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会在21世纪消失吗?
◎牛康博士
哈姆雷特疑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关于书的疑问:存在,还是消失?这是个问题。
牛康博士:先读一则虚拟的故事——一百年后的虚拟故事——
一对爱书的老夫妻,由于年轻时候读过许多书,不能为“N后现代”社会所容。他们试图为儿孙们讲述书中的故事和自己的读书心得。孩子们纷纷放下电子玩具,吓得大哭起来。因为“N后现代”的孩子们只知道操纵轻型飞机上天游玩,或者安坐家中享受机器人的服务,却从来没有看过书,甚至不知道有一种叫做“书”的东西存在。老夫妇自感不合时宜,决定把所藏五千册书卖掉。但是卖给谁呢?夫妇俩逢人便问,对方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不,我们不信教!”也合该夫妻俩绝处逢生,书终于卖掉了。买者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说正好用这些书去完成他的学术论文,题目叫:人类的文化遗迹——书。
好了,故事讲完,辩题也出来了:
书在21世纪会消失吗?
或者是:在二十一世纪,书该不该消失?书会不会成为人类的文化遗迹?
当然,所谓“书”,也包括刊物杂志乃至报纸,也就是用纸张印着文字的阅读物。
对书生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辛酸的话题;不幸的是:本博士也忝为“书生一族”。虽然如此,本博士作为“舌战会”代理主席,当能做到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慌不忙,不阴不阳。所以,双方辩手尽可放心放胆,勿疑勿忌,鼓唇摇舌,辩将起来!
今天破例,先请反方开辩。
反方:一切都将成为遗迹
主席先生读的一则故事,看上去好像是虚拟性的;但不幸的是,这虚拟必将成为现实。
文字或图画印在纸上装订起来,我们就称它为“书”。书是一种载体,在它前面有几代老祖宗,我们不妨回顾一番。
三千年前,文字是刻在龟的甲壳或野兽的骨头上,那文字叫“甲骨文”。一块龟壳刻一篇,通常不满十个字,只好刻一句“香浓可口,味道好极了”之类;要刻一首七律或七绝也难。当然大海龟的甲壳大,大概可以刻一篇“妲己娘娘试穿迷你裙”小特写,而这特写也只能是“迷你”(超短)的。如果请微刻专家来刻,或许能刻上一个苏童的中篇小说;但这样的话,满街就都是“祝枝山”了,——用放大镜看文章,而且恐怕都是三千度近视。
甲骨文时代之后,是金文时代,文章铸刻在青铜器上。一尊青铜钟鼎能刻几百字的文章,比甲骨进步了。如今你买一本徐志摩的《爱眉小札》,胳肢窝下一夹,很潇洒;但如果青铜金文铸刻的《爱眉小札》,你就非要出动起重机和十吨大卡车不可。
金文时代之后,是竹简时代。用刀把文字刻写在竹片上,再用细绳把它们一片片连缀成册(“册”就是竹简边缀的象形字);几篇文章(或一篇较长的文章)为一个单元,可以把它们卷起来;——所谓牛康文集第几卷的“卷”,就是由此而来(牛康主席非常谦虚地摆摆手)。当年秦始皇每天看文件,有两个宦官在旁边忙着展开,卷起;卷起,展开……像摆地摊卖席子的。
再后来有蔡侯纸,抄写成书;再后来有毕氏活字排版,印刷成书;再后来……
今天还有谁在甲骨上写情书,在钟鼎上著书立说,用竹简起草红头文件?没有了,都没有了。一切旧的都将从人们的生活中退出,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遗迹。
书当然也是这样。对方辩友有何高见呢?
正方:书与现代文明同在
对方辩友说,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遗迹。说“一切”是不是太绝对了?
十万年前山顶洞人用嘴吃东西,一万年前的古人用嘴吃东西,今天作为现代人的对方辩友,你们不是还是用嘴而不是用耳朵吃东西吗?我们的“嘴”没有成为“遗迹”,十万年后也不会。
人类创造了文字,文字是文明的标志。诚如对方辩友所说,文字从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钟鼎上,刻写在竹简上,……直到印刷在纸张上,这是进步变化,以新代旧的过程。然而这只是材料、形式的递变,而不是从根本上消灭“书”。
书是一种载体,它载着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也大大拓展了“书”载运驰骋的空间。
二十一世纪还将是现代文明社会吧,那么下个世纪就始终不能消灭“书”。假如二十一世纪回到洪荒蒙昧时代去,“书”当然就无须存在了。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对方辩友本人,以及你们儿女、孙辈,在二十一世纪会逆转成四肢爬行,倒退得全不识“之乎”只会嗷嗷吼叫吗?当然不会。既然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还将“文明”下去,又怎么能消灭“书”呢?
反方:21世纪孙辈将不读书了
到下个世纪较晚的时候,我方的儿孙辈很可能不读“书”了,但他们将是更文明的人,因为他们有更新型的电脑,或比电脑更神奇的东西。但愿对方辩友的儿孙辈也是这样,而不至于“杞人忧书”,忧出抑郁症来。
如今的多媒体电脑,声像一体化,视听一体化,“书”能做到吗?一张磁盘可以容纳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而“书”呢,印出来就是至少四大部,如笨重的砖。也许“书”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但“徐娘”的风韵,能跟电脑(电子读物)的“少女”风韵相媲美吗?
对方辩友想必知道“信息高速公路”吧?“书”能进入这“高速公路”吗?不能。相比之下,它简直是老牛旧车;“书”被挤出、被替代,唉,实在是势在必然呀!
正方:书和电脑是“既生瑜,何生亮”吗?
对方辨友描绘了一幅“电脑霸权时代”的可怕图像,这就像是一首霸气十足的诗所鼓噪的:“我若发时百花杀!”
电脑真是超级“杀手”,它能杀绝除它之外的一切文化载体——包括书吗?
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
计算机(电脑)的始作俑者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科学家艾肯是计算机发明人之一。在美国,电脑以及软件的研制开发,是最早也是最发达的。那么,“书”在美国就被惨兮兮挤落到太平洋里去了吗?没有!恰恰相反,“书”在美国还是锋头正健、大行其道。只要看看那里书刊报纸繁多的种类以及惊人的发行量,就足以说明了。这叫做“事实胜于雄辩雌辩或强辩诡辩”。
倒是那些不知电脑为何物的地方,书也少得可怜。不可想象,一个从不读书的人,会是利用电脑智能的行家。发明、开发电脑的人没有一个是文盲,他们都读过很多书。
所以,书之于电脑,并非是“既生瑜,何生亮”的誓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在二十一世纪,电脑可能升级到“N86”、“NN86”,而书还将存在,以更新更美的姿容存在。
电子读物当然有书所没有的优胜处,但书也自有其独特的魅力。书是不可替代,更不容驱逐的。对方辩友说,一张磁盘可容四大名著,轻便是轻便了;但设想一下,屋子里书架上整齐排列琳琅满目的书,跟柜架里那么几张几十张磁盘相比,何者更悦目诱人,充满书香气呢?
多媒体电脑的声像一体化、视听一体化,无疑比书“有声有色”。但电脑上显示出声像,一般要求人们眼、耳紧紧跟从着,不如书那样能使人们有更多的主体性,当你看书时尽可以自由地时读时辍时想;书不那么一览无余,反倒留给了我们想象的天地。为什么看有的名著改编的影视剧,感觉反而不如读原著呢?道理就在这里。文字自有文字的魅力。书上的有些妙笔,确实是只能意会,只能用心灵去感觉,若用别的形式表现出来,往往弄巧成拙,令人索然寡味。
磁盘容量大,看上去轻巧,但它须电脑硬件来呈示。书就简单多啦!夜晚临睡之前,你手执一卷小书,读读想想,悠哉优哉;旅行途中,在车上摸出书来赏读,化乏味为有味。电子读物即使袖珍化了,也总没有书这样简便吧。
所以,书自有其“不可取代”性。既然不可取代,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乃至二十二、二十三……世纪,书怎么会消失呢?
对方辩友要孙辈不读书,悉听尊便吧。我方还是要把“书香”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谢谢主席。
牛康博士左边耳朵听听有道理,右边耳朵听听也有道理。左右道理弄得左右为难,结果想起柏杨先生“赌一块钱”的急办法,摸出一块钱来说,放进银行里生利息,到二十一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最后一天,看看那时候“书”究竟存在与否,双方辩手的后辈中赢的一方,就将获得这一块钱的本金加上利息。双方辩手就此闭嘴以待吧!■
被误解的文史常识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郭灿金、张召鹏著)介绍了不少我们日常生活中用错的人文、历史知识以及成语典故,现选取若干则,以飨读者——
唐伯虎未曾点秋香
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叙述的是唐伯虎被秋香的三笑迷得失魂落魄,于是施计混入太师府当家奴,历经几多波折才追到了秋香。影片中的唐伯虎文武双全,不仅能诗善对,更是武功高强。
但是电影毕竟是电影,其内容夸张了很多。唐伯虎是才子不假,但是从未自称“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虽有三段婚史,但是并不风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唐伯虎从未有过“点秋香”的艳遇。
唐伯虎是明代人,因为生于寅年寅时,寅为虎,故取字伯虎,后改字子畏。他自幼聪颖,能诗擅画,十六岁便中秀才,十九岁娶徐氏。但是妻子、父亲几年后接连病故,对他打击甚大,使他意志消沉。后来他发愤苦读,结果乡试名列榜首,“解元公唐伯虎”一时名遍南京城。二十七岁时续弦,娶妻何氏。当唐寅上京考进士时,被诬告行贿主考官,押入大牢,几番周折才获释。穷困潦倒时,妻子何氏离他而去。幸有一位名叫九娘的青楼女子周济他。后来,他便娶了九娘为妻,潜心作画,成为丹青高手。
清代学者俞樾曾在《茶香室丛钞》中为唐伯虎辟谣,断定“三笑姻缘”是好事者借着唐伯虎的盛名,把别人的事转在他的名下。有人还专门考证,证实秋香确有其人,是当时南京一个颇具名气的青楼妓女,至少比唐寅大十几岁,根本不可能与他有风流情事。所谓的唐伯虎有九个妻妾,全是从他最后娶的妻子“沈九娘”的名字上以讹传而来的。当时唐伯虎贫困交加,怎么可能妻妾成群?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只是娱乐品,虽然看着轻松,但终究纯属虚构。如果以戏说的电影来了解唐伯虎其人,那就差得远了。
陈世美不是负心郎
在后人的心目里,陈世美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了天下所有薄幸负心的男人。
陈世美的形象是通过传统戏曲《铡美案》而广为人知的。在该剧中,陈世美欺君罔上,抛父弃母,杀妻灭子,最终为正义的化身包拯所正法,永远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是另外一番样子。据《均州志·进士篇》和《湖北历史人物辞典》记载:陈世美又名陈年谷、熟美,均州(即湖北均县,现十堰丹江口市)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清初游学北京,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进士。初任河北某地知县,后因康熙帝赏识,升为贵州省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参政。在贵州为官时,同乡同志来投,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并劝以刻苦攻读以求仕进。后因来投奔者众多,陈世美难于应付,乃嘱咐管家一律谢绝。有两个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士子,昔日与陈世美一同进京赴考时,曾以钱物助陈,没想遭到了陈世美管家的回绝,顿生报复之念。遂将社会上一些升官发财、忘恩负义而抛弃妻儿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了陈世美的身上,编成戏曲《秦香莲》,在陕西、河南等地演出。
相传,清末时有剧团在均州演出此戏时,陈世美的第八代传人组织家族众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使演出被迫停止。据说,现在当地仍有“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话。
因此,包拯和陈世美相差了几个朝代,让包公铡陈世美,可以说是“关公战秦琼”。同时,这也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利用文艺作品发泄自己心头的积忿,利用文艺作品打击他人。而后人也跟着责骂陈世美,岂不冤煞人哉!
李太白无缘品白酒
李白的酒量当然了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斗酒诗百篇”,这是中国人心目里的一个最为动情、最为完美的故事,不需要过多的想象,我们就会为大唐时代诗人们白衣飘飘的绝代风华所倾倒,惊叹诗人太白的超凡才华和过人酒量,其实这里面既有误会也有后人添加的虚构成分。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李白的酒量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要知道,他饮的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白酒。在唐朝,白酒还没真正出现。一般认为,中国的酒有五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中国酒以生长霉菌为主要微生物的酒曲为糖化发酵剂,复式发酵,半固态发酵为特征。所以,早期的酒在酿制方法和口感上更接近于今天的黄酒。目前流行的白酒的酿制技术到元朝才渐渐成熟,在明清时代,白酒才逐渐取代了黄酒,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角。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唐朝的诗人和宋朝的土匪都可以大碗喝酒。虽然黄酒喝多了照样也不好受,但是它的口感、酒精度数和对肠胃的刺激程度却与白酒完全不同。
因为黄酒的酒精度数低,所以文人来了兴致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狂饮。即使这样,唐朝诗人的酒量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现在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李白斗酒诗百篇”中的“斗酒”到底有多少酒。
根据古代的容量标准来换算:一斛=十石,一石=十斗=一百二十斤,一斗也就是十二斤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斤是市斤。以目前中国大陆市场上流行的瓶装啤酒620毫升的净容量来折算,所谓的斗酒还不到目前九瓶啤酒的净含量。因此,知道了“斗酒”的容量,知道了酒的度数之后,也许我们会对李白的酒量有新的看法和感受。
既然酒的度数不高,喝的酒又不是太多,所以饮酒者胃里不是那么难受,而大脑恰恰正兴奋,碰见李白这样的谪仙人,写个几十首诗岂不是小菜一碟?
至今讹传,孔明草船借箭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人们一提到他,便想起了《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草船借箭”、“七擒七纵”等故事。然而“草船借箭”之人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作为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对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写是极其生动的。小说中,诸葛亮借着满天大雾,把二十只战船开到曹军寨前擂鼓呐喊,曹操怕有埋伏不敢妄动,便派弓弩手放箭。结果,诸葛亮轻易地得到了十万多支箭,不仅挫败了周瑜的谋害,又直接削弱了曹操的军事力量。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虽然突出了诸葛亮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过于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所以鲁迅先生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小说塑造的艺术形象。
据史料记载,“草船借箭”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孙权与曹操两军相持一个多月没分胜负。一天,为了观察曹军动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孙权起初料不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弄得船要倾覆,他只是急中生智,设法让船身得到平衡。
罗贯中把“草船借箭”这件事从孙权移到诸葛亮身上,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而已。自从有了《三国演义》之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而且平民百姓家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