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戏剧两则

　　◎ 严搏非

　　今年三月，我到纽约呆了一周。去之前，有朋友介绍说，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正在演一个话剧，非常好看。话剧叫《乌托邦彼岸》，话剧的作者是汤姆·斯托帕（Tom Stoppard），一个捷克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移居英国，当时才九岁，成年后几乎就是个地道的英国人。但他终于在一九七七年回到了捷克，东欧国家残存的政治乌托邦和极权下的反抗吸引了他，他和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哈维尔成了至交，从此关心起公共事务成为政治活跃分子。二○○二年，斯托帕在史料中整整浸泡了四年以后，在柏林墙推倒的十三年后，写完了这个剧本：《乌托邦彼岸》。

　　《乌托邦彼岸》（The Coast of Utopia）共有三场：“航行”、“失事”、“获救”，每场三个多小时，整部戏演完要将近十一个小时。这是部关于“革命”的戏剧，它写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的思想风暴，从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卢格、科苏特，从“四十年代人”到“六十年代人”，而它的跨度，则从对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和一八一二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追溯，一直到对二十世纪俄国十月革命的预言。三场戏的名字“航行”、“失事”、“获救”，则意味着革命由希望、挫折、转机、成功以及成功后的泛滥。据说剧作家写作此剧的主要思想和价值的来源，就是以赛亚·伯林的那部《俄国思想家》。

　　伯林是西方少数几个能深入看清俄国革命涵义的人之一，在他看来，十九世纪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走火入魔”，其实身上附着的是那个巨大的来自于西方的政治乌托邦：去找到那个宇宙的终极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描写的“魔鬼”（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他们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带着整个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地区，其实正是这一信念的几种最极端形式之一。然而它的问题来源和它的困境，却就是那个从实然到应然即从事实到价值的断裂，那个五百年的现代性至今仍绕不过去的“休谟问题”。

　　“休谟问题”是要求选择的，十九世纪俄国那些最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在激烈矛盾中的选择，这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因为明知道可能导致灾难。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家们，用他们彻底的道德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纪的灾难和许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式的洞见。于是才有了伯林的说法：只有了解了右派和左派的“巨大专制幻想”在思想和道德上吸引力的人，才能真正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

　　从表面上看，各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似乎已经与我们今天失去了联系，但事实上，引起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并未过去，它可能更深入地隐藏到今天的生活事件中，我们可能已经更深刻地回到了它的原点：关于自由和暴政。尽管在形态上可能非常不同。因而，选择仍然必要，就像伯林曾引述过的一句话：“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

　　我到纽约的时候，这部戏已经上演了两个半月了，朋友在电话里说，你要提前订票，不然会买不到。我提前了一周去订，开始的回答是有票，但不连座，犹豫了半小时，再去，一张也没了。在这同一段时间里，书店里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则从原来的全美每月销售三十六本卖到脱销。这本《乌托邦彼岸》已有中文本，是国内一位年轻的图书策划人引进的，二○○六年四月由南海出版社出版，印了五千本，一年过去，卖了不到三千。在中国当下的精神生活中，不仅乌托邦死了，连同对乌托邦的反省也死了。而在这些的背后，则是知识精英的平庸化和死亡，但这是另一个大问题了。

　　萨拉·凯恩和她的戏剧

　　值得说的还有另一部戏和这位剧作家的集子。二○○六年十月，上海话剧中心的D6空间上演萨拉·凯恩的戏，当时我们正准备出版萨拉·凯恩的戏剧集，话剧中心来联系过几次，还送来了一些票，我找了个晚上去了。

　　走进剧场的时候戏已经开始。D6空间就像一个微型排球场，两边的梯形座位上坐满了观众，一束灯光照在中间的矩形舞台上。女演员蜷曲在一个玻璃盒子中，痛苦而绝望地扭动，长时间地静默。她终于从盒子中走出来，目光向空间注视着，独自地、静态地开始大声吟诵。在那些不连贯的、强烈的喊叫和吟诵声中，角色（一个精神病人）似乎携带着这个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灵魂，表现出对当下时代精神最清醒的理智。这是英国女剧作家萨拉·凯恩在自杀前一周时完成的戏剧：《4·48精神崩溃》。

　　这位在千禧年前自杀的二十八岁的剧作家只写了五部戏剧，但每一部都在欧洲和北美引发轰动。在这个谨小慎微的物质主义时代，萨拉·凯恩以她清晰的理智来描述依然存在的地狱。《小世界》的作者大卫·洛奇曾经说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地狱消失了。这意味着，批判知识分子也消失了。为地狱存在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的批判对象，他们的“鸦片”没了。在洛奇笔下的知识分子，坐着喷气机赶往全世界参加各种会议，为各式各样的琐细学问撰写长篇论文，顺便寻求可以点缀生活的艳遇。而他们试图构建的乌托邦，则假扮成物质主义降临了。然而这正是韦伯在一百年前预言的资本主义文化异化的结果：“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我们）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而这个废物却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批判知识分子当然并没有完全消失，萨拉·凯恩就清醒地看到地狱：“我一直不断地写剧作只是为了逃避地狱——然而始终未能如愿——但从事情的另一端来看，当你们坐在席间一边看一边觉得那是对地狱最完美的表述时，我又感到这也许是值得的。”在她自杀前写下的《4·48精神崩溃》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是受诅咒的/理性的贱民（按：现代性/工具理性）；我为何被击残？/我看到了上帝的显现/它将来临并隐去；我们是绝望无助的人/谁废黜了我们的领路者/而焚香参拜太阳神（按：就像韦伯说的“世界不再迷人”，现代性切断了世俗与超越的神圣事物的连接，“我们不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最后，萨拉说：我为死者而写/为未出生者……

　　这位年轻早夭的作家，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深度。

　　萨拉·凯恩是张献和胡开奇推荐的，联系版权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远在纽约的胡开奇还负责剧本的翻译。二○○六年十一月，《萨拉·凯恩戏剧集》在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它包括：《摧毁》、《渴求》、《清洗》、《给菲德拉的爱》和我们上面说的《4·48精神崩溃》。此外还有一个将近三万字的附录，那是从三本不同的评论中选出来的。

　　《乌托邦彼岸》和《萨拉·凯恩戏剧集》，在少数几个书店里应该还能买到。■

　　胡适谈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1961年2月7日

　　“书，是要它流通出去给人看的。印书的人不能有错字。在从前的读书人想借阅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难的，自己没有财力买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过我这一生向人借的书从来没有人不借给我。商务印书馆，名字叫做商务，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像张元济先生为了影印《四部丛刊》，都是选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许多宋版的书。读书人花了并不太多的钱，买有这部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部书对中国、日本的贡献之大，也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贡献的。像《百衲本廿四史》，都是顶好的书。当时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报上以重价征求，始终没有出来。商务的确替国家学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张元济当选院士之后，全国没有一个人说话。”

　　（选自《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 编著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