我还是拍下了那些曾经功勋卓著、现在却已崩塌的敌楼。

　　我住在北京，古北口近在咫尺，然而老照片上的那些长城敌楼、道路也很难找。不少长城建筑物早就没有了，要是没有几位老先生向我传授口述历史，我将根本无法在老照片拍摄的地点重新拍摄。我手中有一幅上世纪二十年代拍摄的古北口城全景照片，前景有三座庙宇，照片中部潮河右岸并肩屹立着有名的姊妹楼。我走近附近的西水峪村，找人了解此地长城的沧桑。

　　八十二岁的吕文财居住的西水峪村，距姊妹楼仅二百米。他仔细看着这张一个世纪前拍摄的照片，喃喃地说：“姊妹楼不见了，都破坏了！”

　　吕文财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姊妹楼中设立了机枪阵地，抵御入侵日军，结果姊妹楼遭到日军轰炸——这是姊妹楼首次遭到的破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解放军在这里修铁路，他们拆下姊妹楼和附近长城的砖用以修建临时营房，使姊妹楼再次遭到破坏。他还说：“部队撤离后，附近农民纷纷把长城砖拣回家修院墙，垒牲口圈。要是有一天国家有钱把姊妹楼重建起来那就好了。”

　　潮河对岸，关于古北口的原有的长城建筑物和清澈的河水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在北门村，我们找到了正在晒太阳的刘永平老先生。九十二岁的刘老先生依旧记得当年的长城和古北口的两座城门，一座是北门，老照片上的是第二座。他指着老照片上的一个人说：“瞧，这就是我！”老先生可能没说错——赫尔曼·康斯坦自摄这照片的时候，他已经十四岁了。刘老先生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外国人从村里路过。现在我老了，不过我希望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北门口在眼前重新站起来。”

　　在我搜集的长城新老照片中，数八达岭最多。我请八达岭特区管理处李满主任看这些照片，李满和他的同事们都注意到，对比当年，八达岭一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幅是约翰·汤姆森一八七一年拍摄的水关照片。现在的水关，画面上有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还有一处收费站。在我拥有的八达岭长城老照片中，这幅拍摄的年代是最早的。画面上的万里长城在巍巍群山中蜿蜓爬行，当时一位旅行者曾说过“此处人迹罕至，只有狐狸、老鹰是常客”。而今天此地则人满为患，八达岭长城怀抱的是停车场、货摊、咖啡馆、书店，甚至还有熊乐园。

　　为了直观地报道长城今昔，我曾数次考察明长城全线，行程超过三万多公里。我携带老照片长途跋涉，追寻长城变化的线索，寻找老照片的拍摄地点，在深草密林中趟路。同一条路，我往往要在一年，甚至一天中重走好几次，为的是找到最佳的拍摄时间。成功的机会当然有，有时却一无所获。当我的心情沮丧的时候，我想的是我来得太晚了，晚了几十年，长城早就没有了。在一些地方，我找不到记得长城过去模样的人，甚至连在乎长城发生了变化，希望知道为什么发生变化的人也找不到。

　　在我收集的大量照片资料中，许多是威廉·盖尔拍摄的，也有许多其他人拍摄的。无论如何，站在九十八年前威廉·盖尔拍摄的地方重摄长城，总是使我兴奋不已。如果没有威廉·盖尔的照片，如果两个威廉中的一个没有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那么我——威廉·林赛，不会在长城最需要保护的时候重摄长城。我之所以有能力重摄长城，不仅是因为早在一九八七年我就独自完成了长城徒步考察，更因为我还有一个同道者，一位长城考察的先驱；正是他，启发我再次为长城留影，尽管这个时机晚了一些。

　　拍摄完毕后，我把所有GPS数据记在笔记本上。重摄长城、跟踪长城的变化应该持续地进行下去。将来的某个时候，应当有人再次来到这里，拍摄那个时候的长城。我相信，几十年后，会有第三个威廉致力于长城的保护，这个威廉将把长城的下一轮变化记载下来。那时的长城也许不复存在，也许得到了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