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金果 苏 杭
张国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从崛起、辉煌,到挫折、堕落,充满了跌宕起伏、曲折坎坷。最近出版的由姚金果、苏杭两人合著的《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试图通过大量材料,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张国焘的一生。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完整的有关张国焘的传记。
此书向读者介绍了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展开的对张国焘的批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插曲——
原在保安的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随党中央迁至延安后,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将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由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在抗大开展以后,抗大发生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等人准备拖枪出走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而且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众说纷纭。
据《追求》一九九二年第二期发表衡学明的《许世友蒙难记》一文所载:
在抗大开始有组织地揭批张国焘之后,四方面军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怒火,依然抱着“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的超然态度。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不同意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更不能容忍那些对四方面军的无理指责。在抗大一队的批判会上,有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与四方面军扯在一起,他再也坐不住了,径直走到队前放了一炮:“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逃跑?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北,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真让人想不通……”他发泄着自己心中的不满。这时,有人坐在队列里高呼:“许世友,你这是反对中央!”“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土匪!”喊声打乱了许世友的发言,气得他暴跳如雷:“我反对中央?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他说不下去了,双手紧捂胸膛,口中喷出一道殷红的鲜血……
许世友住院了,但抗大的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来看他,没有一个不哭的。过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觉到没有出路,对许世友的影响很大。当初,是他力排众议,坚决把红大和党校学员带到了保安,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一种结果。一连三个不眠之夜,他想起了当初对大家的许诺:“到中央去看看,不好再说嘛!”现在该怎样办?
一天上午,詹才芳、王建安、吴民安等人来看望他,各人又是泪流满面。他说:“你们就知道淌眼尿,哭有什么屁用?!”“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咋办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走?到哪儿?”“回四川找刘子才!他们还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大家举手赞成。
计划在秘密进行中。到第三天时,已有二十多名团级干部、两名营级干部、六名师级干部、五名军级干部愿意走。许世友说:“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准备步行七天七夜,到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画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四月四日夜十时出发。”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夜间十点正是人们熟睡之机,他不想伤害那些把守城门口的哨兵,决定从北城墙下的一个下水道出城。
转眼到了四月四日,准备出走的学员悄然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许世友不动声色地从医院回到抗大,选派了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携枪出城,准备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在关键时刻,王建安变卦了,致使这一计划败露。
此文发表后,引起一些当事人的注意,莫文骅在《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七期发表文章,对衡文的一些说法予以反驳,他写道:
这次教育,完全是正面学习,没有搞任何的过火斗争。当然,斗争中可能有个别过火言论,但都及时纠正了。没有说什么“土匪”、“枪毙”的,更没有动手打人,因为这是党内思想斗争。……“抗大”没有对张国焘面对面的斗争。他是红军总政治委员。“抗大”无权把他弄去斗争,就是中央扩大会议,对张国焘也只是背靠背批判,他没到会。……至于“托洛茨基”这个词,当时没有用过。只在“七七”抗战后,“抗大”才用这个词,这是三个月以后的事啦。是批“张慕陶”,不是批“张国焘”,大概误传了。……由于张国焘统治四方面军多年,又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招牌,长期在四方面军内实行愚民教育,甚至伪造列宁的指示,说什么“两个工农分子监视一个知识分子”、“最落后的地区可以建立根据地”等等。所以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有些盲目迷信,把他看做四方面军的化身和代表,不能把张国焘的错误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对“抗大”进行的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讨论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而且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不满。于是,在“抗大”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如果事实确如莫文骅所说的那样,那么,下面这种说法就更值得注意了。
詹才芳的女儿詹杨曾出版了《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一书。詹杨在书中说,她为了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先后访问了洪学智、陈再道、徐深吉、李中权、肖全夫、张贻祥等老将军,他们“毫无顾忌地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詹杨经过访问,所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呢?她这样写道:
在此期间(即批判张国焘期间——引者),有个别人没有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做。在批判张国焘时,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说成是“张国焘的人”,是“张国焘的应声虫”……这大大激怒了许世友等同志。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桂干生、詹首奎等在下面议论,认为有些违背中央的《决定》的精神,搞派性,搞山头主义。还说什么“我们中央”、“他们四方面军”怎么怎么。大家更加气愤。
当四方面军干部受到压力后,许世友带着情绪发牢骚道:“我们是中央的干部嘛!为啥把我们说是张国焘的人?!”“在延安呆不下去,没啥了不起的。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其他同志也有类似的语言。当时,谢富治等人听到后,立即向抗大个别领导打了小报告,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好人”,又说“他们马上要把队伍拉走”,“要搞武装暴动”等等。有人听信了这些扩大事实的汇报和捏造的谣言,竟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把许世友和詹才芳他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
洪学智将军在回顾此事时,曾这样说:“那时候说‘到鄂豫皖打游击’这话,本是发泄一下不满,结果给汇报成了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拉队伍走’、‘带枪走’……还说我们已‘建立了反革命组织’了呐……真是胡诌!”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其实,这是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新的资料的公布。但不管怎样,“抗大”还是把许世友等人抓了起来,并进行了审讯。据莫文骅回忆,事情的经过是:
四月三日是星期日,天气晴朗,学校放假休息,教职员、学员们大多到延安城内,到宝塔山和清凉山等地去玩了。莫文骅因为有些事要做,没有外出。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校党总书记邓富连(现名邓飞)突然跑来找莫文骅,他神情紧张,上气不接下气,急急忙忙地告诉了莫文骅一件意外的事情。原来,他刚刚接到第二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的报告:在“抗大”学习的少数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学员,由于不满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受张国焘拒不承认错误的顽固态度的影响,对党中央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心怀不满,由学员许世友领头,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詹道奎、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十多名军师级干部参与,密谋带领每人身边的武装警卫员共二十多人,携枪逃跑。他们准备当晚午夜举事,杀死×××,然后从北门城边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因为城门有卫兵),到山中去打游击。这是他们平时就侦察好的。水沟能同时爬出两个人,可以避免被城门口和墙上的哨兵发觉。
王建安(军长)是参与者,后来他觉得这一行动太不应该,认识到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用暴力?况且又要杀死某某,这不是叛变革命吗?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险。所以他决定不走了。上午,当许世友问他准备情况时,他说有病不走了。但他们逼他一定得走,否则采取强制措施。这样,王建安感到两头为难。走了不合适,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险。经过仔细考察,不得不亲自向谢富治揭发了事变阴谋。
当莫文骅听邓富连讲完这件意外事后,心情也非常紧张。他决定让邓富连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他自己便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跑了几处都没找着,于是只得直接去找林彪校长。他向林彪详细报告了此事,林彪听后,要他先回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而林彪自己则先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这样,莫文骅便急忙回校向保卫科同志及身边人密告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万一。
不久,林彪回来了,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谢富治及保卫科同志等开会,宣布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决定,立即将许世友等一伙人逮捕,以防止事变的爆发引起恶劣的后果。于是,当天下午四时,学校吹响了紧急集合号,召集学员在各队开会,高干的第一二队学员也到各自教室开全体会议。第一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第二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由傅钟、谢富治分别向第一、第二队宣布了许世友等人密谋拖枪逃跑和中央的逮捕决定。宣布前,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已派人把两个队的教室包围起来,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去,由保安处人员捆绑起来押走了,一共抓了有十多人。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学员宿舍,收了所有的手枪。
六月六日上午,最高法院召开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由各机关团体代表约一百五十人参加。审判长为董必武,书记为周景宁,陪审为雷经天、周兴等四人。由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傅钟报告被告人许世友等人的犯罪行为。许世友等人供认:因对抗日统一战线发生怀疑,企图拖枪逃跑,去打游击,承认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法庭经过审理,认为他们过去对于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余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不等。当时的《新中华报》于六月九日曾对判决许世友等人作了公开报道。没过多久,党中央又决定对所有参与事变的人进行特赦,予以释放,重新安排了工作和生活。
那时,张国焘在延安。事情发生后,“抗大”震动很大,议论纷纷。学校在城隍庙门口坪里开大会,向全体教职员、学员进行传达解释。中央要张国焘去给大家,尤其是四方面军的干部讲一次话,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启发四方面军同志认清他的错误,站到中央方面来。张国焘迫不得已由朱德总司令、林彪陪同到会讲了话。他对自己的错误和许世友等人的犯罪行为一字不提,却哼哼哈哈、不痛不痒地说什么“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产国际控诉”。
此后,全校就此事开展了大讨论,大家列举了大量事实,愤怒地揭发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反党反中央的罪行,也批判了许世友等人的罪过。
事件发生后,中央首先考虑张国焘是否是幕后操纵者。因为正在批判张国焘运动中发生此事,而且平时张国焘与四方面军的干部又有许多接触。鉴于张国焘过去的行为,中央有这种考虑也在情理之中。根据中央指示,董必武、李克农、杜理卿等人负责审理与事件有关的人。他们与被捕的四方面军干部一个个谈话,详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结果证明与张国焘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