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旧书摊捡出的“文革”信函

　　◎ 王金昌

　　说也奇怪，一些曾被各单位视为“秘密”的档案材料，这些年竟会出现在北京、上海及其他一些城市的旧书摊上。人们在那儿买到过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人的“检讨”；买到过党内会议的记录；买到过许多珍贵的照片……

　　这也有好处，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由此得以保存下来。北京潘家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王金昌先生经常光顾那儿，从那里收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书信、文稿、日记等有价值的资料。一九九二年，他在如今潘家园地摊的停车场，当年的潘家园书摊买下了一箱有关摄影家吴印咸的材料。其中有吴印咸“文革”初的检查；“揭发”和“批判”刘少奇、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及其同行等材料；写给江青、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的信；写给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信……《中国作家》今年第五期刊登他撰写的文章，介绍有关情况。

　　吴印咸一九○○年生于江苏省沐阳县，一九二二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一九三五年便正式担任了电影摄影师，拍有《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影片。一九三八年和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袁牧之等人一道奔赴延安。一九三八年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延安电影团”，吴印咸担任摄影工作后又担任了该团的领导工作。

　　解放后，吴印咸先后出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央五七艺术学校副校长、国务院文化组成员、文化部电影局顾问。

　　吴印咸在“文革”中也有着一段心酸史。

　　吴印咸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人，“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批判。在他的资料中就有检查“之一”至“之五”的材料，主要检查他的白专道路、名利思想、教育思想、家庭出身、同事关系。当然，也有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人的证明材料，如许幸之、徐肖冰、钱筱璋、田方，还有“揭发”和“批判”他人的材料。

　　有些证明材料还比较客观，比如田方。吴印咸在“有关田方的材料”中说：我认识田方是在上海天一影片公司，那时田方是天一的演员，我在天一做布景工作。……我于一九三八年秋到延安后，才知道田方已先到了延安。田方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从延安到东北的。一九四六年四月在东北局决定和领导下，田方与钱筱璋、许珂等到长春接收伪“满映”，他们把“满映”全部电影物资、技术设备及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制片人员，在发动伪满映的职工和当时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协助下，在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人与物迁出了长春，运到了解放区，是有功的。

　　在一九七○年元月中央“五七”艺术干校成立之前，吴印咸应该是受批判和批判别人的。

　　吴印咸从艺术干校副校长到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他这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人不得到江青等人的许可是不可能的。吴印咸在延安给江青照过不少相，也教过江青照相。就因为这个缘故，吴印咸可以直接见到江青。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吴印咸在江青面前也更加小心翼翼。从吴印咸给江青的信里可以说明这一点。

　　吴印咸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给江青写信，反映近年从他处借走毛泽东主席照片情况：

　　江青同志：

　　向你汇报一件事情。

　　去年十月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高连仑、刘殿良两同志来电影学院并到我家说：“中央文革派他们来了解毛主席照片借出情况。”通知我写借出情况，并要我登记我所有毛主席照片的数量，我也给他看了我多年来珍藏的在延安所拍的主席照片。三天后他们来取了清单和借出情况，并说：照片先封存是否上交等待中央文革决定处理。十月三十一日高与另一同志来说：“戚本禹决定要把这些照片一律上交。”我就给他拿走贴有毛主席照片的相册，其中包括《毛主席相集》（肖像、讲演、剪集等三种）、《毛主席与江青同志》、《毛主席与战友》……等十五本及重复而未贴本的大小照片共计一千零一十六张。

　　今年一月文艺组（王宝功时期）又派井彩来电影学院和我家，再次登记借照片情况及上交照片情况，我又再一次写了报告，并且又将后来清理出来的另一些照片和翻底的底片都做了补充登记，全交给了井彩，并说：这些照片和底片是否上交等中央决定，故未拿走。

　　由于戚本禹被中央文革端出来之后，我怀疑戚是否会在取去的照片中耍什么花招，也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否保存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故特向你汇报这件事，只要这些照片没有被他利用而完整无缺，我就放心了。

　　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祝主席万寿无疆！

　　吴印咸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还有一封是吴印咸写给于会泳的信。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央五七艺术学校的缪森林、苗正明、张瑞坤、王俊之四人建议开办录音专业，他们写信给校长于会泳。因在信中提及：“今年四月份，我们听说由于中央首长的指示要办电影录音专业”，“我们听了传达江青同志关于师资等十点指示”……

　　“中央首长”和“江青同志”这样的字眼使于会泳惊慌失措，马上批示给吴印咸：

　　我和浩亮同志看了这封信认为：（一）信中所说“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办电影录音专业”这句话是从何处来的（我们从未听说过）？（二）信中说的“江青同志关于师资等十点指示”是指什么？……

　　吴印咸报告给于会泳：

　　一、关于四人报告中所说的“中央首长指示办录音专业问题”，这是他们得知艺校要办录音专业后的猜想，并无实际根据，已向他们解释清楚；二、关于四人报告中所说的“江青同志关于师资等十点指示”是指江青同志在十月二十九日关于艺校招生、师资进修、批判无标题音乐、艺校学习汇报演出、侯永奎和张世霖的安排、外国表演团演出消毒、文艺评论、校舍建设等的指示，我们在传达时曾归纳为十点指示……

　　粉碎“四人帮”之后，吴印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用吴印咸自己的话说：“领导不理睬，工作条件一点不给，写作没有助手，拍摄没有物质保障，整日生活在希望等待而现实却是绝望的矛盾中，真是痛苦极了。”

　　吴印咸，这个新中国电影摄影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艰苦奋斗》、《组织起来》、《进军南泥湾》、《前线观察》，还有那幅不朽杰作《白求恩大夫》，至今闻名遐尔。然而，这样一个当年受毛主席、周总理尊重的技术专家，行政八级的副部级干部竟然因为自己使用多年的白郎尼卡相机“经常出故障，曾多次修理”，“希望将库存的哈斯白莱特相机给我使用”，给领导写了四次申请报告。在第四次报告的结尾，吴印咸深情而又无奈地写到：“我的心情是要长征，继续革命。但我毕竟是七十八岁了，如果没有组织上给以条件，还能做点什么呢？这就是我要争取相机的补充理由……”这是一九七八年五月二日。

　　吴印咸在万般无奈之下，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胡耀邦很快作了批示，但“未见文化部有任何反映”。吴印咸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信：

　　耀邦同志：

　　去年三月给您写的信，虽然您批示，但至今未见文化部有任何反映，更说不上解决。

　　我现在的处境是：领导不理睬，工作条件一点不给，写作没有助手，拍摄没有物质保障。整日生活在希望等待而现实却是绝望的矛盾中，真是痛苦极了。

　　我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自己总想趁现在头脑尚清楚，腿脚还灵便的时候，为党做点工作。现在不比青壮年时期，一年二载，对我是多么宝贵，而且我要求的并不高，只是要点工作的条件，至于我有多大的问题，我在今年一月里给您的信中，已经全部汇报了。所以，我还是再次请求您，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此致

　　敬礼！

　　吴印咸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

　　从我收集的吴印咸的资料中，发现有一份文化部党组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汇报关于落实胡耀邦同志对吴印咸同志信的批示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说：

　　我们工作中确有照顾不够的问题，如去年他曾提出要点外汇买一台135小型照相机和一些滤色镜。因为当时外汇有困难，没有解决……

　　吴印咸同志已有八十多岁了，他长期从事电影、摄影工作，是有贡献的。对于这样一位老同志，我们应该给予照顾，提供一些优越条件。吴印咸同志在写作方面所需要的经费和器材，我们过去都办了。如买照相纸、胶卷等费用，都由我部实报实销。他用的一部赫森布拉特120式照相机，是司徒副部长批准，由电影科研所借给他长期使用……

　　剩下的问题，即用外汇买照相机、滤色镜和专车的问题，文化部经过研究决定：照相机因他买了，可以不再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