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译界先贤陈占元

　　◎ 柳鸣九

　　陈占元先生原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资深老教授，一九四六年起就一直在这个学府任教，桃李满天下，我是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授业弟子。陈先生早已于二○○○年去世，如今，学生辈的我等亦已古稀了。

　　我对他这位老师一直怀有很大的敬意，也保存了一些美好的回忆。曾于一九九九年仍在担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的时候，组织了一次名为“‘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的学术活动。“六长老”即为我们的师长辈人物也，其第一位就是占元先生，其他五位是许渊冲、郑永慧、管振湖、齐香与桂裕芳。在那次学术活动中，作为主持者，我当然要在致词中对六位长老一一表示敬意，并列举各位的译著成就与教学劳绩，但当时“颂词”的篇幅有限，平均分配（在中国，三人成行，就难免有平均主义、“大锅饭”），只能求其大略，远未言尽占元先生的业绩与人格。那次学术活动虽是在占元先生去世前一年举行的，但他已经九十一岁高龄，故未能出席，这些都是令人遗憾的。

　　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占元晚年文集》一书，占元先生的女公子陈莹教授特地寄赠了一本给我。这是她收集了占元先生晚年的全部遗稿后编汇而成的，包括未出版过、未发表过的译文、评论以及散文杂记，共三十余万字。这本书使我对占元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知，也引起了我对占元先生更多的回忆、更多的怀念。

　　在北大期间，我们这一班到三年级才见到占元先生。一二年级都没有他的课，到三四年级才有，先是三年级的翻译课，然后是四年级的巴尔扎克专题讲座。那时的占元先生将近五十岁，正是学者教授魅力最佳的年龄，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令人难以忘记的，高阔的前额、聪睿的面孔、彬彬有礼的举止、整洁合身的衣装，形成了他十分明显的儒雅风度，而光润的头发、两鬓顺着耳根往后梳理的发式，似乎还残存着洋派学人早年的儒雅。当时他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至我看到《陈占元晚年文集》扉页上他晚年的照片时，不禁大吃一惊，他衰老，头发如几根枯草，衣衫不整，光着胳膊正在聚精会神看书……在这张照片面前，我痛感岁月的无情与对人的侵蚀磨损。我想，在图像大为时兴的今天，这个文集如果还多刊载一张占元先生风华正茂时期的留影，岂不更能反映出他辛勤致学的一生？

　　当年，占元先生在北大西语系，也是一位名教授，但在我们的记忆里，他并不大善于讲课。他的思维丰富而细密，他要表述的内容实在太多，却未能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而经常丢失了讲述的主干，不自觉地陷于恣意蔓延的枝蔓细叶之中，因此使人大有进入了枝节横生、根茎密布、藤条缠绕的大林莽之感。可以说，这是个很有学问、很有感受的人，他的思绪、他的意念丰富得像海洋，以至他自己也沉浸淹没在其中了。另外，有碍他讲课效果的还有他的口音，他的广东腔很是浓重，而且，他这种“母语”在他身上异常根深蒂固，似乎在吐每一个词的时候，都要费劲地去找普通话中的相应发音，就像在进行“语音翻译”，于是，语速也就很不流畅。陈先生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他有一次单独与卞之琳论学，他是广东腔，卞之琳是他那口原汁原味的浙江话，两人对谈达半个下午之久，结果是，用占元先生的话来说，“我怀疑双方究竟互相听懂了多少”，可见，我辈当年听占元先生讲课，不全力以赴集中注意力是听不进去多少的。

　　占元先生给我们上的翻译课仅限于教笔译，口译课则另由陈定民教授担任。占元先生的笔译课好像有两个特点：一是翻译理论讲得不多，而是以翻译实践为主；二是“法译中”的练习较少，而中译法的练习较多。这种构设也许不是他的意思，而是课程目的性的需要，因为西语系的教学任务除了主要是培养外国语言文学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人材外，还要兼顾培养外事翻译工作者。我当时觉得陈先生一定长于法文写作，至少其法文写作优于国语写作，这种课程设置正发挥了他的所长。但我们这一班学生偏偏对将来从事对外宣传译事不感兴趣，而都想步黎烈文、傅雷的后尘，去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颇有点好高骛远，在陈先生的“中译外”实践课程上不是特别用心，倒是在另一个方面下足了劲头，我自认“资质中等偏下”，尚且操起了一本法文作品译将起来，其他班的少年天才更是不在话下。罗新璋逐字逐句校对了傅译全本《约翰·克利斯多夫》好几大卷，还作出了笔录笔记，大有要将傅译精华全都学到手之势，他今日已赢得“傅雷的传人”之美誉，实乃从当时就开始下了苦功也。但占元先生的中译法的教学劳绩，看来也是“润物细无声”的，我们班后来出了一位对外译事的罕见的才俊丁世中，不能不说与陈先生最初的培育有关。

　　大学四年级，占元先生给我们班讲授了巴尔扎克专论，每周两小时，共讲了两个学期，课程容量几乎与闻家驷教授的《法国文学史》相当。将一个作家讲述两个学期，必须言之有物，而讲授者要做到言之有物，自己所作的研究量至少要超出自己的讲授量几倍甚至十几倍。至今回想起来，占元先生的巴尔扎克专题课，的确内容扎实而丰富，他对巴尔扎克的总体评论虽没有、也不能超出恩格斯论述的水平，但却有很大的历史具体丰富性，他很注重引证具体材料说明问题，常引述巴尔扎克给自己的妹妹以及韩斯卡夫人的信件中的自述，来说明他的生活创作状况与思想见解。显然，在巴尔扎克学中，他研读甚广，认知颇深，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因此，他的专题课很具有知性的魅力，至少我觉得是我们大学课程中最有吸引力的一门课。尽管他的乡音将讲课的效果打了一些折扣，但他的讲稿基本上是成文的，我做听讲记录也特别认真努力，它是我最珍视的一份课堂笔记，一直保存了很久，可惜在下干校期间，书籍资料集中存放在单位时丢失了。

　　占元先生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还是他的平易谦和。他是名教授，但在待人接物上，绝没有半点架子架势，没有师道尊严，没有矜持作态，没有居高临下。当他发觉你上前去有跟他说话的意图时，他总是先和颜悦色，笑脸相迎。在交谈中，他没有长辈的态势，总是先倾听你，理解你，从不截话，他说起话时，谦让得简直就有点羞涩了，似乎两人交谈感到荣幸的不是你，而倒是他。在课堂上，他极少“点将”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不像有的教授那样习惯成自然，甚至形成了一种爱好。如果在讲课中不可避免地有了讲授者与听讲者之间的互动局面，听讲者习惯地站起来作答时，他总是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似乎觉得自己滥用了讲授者的权威，亏待了对方，而深感抱歉，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赶紧要对方坐下来回应。这那里是师生之间的回答，简直就是平等的对话。说实话，我从没有见过有对晚生如此彬彬有礼、尊重有加的师长。凡此种种，占元先生在这样做的时候，显然都是出自内心的，是一种真诚感情的流露，并没有刻意追求某种风度的考虑，更不是沽名钓誉的作秀。可以说，占元先生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谦谦君子，因内而符外的自然而然的谦谦君子。

　　刚毕业的那几年里，我多次遇见过占元先生，因为那时文学研究所先是设在北大，后迁至中关村，相距甚近，而我正是分配到了文研所，况且，我是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供职。这家著名的刊物有一个阵营辉煌的编委会，朱光潜、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金克木、蔡仪、杨周翰、傅雷等西学大家尽悉在其列，占元先生亦是这个熠熠生辉的团队中的一位，这足以使刚从大学毕业的我对占元先生的学养与学术地位有更清晰的认识。我遇到占元先生多是在燕园之内，我经常出入母校，占元先生也经常骑一辆自行车来往于未名湖畔，他很有活力，身手甚是矫健，对人则平易谦逊如故，一见到你，老远就下了车来跟你招呼、寒暄，比我们当学生时更为客气，大概是因为我们已经毕了业，算得上是一个“成年人”了，因此，他待我更像是平辈。因为他是编委，我这个小编辑免不了到他那里跑腿、联系工作，这就不止一次造访了他在朗润园的住所。他家独居一个院落、一所平房，宽敞而又幽静，他接待客人，总是在书房。书房是学者精神世界的窗口。占元先生的书房不是以气势轩然，精致高雅取胜，而是以其充实令人难忘。他的书很多、很丰富、很杂，法文旧书居多，可见其学养的厚实，书都置放得不甚整齐，颇为凌乱，留下了主人兴之所致，随意取阅又随意放下的痕迹。而在接触中，你也很容易感到占元先生对学术文化关注的广泛，与他交谈你会感到颇有收益，颇有启发，而决不会感到轻松自如，因为他的谈话中只有学术文化的“干货”，而无寒暄闲聊的“水分”，一滴“水分”也没有，更是不涉及世事俗务半个字。加以他的视角多变、思绪蹦跳，要跟得上他实在不易，且不说他那口听起来费劲的广东乡音了。

　　随着“翰林院”各研究所集中迁进城里，我就很少再遇见占元先生了，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概只见过两三次，都是在学术活动的场所。虽岁月流逝，世事沧桑，但占元先生对学术文化种种问题的高度关注与多思状态仍然如故。记得他有一次见到我没有讲几句后就主动大谈起对法国新小说派的看法，据我的经验，当时一般老一辈学者对这种特别新潮、特别先锋的文学流派是不大注意、不大跟踪的，就像今天我们这些年已古稀的人对超女之类的时髦很陌生、很隔膜一样，但占元先生对战后这个文学新时尚却所知甚多，很有见解，他这种对学术文化的新鲜感受着实使我很是惊讶。再者，他多年前对人对事的谦逊礼让的态度与精神亦依然如故，这里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项国家级的大型文化工程，其中外国文学中的法国文学部分的编委会，由于人事关系问题与霸王当道，占元先生在编委会中只任副手，而以他的学术水平、资历与对法国文学的广博学识，以及虚怀若谷，能团结学界同仁的人格精神，他足以担任主编之职而绰绰有余，或者至少也应该并列为主编，然而他却屈居人下。当时在我这个局外的“青年人”看来，这一安排实在失衡，陈先生之所以接受了并在这个岗位上承担了相当重的实务，显然是因为他太谦让、太好说话了。第二件事是在一九七八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改选，前辈学者均已上八十岁，决定全部退休，只担任名誉职务，由五十岁左右一辈的学人接班。为了大体上不失衡，李健吾、罗大冈、闻家驷并列为名誉会长，陈占元为顾问，虽然这并没有达到绝对的平衡，但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煞费苦心了，占元先生以他贯有的谦逊与宽厚对此表示了理解与支持，并且当着我的面把新当选的会长、副会长称为“时贤”，这是我当时得到的第一份也是最有分量的祝贺。这与改选会上有目空一切的“新锐少年”为职位与名分而施展拳脚、大打擂台的壮举正形成对照，使人不能不感慨良多。

　　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陈占元称得上是个元老级的人物，至少是老资格的先行者。当然，在中国，这个行业的“祖师爷”要算是林琴南，但他所作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而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转述，何况在他那个时期，这个行业远没有出现集群、代族，真正成代成群地出现文学翻译家，并有了显著的译品实绩。最早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他们是一批留学欧美的学人，有冯至、李健吾、梁宗岱、卞之琳、黎烈文、戴望舒……稍后还有傅雷，陈占元也是其中的一员，而且在早期是最为活跃的一员。

　　一九三四年鲁迅与茅盾创办中国第一家文学翻译杂志《译文》，陈占元就是积极的参与者、重要的合作者，因此他与鲁迅曾经有过直接的接触，在老一辈翻译家中，有此缘分幸会的，也许只有陈占元一人了。与《译文》合作的这个时期，陈占元的译作甚多，可谓丰收，而其作为译家的“路数”则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关注的并不是历史上的经典文学作品，而在那个时代，很多古典文学名著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如果他当时译这些作品，他今天的翻译家名声一定大得多。他关注的是当代，他所译介的作家都是二十世纪才登上法兰西文坛、但其作品正在或将要获得世界性经典地位的名家，如纪德、罗曼·罗兰、柏格森等，今天在我看来，占元先生当时对文学的关注与视角显然是“时尚的”，同时又是准确的、有见识的，用俗话来说，就是达到“慧眼识英雄”的水平，我以为对于一个翻译家来说，有没有这种慧眼事关重要，这实际上是加“谁”的盟，与“谁”合伙的问题，对翻译家的际遇与地位是大有影响的。陈占元作为译家的路数另一个特点，则是他所感兴趣的更多是文学中的思想材料，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图景，也不是人性展现的情景。具体来说，他译的几乎全是知性的文论与随笔，如纪德的《论歌德》、罗曼·罗兰的《向高尔基致敬》、《论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等，而没有小说、诗歌与戏剧作品，这种重思想、重知性的特点，我想是与他在巴黎大学攻读了好几年哲学专业有关。他一开始就保持着研究的、学术的兴趣，执著于“形而上学的领域”，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早期陈占元的特质。

　　抗战时期以及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陈占元在中国文化领域里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做了一些有益的文化工作。他译了一些文学名篇名著，如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纪德的《妇女学校》、圣艾克絮佩里的《夜航》、莫洛亚的《英国人》、茨维格的《马来亚的狂人》等，不难看出，较之以前，他从纯思辨的领域扩大到了形象描绘的领域，但仍追求那种知性表现得更浓厚的作品，他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哲人的兴趣仍未改变。这个时期，他还做了一些编辑出版工作，在香港，他办了明日社，先出版了卞之琳有抗战热情的诗集《慰劳信集》与报告文学作品《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后又出版了冯至的《十四行诗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以及梁宗岱所译的罗曼·罗兰《歌德与贝多芬》。在桂林期间，他还与李广田、冯至、卞之琳合作创办了文学刊物《明日文艺》。他所做的这一切工作，既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也有很鲜明的进步色彩。

　　建国后，在社会生活中，历史资格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价值标准，革命经历、进步历史是最能给人带来荣誉、地位、表彰、泓扬、“上报”的“硬通货”，但在陈占元身上，似乎有点例外。稍加考量，便不难发现，他建国后在文化界所占有的地位，所获得的尊敬与礼遇，与他建国前的进步学者的老资格实在不大相称，甚至他有点被“边缘化”了，在上述国家重要项目中，他屈居于资格与学识都不如他的人物之下，便是明证。更使人惊讶的是，他作为老《译文》的开拓者与“功臣”，从建国后一直到他逝世，却没有在《世界文学》（它从来都号称是《译文》的“后身”与继承者）上发表过任何一篇东西，只是在他逝世后，这家刊物才发表了他的两篇遗留下来的译作。何以他被边缘化？我想原因不外有三，一是长期在“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政治思想大气候中，与西方文化有关的“欧美派”知识分子不“吃香”了；二是，在文化领域中，在道上风光行走的，多为强买强卖的“强势人物”，而排他性正是这种人物得天独厚的禀能；第三，实与陈占元自己低调、谦逊、退让、与世无争的思维方式与行事作风有关。别的不说，我仅从个人亲身的经验对此就深切地体会，从我大学时代到陈占元先生去世的数十年间，我与他接触的次数不能说特少，但我从来没有一次听他说起或提及他对中国文学事业曾经做过的那些事。充实而无言，资深而低调，这正是占元先生的君子风度，是他的美德。

　　也许和他低调谦逊的性格有关，占元先生在学术上一贯的作风是厚积薄发。据我所知，他在法国文学方面研读很广，见识颇丰，但他生前几乎从来没有发表过研究评论文章，他遗作中有限的几篇，也说明他的确很少写这方面的文章。他将自己的业务活动，基本上局限在翻译领域，建国后他继续在这方面扎扎实实地耕耘并收获了硕果。他仍保持了自己重知性、重思想材料的“路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发掘并译出了巴尔扎克极为重要的文论《（人间喜剧）序言》，发表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此文乃巴尔扎克整个文学创作的纲领与思想原则，对于研究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当时文艺界急需的一份“思想材料”，发表后也确实成为了理论界人士经常引证的典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译出的巴尔扎克的两部作品《高利贷者》与《农民》，虽然完全是两部小说，但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也要算是最具有“思想材料”性质的作品，前者是对初期资产者的习性与敛财方式的形象展现，后者是对大革命后法国农村阶级关系的形象图解，两部作品中有很多鞭辟入里、精彩睿智的议论，都阐释出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在中国，当时《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程尚未启动，能从《人间喜剧》近百部作品中挑出这两部来率先加以翻译介绍，这正表明陈占元先生选题选材的“慧眼”，说明了即使是选材，他也是以全面的研究为基础的。

　　作为翻译家，占元先生所做的特别的贡献，是译出了狄德罗的画论画评。狄德罗是启蒙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具有完整的体系与令人赞赏的深度，他的文学成就，不仅有出色的哲理小说与戏剧作品，而且他的画评画论与戏剧理论更成为了文学理论批评上、美学史上极为珍贵的瑰宝。十八世纪是法国现实主义绘画大为昌盛的时期，狄德罗对当时的绘画作品有多次定时的评论与系统的理论总结，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评析才华，在当时整个欧洲范围就已获得了好评与推崇，德国大文豪歌德与莱辛对他均有盛赞，称他为“光明的火炬”，“照亮了艺术创作的奥秘”。时至今日，狄德罗的画论画评仍然是美学研究中的经典文献。占元先生克服了文论翻译的困难，将这份珍贵的典籍比较完整地引进了中国，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只不过该书出版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我国理论批评界一些人士对时髦的欧美新潮派文论趋之若鹜的时期，狄德罗这一份典籍的光辉多少被时尚的云雾所遮掩。

　　陈占元在当代中国翻译领域里的地位与影响，早已为他的业绩所证实、所确认，但他自己在晚年所写的《生平小传》一文中，却这样说：“我做过一些翻译，但我不是翻译家。称我为翻译家，只使我想到自己工作的粗糙拙劣，于心有愧。”陈先生如此谦虚的美德的确令人感动、令人钦佩。但对此，我不能不说，他的自谦过了头，几乎就失之于妄自菲薄了。虽然绝对十全十美的、毫无瑕疵的译品在世界上几乎是不存在的，翻译泰斗傅雷亦不例外，但陈占元的翻译绝不是“粗糙拙劣”的，就译事的最高境界“信、达、雅”而言，他的翻译至少在“信”与“达”上是高水平的、上乘的。而且，他比常见的一些“翻译家”大为优越的是，他对自己所译的作家作品都有比较全面而扎实的认知与研究，在他晚年的文集中，对狄德罗、纪德等作家的有深度的评论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一个研究型、学者型的翻译家，在翻译界中能达到此种境界的唯有少数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而已，如李健吾之于莫里哀、福楼拜，卞之琳之于莎士比亚，冯至之于里尔克、歌德……

　　学人、文化人的价值以其业绩为归依、为根据，当然不应该以他人的贬褒为转移，也不应该以自谦之词或自炫之词为定论。正因为占元先生过于自谦，后人更有必要为他讲公道话，更有必要突显出他的业绩与贡献，特别是在炒作之风中、在自我吆喝与帮派力挺之下、“顶级翻译家”接踵而现的今天。

　　2007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