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从《日瓦戈医生》作者看俄国知识分子

　　◎ 蓝英年

　　一九五八年十月末，我在青岛崂山山麓李村劳动锻炼。在当时来说，这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种手段，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斗争中表现得不积极的大学教师，不能再上讲台，得通过体力劳动，改造自己，以观后效。一天，我们在山坡上挖地瓜，公社通讯员把十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送到山坡上。记得那天《人民日报》头版登载了郑振铎等人乘坐的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二版刊登了苏联作协开除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报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说来惭愧，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毕业生，听过一年苏联（包括俄国）文学史课，并且是苏联专家讲授的，竟不知苏联有个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开除他是因为他在西方出版了“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这本小说引起我的好奇。那时年轻，做事轻率，立即给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叔叔写了封信，请他在纽约替我买一本《日瓦戈医生》。我叔叔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留法学生，后在法国定居，一九四六年从法国考入联合国，担任翻译。由于我父亲的关系，一九五○年回过国。那时中国在联合国没有自己的人，有关部门请他从美国寄新出版的科技书，并同邮局打招呼，他寄的书一律免检。为了稳妥，把书寄给我，他们再到我家来取，并允许我与叔叔通信。叔叔并不知道《日瓦戈医生》是本什么书，便到纽约苏联书店去买，遭到苏联售货员的申斥，但很快便在密西根大学买到了。他把小说同科技书一起寄给我。我假期回北京时便看到《日瓦戈医生》，封面是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树下燃烧着熊熊烈火。我翻了一下，没大看懂，就放下了。一九五九年《世界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批判《日瓦戈医生》的文章，标题是《市侩、叛徒日瓦戈医生和他的‘创造者’帕斯捷尔纳克》，把帕斯捷尔纳克骂得狗血喷头。我断定这是一本反动的书，不看也罢。“文革”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红卫兵随时会来抄家。我担心书会被抄走，烧了又舍不得，干脆把这本书与俄文版的马列书籍放在一起，摆在最显眼的地方。红卫兵看见封面上的火，就认为是革命烈火。《日瓦戈医生》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前，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翻译的第一本书是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后又翻译库普林的《阿列霞》等小说，渐渐同编辑们熟了。那时编辑与译者的关系是朋友关系，路过出版社进去喝杯茶，闲聊一会儿，是经常的事。一次闲聊时，一位编辑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原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各国的译本都是从意大利文转译过来的。他说得非常肯定。我说有，同他争论起来。他说你见过，我说不但见过，我还有原文版《日瓦戈医生》。大家听说后，都瞪大了眼睛。著名翻译家蒋路对我说：“你真有？”第二天我把原文版《日瓦戈医生》带到编辑部，这回他们真傻眼了。蒋路当即拍板：“翻译！你来译！”我没想到这本书竟变成编辑部的译书选题，并让我翻译。我知道这本书难译，一个人难以胜任，便提出找合作者。蒋路说：“你自己找！”这样我与蒋路便开始翻译《日瓦戈医生》。

　　诗人写的小说最难翻译。俄国和西方的很多评论家都称赞帕斯捷尔纳克善于描绘俄国大自然，确实如此，而这正是最难翻译的地方。我们越往下译越叫苦，怎么也表达不出原文的美。出版社一直催我们，可到了一九八四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出版社担心《日瓦戈医生》无法出版，不再管我们，我们也就不译了，松了口气。一九八六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副总编辑带着三位编辑来到我家。副总编辑进门二话没说，就在日历上画了一道线，告诉我，这天必须交稿。原来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过去了，出版社又想起这本书。于是我们就像上了弦似的干起来，一天工作十几小时。译得就比较粗糙，交稿后一个月出版。后来漓江出版社再版时，我又做了一次小小的加工，但译文仍不理想。

　　所谓俄国知识分子是指俄国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即学者、诗人和作家等，自然也包括苏联知识分子。苏联作家可以粗略地分成两大类：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业已成名的作家；二，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每类作家的情况又不相同。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的暴力革命，布尔什维克以武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对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专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第一批被镇压的党派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一九一九年九月列宁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写道：“您何必说这种恶狠狠的气话呢？为防备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分子闹事，把他们几十位（或者几百位）在监狱里关几天有什么了不起？……自称民族头脑的知识分子是资本家的奴仆。其实知识分子不是民族头脑，而是大粪。”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列宁与高尔基的重大分歧之一。高尔基认为俄国是落后国家，国家发展主要靠知识分子。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激烈抨击十月革命及其领袖们的文章，这些文章收入《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八年留下的《政治遗嘱》中，极其尖锐地抨击列宁及其专政，把十月革命称为十月政变。一九一九年罗莎·卢森堡牺牲前，在《论俄国革命》一书中也尖锐地批评列宁的专政。“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人数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是罗莎·卢森堡经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话。普列汉诺夫、罗莎·卢森堡和高尔基皆非等闲之辈。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罗沙·卢森堡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国际领导人，高尔基是革命的“海燕”、列宁的朋友。他们都不接受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遑论绝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俄国知识分子了。接受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极少数，也许马雅可夫斯基勉强可算一个。反对的作家又可分两类：坚决反对并发表言论的和心里反对却缄口不语的。坚决反对并发表言论的或流亡国外或被遣送出国。缄口不语的则留在国内苟且偷生。前一类以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和苔菲为代表，他们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但热爱俄罗斯。他们都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后一类作家以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布宁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他的不少作品已被介绍到中国来。梅列日科夫斯基著作等身，最著名的是《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其中《诸神复活》和《诸神死了》已译成中文。梅列日科夫斯基有与德国法西斯合作的污点，有几分像中国的周作人。苔菲是幽默大师，果戈理的嫡派传人。由于苔菲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被苏联定为反动作家，所以苏联文学史从未提到过她，中国更没人知道她了。我一九八九年才读到她的作品，立即为之倾倒。我年轻的时候迷恋过果戈理，读苔菲的作品，自觉对她迷恋的程度不亚于当年对果戈理的迷恋，可我早已过了迷恋某个作家的年龄了。苔菲讥讽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写得睿智而深邃。她的短篇小说《毅力》可谓代表。小说描写俄国人伊万到医院看病，医生说他肝脏不好，喝酒喝的，不喝酒就好啦。医生鼓励伊万：“戒酒对您不过小事一桩，因为您有毅力。”伊万心想：“我确实有毅力，病很快就能好。”他从医院回家经过商店，看见橱窗里摆着酒，想买一瓶带回家，放在橱柜里不喝，反正他有毅力。伊万把酒买回家，放在柜橱里。吃饭的时候，伊万想把酒瓶摆在桌上，看着不喝，反正他有毅力。伊万看着酒瓶，心想：“干脆打开不喝，反正我有毅力。”酒瓶打开后，伊万又想：“我喝一杯酒不喝了，反正我有毅力。”伊万喝了一杯，想道：“我再喝一杯酒不喝了，反正我有毅力。”就这样，伊万最后醉倒在桌子底下。区区几百字极为生动地揭示出俄国人身上的劣根性。苔菲又是个颇有性格的作家，西蒙诺夫在回忆录《我们这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中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临行前，斯大林对西蒙诺夫说，尽量动员布宁和苔菲回国，能动员他们当中一个人回国便立大功。斯大林的动机无法解释，因为三个月后就展开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大张旗鼓的批判。而苔菲是货真价实的反苏作家，有许多反苏言行，比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可“反动”多了。动员她回来接受批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斯大林知道这两位作家的价值以及他们在西方的影响。一九四六年欧洲人民食不果腹，俄国侨民更是饥肠辘辘，早已不知道肉排的味道了。西蒙诺夫和爱伦堡从苏联带去很多美味，在大使馆招待自己苦难的同胞。为了饱餐一顿，俄国侨民作家都去了，包括布宁和苔菲。西蒙诺夫站起来举杯致辞，请大家为伟大领袖斯大林大元帅干杯。除布宁和苔菲外，大家都站起来与西蒙诺夫碰杯，苔菲趁大家碰杯的间隙拼命大嚼黑鱼子。等西蒙诺夫请大家品尝时，这道美味已被苔菲“消灭”得差不多了。西蒙诺夫此行未能完成斯大林交办的任务。

　　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的作家，与上述作家完全不同。他们坚决拥护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学团体拉普，领导核心是阿维尔巴赫、基尔雄和法捷耶夫。这三个人的命运都不好。前两人被清洗，法捷耶夫一九五六年自杀。无产阶级作家中有颇具才华的作家，如法捷耶夫，他的小说《毁灭》和《青年近卫军》流传至今。也有靠吹捧和打棍子起家的作家，最典型的是潘费洛夫和巴巴耶夫斯基，他们的作品《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就是肆意粉饰现实的拙劣宣传品。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翻译出版的多数是这类作品。

　　《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人都属于十月革命前成名，留在苏联苟且偷生那类作家。他们不接受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没有公开反对。

　　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于艺术之家。父亲是著名画家，托尔斯泰请他为小说《复活》画插图。母亲罗扎利亚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时，永远伴随着鲜花和掌声。托尔斯泰喜欢听她演奏，把他父母请到自己庄园。他们有时带小帕斯捷尔纳克去，帕斯捷尔纳克小时候见过托尔斯泰。他们一家住在莫斯科美术学院宿舍。彼得堡画家经常在莫斯科美术学院举办画展，父亲带他参观，给他详细讲解，并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著名画家谢罗夫。帕斯捷尔纳克见过自己一生最崇拜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还收到过他的一封亲笔信。帕斯捷尔纳克曾到德国马尔堡大学学哲学，哲学没学好，却学好了德文。帕斯捷尔纳克精通德文和英文，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安东尼和克列奥帕特拉》，歌德的《浮士德》，至今仍是最好的俄译本。帕斯捷尔纳克深受东正教的影响，他舅舅就是还俗的教士。爱他人、为他人牺牲的教义，深入他的灵魂。像他这样的人如何能接受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像他这样具有深厚文学艺术修养的人如何能融入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在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兵作家又怎么会看得起他？帕斯捷尔纳克孤芳自赏，不与革命文学家交往，但也没有反苏言行，对政权不构成威胁，所以斯大林没触动他。

　　如不了解当年苏联的恐怖气氛，就无法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人格力量。斯大林大权独揽后，不经审讯就逮捕、关押、枪毙人是家常便饭。一九三四年五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逮捕。逮捕的原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讲了不满意农业集体化的话；有的说是打了阿·托尔斯泰一记耳光（犹太人竟敢打斯大林宠信的俄罗斯作家？）；有的说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帕斯捷尔纳克听说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心急如焚，马上找《消息报》主编布哈林，商议拯救的办法。其实，曼德尔施塔姆与帕斯捷尔纳克关系并不密切，谈不上是朋友，但帕斯捷尔纳克十分看重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才。布哈林让帕斯捷尔纳克给斯大林写信求情，布哈林在信上附加了几句话：其中有“帕斯捷尔纳克知道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十分不安”之类的话，把信转交给斯大林。几天后，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居住的公共宿舍打电话。电话设在走廊里，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谈话住户都听见了。斯大林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的案件在审理中，“一切都很顺利。”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不找苏联作协或他本人？又说如果他是诗人，他的朋友落难，他会不顾一切营救他自己的朋友。帕斯捷尔纳克回答道，作协自一九二七年就不管这类事了。如果他不奔走营救，斯大林未必知道这件事，但曼德尔施塔姆算不上他的朋友，只是位大诗人而已。帕斯捷尔纳克想同斯大林见面，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斯大林问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说生与死的问题。斯大林挂上电话。

　　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的事很快传遍莫斯科。作协上下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一下子变了。此前他进出作协餐厅无人理睬，现在服务员替他脱大衣穿大衣，他请人吃饭作协付账。帕斯捷尔纳克趁机请不少穷朋友吃饭。不久，曼德尔施塔姆获释，迁往沃罗涅日市。但好景不长，一九三八年曼德尔施塔姆再度被捕，病死于海参崴二道河子劳改营。

　　一九三五年秋天，阿赫玛托娃的第二任丈夫普宁和儿子列夫同一天双双被捕。阿赫玛托娃从列宁格勒赶往莫斯科向帕斯捷尔纳克求助，她确信从不过问政治的丈夫和儿子无罪。帕斯捷尔纳克把阿赫玛托娃安置在家里，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求情的信，亲自送到克里姆林宫警卫室。阿赫玛托娃返回列宁格勒几天后打来电话，告诉帕斯捷尔纳克丈夫和儿子都释放了。是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面子还是一种偶合？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替自己朋友申辩，在法制国家是平常的事，但在苏联敢这样做就得做好牺牲的准备，是英雄行为。帕斯捷尔纳克拯救的几个人，都是他认识的人，而对待陌生人命运的态度，更能体现出他身上的“爱他人、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宗教精神。

　　一九三七年夏天，大清洗高潮中，作协的一辆汽车开到帕斯捷尔纳克家门前，来人奉命请他在一封信上签名，这封信强烈要求苏维埃政权判处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埃德曼死刑。这三位都是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人物。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五大元帅之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屡建战功，并对改进红军技术装备起过巨大作用。亚基尔是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内战期间担任过重要职务。埃德曼在西伯利亚领导十月革命，担任过集团军司令。帕斯捷尔纳克对来人说：“我了解他们干过什么事才能签名，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的生命不是我给予的，我也无权剥夺他们的生命。”这正是他想同斯大林探讨的生与死的问题。这时他妻子已怀身孕，她怕拒绝签名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劝他为未来的孩子着想，签名算了。帕斯捷尔纳克听了大怒，说道：“如果孩子是持另一种观点的人生的，我宁愿不要这个孩子。”作协书记斯塔夫斯基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不肯签名后，非常恼火，把他叫到作协训斥：“您这种托尔斯泰式的装疯卖傻何时到头？”第二天《文学报》发表了作家集体签名的信，上面竟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帕斯捷尔纳克看了非常生气，立即找斯塔夫斯基质问，斯塔夫斯基说编辑弄错了。帕斯捷尔纳克要求更正。当然不会更正。斯塔夫斯基担任作协书记期间，迫害过不少作家，但他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人们很少提他，把过错都栽到他的后继者法捷耶夫身上。

　　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季娜伊达·奈高斯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件事：一九三三年帕斯捷尔纳克应邀到乌拉尔参观访问工厂和农庄，以便向全国介绍乌拉尔。一九三三年农业集体化的恶果已充分显现，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在州委会食堂用餐。季娜伊达写道：“州委会餐厅饭菜非常好，供应煎包子和黑鱼子酱。当天就有农民到我们窗下讨面包，我们把面包揣在兜里，溜出州委会宾馆送给他们……”此情此景令帕斯捷尔纳克非常气愤，周围人都快饿死，他们却在州委会餐厅大吃大喝，他怎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呢。帕斯捷尔纳克立即返回莫斯科，对作协说，他一个字也不能写，因为他目睹了骇人听闻的悲惨景象。他亲眼看到一列列火车载满被赶出家园的农民驶往西伯利亚，火车站周围聚集着快要饿死的农民，伸手向行人为子女乞讨，可州委会餐厅却供应大鱼大肉，对比太强烈了，他的神经受不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良心驱使他真实地反映苏联的现实，人民的遭遇，特别是知识分子在革命狂潮中的命运。他写了小说《日瓦戈医生》。

　　谈起《日瓦戈医生》的创作过程，不能不介绍一下轰动一时的《日瓦戈医生》事件。

　　帕斯捷尔纳克有过两次婚姻，一九二一年他与女画家卢里耶结婚。卢里耶个性过强，嫉妒心太重，不会理家，十年后两人离婚。他们有个儿子叶夫根尼。一九八九年叶夫根尼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传记材料》，是研究帕斯捷尔纳克的重要参考书。同年他代表帕斯捷尔纳克全家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章。帕斯捷尔纳克第二任妻子季娜伊达·奈高斯是著名钢琴家奈高斯的妻子，奈高斯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崇拜者，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演奏技巧也十分赞赏。两人成为朋友，但帕斯捷尔纳克很快就爱上朋友的妻子季娜伊达，爱得死去活来，差一点喝碘酒自杀。季娜伊达被帕斯捷尔纳克的爱情打动，奈高斯只好把妻子让给他，但两个男人仍是好朋友。季娜伊达和帕斯捷尔纳克在惊涛骇浪中相濡以沫三十年。一九四六年帕斯捷尔纳克又爱上伊文斯卡娅，家庭出现裂痕，但始终未破裂。

　　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是在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编辑部认识的。伊文斯卡娅是个极为不幸的女人。她结过两次婚，与第一任丈夫生了女儿伊琳娜，丈夫在大清洗期间上吊自杀。卫国战争期间有人揭发她母亲议论过斯大林，她被捕入狱。出狱后再婚，与第二任丈夫生了儿子米佳，丈夫不久病逝。伊文斯卡娅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崇拜者，见到心仪已久的诗人异常兴奋。帕斯捷尔纳克非常同情她的遭遇，把她视为红颜知己，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伊文斯卡娅在帕斯捷尔纳克后半生中所起的作用超过季娜伊达。她是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事务的委托人，是他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就是她联系的。季娜伊达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后，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伊文斯卡娅渴望结婚，但帕斯捷尔纳克始终下不了决心与季娜伊达离婚。他们三人的关系就像小说中日瓦戈医生与东尼娅和拉拉的关系一样。

　　帕斯捷尔纳克一九四六年秋天开始写《日瓦戈医生》，一九五五年完成。这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帕斯捷尔纳克经常给朋友朗诵小说的片断，谁都可以来听。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的事很快便流传开，传到上面便成为帕斯捷尔纳克在写一部反苏小说。为阻止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一九四九年当局逮捕了伊文斯卡娅，罪名荒谬绝伦：与《星火》画报副总编辑伪造委托书。他们想借此恫吓帕斯捷尔纳克，让他放弃写《日瓦戈医生》，因为帕斯捷尔纳克说过，伊文斯卡娅是他的缪斯，没有她便不能创作。伊文斯卡娅被关进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克格勃审讯她与“犹太佬”（帕斯捷尔纳克是犹太族）的关系，帕斯捷尔纳克的反苏言论以及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创作的动机。伊文斯卡娅受尽折磨，但没有说过一句对帕斯捷尔纳克不利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得知伊文斯卡娅被捕的消息悲愤不已，但无力营救，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创作中。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伊文斯卡娅获释。四年的牢狱生活并未改变她的外表和内心：容貌依然楚楚动人，对帕斯捷尔纳克仍然一往情深。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震动了全国，苏联开始了解冻时期。同年，《新世界》发表了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单是靠面包》。小说猛烈抨击苏联官僚体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帕斯捷尔纳克受到鼓舞，叫伊文斯卡娅把《日瓦戈医生》手稿送到《新世界》编辑部。帕斯捷尔纳克不明白，杜金采夫是在肯定体制的前提下批评官僚主义，而他则通过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反思革命从而否定革命。西蒙诺夫壮着胆子发表了杜金采夫的《不单是靠面包》，却绝不敢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那一代作家，不仅不敢发表，内心也不会接受。西蒙诺夫对伊文斯卡娅说不能发表全文，删节后才能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等了一年仍无动静，渐渐不耐烦起来。他不明白所谓“删节后发表”就是不发表。

　　苏联作协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忽然变坏了。帕斯捷尔纳克起初并不知道原因。原来他被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提名为一九五八年度文学奖候选人。他的提名刺激了苏联许多作家，他们在苏联多次获得奖项，作品选入中学课本，可西方却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他们齐心协力封杀帕斯捷尔纳克，所有刊物一律不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帕斯捷尔纳克只能靠翻译养活两个家庭：自己的家庭和伊文斯卡娅一家。这时，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安捷洛拜访帕斯捷尔纳克，对他说想读《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便把手稿交给他。伊文斯卡娅知道后吓坏了，感到帕斯捷尔纳克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如果小说在国外出版，必定招来大祸。可是此时帕斯捷尔纳克已经看出小说不可能在国内出版，能在国外出版也好，一切后果他已在所不惜。安捷洛果然把手稿转交给意大利米兰出版商、意共党员费里蒂涅里。费里蒂涅里大喜过望，决定马上翻译出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莫斯科广播电台意语广播报道了一条信息：帕斯捷尔纳克完成小说《日瓦戈医生》，并即将出版。但未说明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出版。一石激起千重浪，苏联舆论界为之哗然。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但他并不理解面临的险境，坐过牢的伊文斯卡娅却十分清楚。她找到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波利卡尔波夫，向他汇报围绕着《日瓦戈医生》所发生的事。部长说必须先在国内出版，才能在国外出版，并给苏联文艺出版社社长科托夫打电话，建议出版《日瓦戈医生》。科托夫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崇拜者，当然乐意出版。但作协书记、前拉普干将苏尔科夫坚决反对。出版社从属作协，不能不听书记的话。此前米兰出版商与苏联文艺出版社达成协议，如苏方迟迟不出版，他们就先出版。现在苏联无意出版，米兰出版社必先出版。苏联作协急了，命令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为由索回手稿。米兰书商认为信是被迫写的，不代表作者的本意，拒不退稿。双方僵持不下。苏联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有“灰衣主教”之称的苏斯洛夫亲自出马。他飞到罗马找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请他管束自己的党员。但意共不是苏共，没有严格的纪律。米兰出版商抢先退党。总书记找他谈话时他已不是党员，陶里亚蒂爱莫能助。苏斯洛夫空手而归大丢面子，把一肚子火气撒在帕斯捷尔纳克身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日瓦戈医生》意文本在米兰出版，接着又出版了英、德、法、西班牙、葡萄牙、捷克和波兰等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原文版仍未出版。苏联认为西方利用小说反苏，奋起反击，掀起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第一个高潮。舆论工具开足马力痛斥帕斯捷尔纳克，但尚未出现不文明的举动。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瑞典科学院宣布：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不久前出版了《日瓦戈医生》，苏联舆论认为他获奖是因为小说《日瓦戈医生》。也许确实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向瑞典科学院发了感谢电报：“无比感谢。激动、自豪、惊喜、惭愧。”国外各界纷纷给帕斯捷尔纳克拍来贺电，苏联只有老作家伊万诺夫和楚科夫斯基到他家祝贺。第三个来的是与帕斯捷尔纳克有三十多年交情的费定。费定是作协主席，因小说《初欢》和《不平凡的夏天》获得过国内多种奖项。他一进门便对帕斯捷尔纳克说：“我不是来向你祝贺的，而是来通知你，必须拒绝接受诺贝尔奖，还要向他们提出抗议。”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刚向瑞典科学院发了感谢电报，怎能又拒绝。费定失去他固有的西方绅士派头，粗暴地对帕斯捷尔纳克说：“这件事已给作协造成很多麻烦，你不拒绝后果不堪设想。”说完扬长而去。

　　事情正如费定所说的。十月二十五日《文学报》发表了一九五六年九月由西蒙诺夫和费定五人签名的《新世界》杂志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同一天《真理报》发表了社论《围绕着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高尔基文学院组织学生到帕斯捷尔纳克住宅前游行，高呼“犹太老滚出苏联！”砸碎了帕斯捷尔纳克家的窗户。全国各报纸转载了《真理报》的社论，给帕斯捷尔纳克扣上“反动作家”、“叛徒”、“国内白俄”的帽子。十月二十七日作协开会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作家个个义愤填膺，痛斥帕斯捷尔纳克，并把他开除出作协。老诗人吉洪诺夫宣布一致通过时，女作家阿利卢耶娃——刚从集中营获释的斯大林的妻妹，站起来说：“谁说一致通过？我就没举手。”表决时很多作家在大厅外面吸烟，不参加投票。毕竟不是斯大林时代了。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作协。帕斯捷尔纳克没参加会议，送去书面发言，大意是：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给予我的荣誉，但奖金我全部捐赠给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我知道你们必将把我开除出作协，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将我流放，枪毙我，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帕斯捷尔纳克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并未屈服。

　　两天后莫斯科召开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周年大会，赫鲁晓夫等党政领导人都出席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内在报告中破口大骂帕斯捷尔纳克，说他连猪都不如，猪不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拉屎，可他却在家里拉屎。这样的人应当到资本主义天堂去。如果他想去领奖，苏联方面绝不会阻拦。赫鲁晓夫带头鼓掌。《日瓦戈医生》事件达到高潮。也在这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科学院拍发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电报：“考虑到这个奖对我所属于的社会造成的影响，我必须拒绝我本不配获得的奖，请不要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接着又给党中央发电报：我已拒绝诺贝尔奖，请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帕斯捷尔纳克知道伊文斯卡娅已失去工作，担心她再次遭到迫害，在爱情面前屈服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谈到《日瓦戈医生》事件。他说这都是苏斯洛夫搞的。政治局委员谁也没看过这本书。苏斯洛夫也只看过别人写的摘要。他到罗马碰了一鼻子灰，丢了脸，加倍报复帕斯捷尔纳克。赫鲁晓夫说如果他看过，处理也许就不同了。这是后话，怎么说都可以。

　　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但苏联当局仍不甘罢休。报刊的辱骂和学生的游行仍未停止。伊文斯卡娅只好又去找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波利卡尔波夫。部长说，帕斯捷尔纳克必须给赫鲁晓夫写封公开信，表明他绝不出国，同时还要给全国人民写信，公开认罪。这两封信由伊文斯卡娅起草，帕斯捷尔纳克签名。这时帕斯捷尔纳克身心憔悴，万念俱灰，一切都无所谓了。国际舆论对苏联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越来越关心，很多名人和团体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表示如果苏联不停止迫害帕斯捷尔纳克，他将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并把他接到印度去。尼赫鲁来电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才停止。一年后，一九六○年五月三十日，帕斯捷尔纳克与世长辞。但苏斯洛夫怒气未消，把余气都撒在伊文斯卡娅身上。伊文斯卡娅和女儿一起被捕，罪名是向外国人传递手稿和领取巨额稿酬，一直关到赫鲁晓夫下台。伊文斯卡娅一九九六年去世。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相爱十二载，两次怀孕，受尽折磨，什么也没得到。她不是妻子，没有名分。季娜伊达不允许她向帕斯捷尔纳克遗体告别，不允许她送葬。一九八九年帕斯捷尔纳克长子叶夫根尼赴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章，其实最合适的人选应是伊文斯卡娅。伊文斯卡娅把这段甜蜜与苦涩交织的经历写进她的回忆录《时间的俘虏》。

　　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主要人物的命运都十分悲惨。日瓦戈医生是正直的俄国知识分子，深受东正教的影响。他热爱祖国，反对压迫，主张人人平等，对沙皇政权的腐败十分憎恨。最初欢迎十月革命，他说：“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就把多年发臭的烂疮切除了。”但他接触现实后态度变了。他见到红军和白军互相杀戮的惨象。俄罗斯大地上弥漫着血腥味。他觉得“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从未见过的荒唐梦！”他被游击队俘虏后，看到红军的残暴，游击队领导人形同土匪，并且吸毒。他开始仇视革命，但并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当然也没有投靠苏维埃政权。日瓦戈医生是优秀的医生，文学、艺术造诣很深，是位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本可以为祖国人民做出很大贡献。但革命把他变成只顾个人温饱的凡夫俗子，四十岁猝死在莫斯科街道上。

　　女主人公拉拉有如普希金笔下的塔季扬娜，屠格涅夫笔下的叶琳娜，身上集中了俄罗斯妇女的美德，天生的贤妻良母。她爱丈夫安吉波夫，但丈夫离她而去。她爱日瓦戈医生，但无法与他结合，却被她所仇恨的人骗到远东共和国，在那里受尽折磨。她到莫斯科寻找女儿，却意外闯进停放日瓦戈医生遗体的房间。她的满腔悲愤只能向死者哭诉。她的结局是苏联妇女劳改营。她的丈夫安吉波夫也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后参加红军，作战勇敢，并具有指挥天才，很快成为红军重要领导人。他与白军作战的地方，正是他妻子女儿居住的地方。他不顾他们死活，向他们居住的方向的白军开炮。安吉波夫把白军打得落花流水，为布尔什维克立下赫赫战功。红军击败白军后，安吉波夫成了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不是布尔什维克，并且知道的事情太多，必需把他消灭。他在布尔什维克追捕下无处藏身，被迫开枪自杀。■

　　（此文系作者根据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在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演讲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