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中韩建交内幕

　　◎ 谭 静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几位韩国人秘密来京，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东南角偏僻的十四号楼，一住三四天，像关禁闭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劝他们到院子里散散步，都被他们拒绝。他们就是以韩国外务部大使权丙铉为首的韩中建交谈判代表团。

　　中韩建交问题提上日程后，双方商定建交问题首先由双方外交部大使级代表牵头组团，负责具体商谈。韩国总统卢泰愚责成外务部组成谈判班子，准备与我国谈判建交。当时，在汉城的台湾“大使馆”对业已出现的形势异常敏感，到处刺探韩方的动静，于是总统府青瓦台下令，与中方谈判一事必须“绝对保密”，这成为谈判班子一条不可动摇的纪律，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

　　韩方谈判班子由七个人组成，个个精明强干。据说，他们直接受青瓦台领导，外务部除长官外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自班子组成那天起，他们就搬出外务部，在离青瓦台较近的地方租了几间办公室秘密入住，一待就是两三个月。他们每个人都属外务部内不同的单位，有的还属其他部门。每个人都编造了不同的理由暂离所属单位。有的以身居农村的老父病重，需回乡照顾为由，向外务部请了假；有的人在尚不知自己已是谈判班子成员的情况下，早晨上班时，在外务部门口被莫名其妙地“绑架”到另一秘密地点去上班。他们同样瞒过了家人。建交后我随丈夫赴任汉城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听权丙铉大使夫人说，那时她全然不知丈夫去了何处，直到有一天她洗衣服时从权大使衬衣口袋里发现一张去北京的机票，才猜出个大概来，但她始终没再问什么，并一直默默地替丈夫保守着秘密。

　　中韩建交谈判共进行了三次，前两次都在北京。韩方人员第一次来京是白天到达的。大概他们担心易被人察觉，第二次即选择了夜航飞机。谈判期间他们从不与外界接触，怕外人发觉蛛丝马迹，泄露出去，无法向青瓦台交代，所以每次谈判结束后立即离京。几位韩国朋友那时从未欣赏过钓鱼台的美景，更未能去北京什么地方逛一逛，他们现在说起这件事还遗憾不已。

　　我方谈判班子也是七人组成，由张瑞杰大使牵头。我们一行于六月十九日傍晚抵达汉城，与韩方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判。下飞机后本以为权丙铉大使在机前迎接，但未见到他，走进候机大厅仍未见他人影，边纳闷边走出大厅，仍不见他前来，心里有些埋怨。正在这时，韩方礼宾人员引导我们到一个拐角处去乘汽车，汽车上下来几个人，为首的就是权大使。我们还没来得及和他握手，就像被绑架一样，被他们拉上汽车。到车上权大使才向我们解释说，他们不敢进机场，是因为怕暴露目标，只好将汽车停在这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墙旮旯等我们。大家看着他学捉迷藏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

　　到达驻地时，我顿时眼前一亮，“喜来登华克山庄”几个大字闪耀着迷人的霓虹彩灯，这不正是一九八五年中韩两国刚刚开展国际多边活动后，我随核学会代表团来汉城参加亚太地区核能会议时下榻的饭店吗？我心里正为这个巧合高兴时，汽车却经过饭店门前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路，在一座别墅前停下。韩国人称这是该饭店的一个“别庄”，因与饭店隔开，周围静谧，利于保密，我们真为韩国人的精心安排所叹服。进住后，我们七个人同样被他们“禁闭”在这里，不能出大门一步。只有在最后一天去机场途中到游人不多的汉城南山上“放了放风”。

　　每次会谈双方都是摆开阵势分坐在长桌两边，我方的“阵势”，不过是张瑞杰大使前面有几页发言提纲，其他人前面有几张白纸便于记录而已。对方则是名副其实的“阵势”，只见权丙铉大使每次都抱一大包文件放在脚底下，便于随时查阅，其他人也各自提一兜文件。会谈开始后，张瑞杰大使总是一次说清我方立场，简明扼要，其他人很少再作补充。而对方的人因来自不同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当权丙铉大使发言后，分坐在他左右的那些人一会儿这个送上一份文件让他看某一段落，一会儿那个又递上一个条子，在他耳边嘀咕几句，有时闹得他不知所措。事后他开玩笑说，我真羡慕张瑞杰大使，他胸有成竹，别人也不干扰，我则是前后左右都有顾忌，有时真是无所适从。

　　中韩建交谈判进展顺利，韩方人员的情绪从最初的紧张逐渐变得轻松。在京期间，他们每晚都向钓鱼台服务人员要茅台酒，一则借酒表达他们高兴的心情，二则借酒消除他们“被关禁闭”的寂寞。夜间我们在楼下常常听到楼上“咚咚咚”敲地板的响声，第二天一问才知，原来是茅台酒喝得尽兴之时权大使带头跳起舞来。

　　权大使在一次答谢宴会前，几次邀请我的先生、当时主管韩国事务的亚洲司副司长张庭延出席，还通过我做工作。按当时的情况，两国尚未建交，除谈判人员外，官方人士避免出面。但经不住韩方以诚相邀，同时也为做韩方的工作，张庭延副司长与权大使见了面，并出席了宴会。席间，大家用韩语交谈，不时用茅台酒制造热烈友好的气氛，这就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甚至当权大使得知张瑞杰和张庭延年长他几岁时，他就开始以“兄长”相称。我们与权大使从那时起就从谈判对手变成了好朋友。■

　　（摘自《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