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五卷）

《毛选》英译内情点滴

　　◎ 王水照

　　英译《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初期的一次重要的译事活动，因其特殊的政治性质和当时的保密制度，至今仍显得神秘莫测。钱锺书先生是参加时间最长、用力最勤、且最受倚重的译者之一，但他的具体工作情况亦不为外人所知。汤晏的《一代才子钱锺书》对史实蒐讨详尽、查证严谨，是目前据信程度较高的一部“钱传”，而于钱先生此段经历却付之阙如。钱先生平日健谈无饰，对此事却三缄其口。只是有次听他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用他在《林纾的翻译》中的表述，是“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溜过去，没有一处困难躲闪得了”。当时听他这番议论，我立刻联想到其中恐有他参加《毛选》英译的甘苦体会在内。这一著作、论文、注释、翻译的难易次序，虽是一时戏笑之言，却包涵一定的道理，恰与目前流行的学术评价标准相反，至今不少地方对古籍整理、注释和译介等是不算“成果”的。

　　钱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填写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中说：“自一九五○年七月起至去年（1954）二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现在尚部分从事此项工作），故无暇及其他活动”，如果加上他后来参加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一共化去五六年的时间，实是他无法抹去的人生历程，也是重要的学术活动。以前只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故事”，如他指出《毛选》原稿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有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应为铁扇公主，从而使《毛选》正文避免了一次缺失；又如他译“吃一堑，长一智”为A fall in pit is a gain in wit，使有的英译专家“拍案叫绝”（绿原《几次和钱锺书先生萍水相逢》，《新文学史料》2002年3期）。有些传闻也饶有兴味，如《七律·到韶山》“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中的“黑手”，究竟是地主之手，镇压农民运动，还是农奴之手，夺取地主武装，据说英译组也有争论。他们还把有些疑难问题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但毛总不批复。总之有关英译情况，至今只见到程镇球《〈毛选〉英译回忆片断——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载《中国翻译》1993年第6期）等少许篇章，才露出冰山一角，期待有更详细的资料能予披露。

　　《毛选》英译工作是由中宣部《毛选》英译委员会（后称英译室）负责的，其主持人是徐永煐。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其子女编辑印行了一部纪念文集，披露了不少珍贵资料，可以大致钩稽出其工作进程和概况，点点滴滴的遗闻逸事更映照出当年历史情貌，值得推介。

　　《毛选》的编辑，据说是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向他提出的建议。其前三卷的英译工作与中文版《毛选》同步完成，时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参加翻译和审订的有钱锺书、金岳霖、王佐良、郑儒箴、浦寿昌等。译稿完成后，交英共中央，一九五四年由英国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英文版。国内前三卷的中文版，则分别出版于一九五一、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时间稍前。这个英国出版的英译版本被称为“初版稿”。围绕这个“初版稿”，与英共之间颇有一些周折。在出版前，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时任英共总书记的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毛选》第二卷）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从英译本中删去。五月，中共中宣部起草了给波立特的复信稿，认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见。这封复信稿送中央审阅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在八月十三日给陆定一的信中直接了当地指出：“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同月，由中联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复波立特的信，明确表示不同意删去该文的头两节内容，“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以上情况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一文及注释，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年公开出版，颇易寻读。《战争和战略问题》开篇即云：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第二节中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而波立特的来信引述他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了解国际共运的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是往后“反修”斗争的前兆。

　　“初版稿”出版后，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年间，又由一位英共作家主持了对“初版稿”的修改，其修改稿被称为“旧改稿”。应这位英共作家之邀，钱锺书参加了修改审订，徐永煐、浦寿昌曾参加部分工作。至于为什么要修改，据绿原先生说：“不料过了些时，却听说外文局的英国专家史平浩（Springhall），或称‘春堂先生’，竟对这个译本（指英国初版本）提出了批评，说是‘译得太雅了，我们伦敦码头工人读不懂！’” 绿原当时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与“毛选英译室”同在堂子胡同的一所大宅院内办公，一起用餐，与钱先生有“同桌之雅达半年之久”，故而知闻。此“旧改稿”后没有正式出版。

　　然后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由中央联络部重新组织对《毛选》前三卷的审订修改，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始有国内出版的英译本。

　　以上是《毛选》前三卷英译工作的大致情况。至于第四卷的英译，据前引程镇球的回忆，他在一九六○年夏参加仍由徐永煐主持的第四卷英译工作，同时参加的有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于宝榘、郑儒箴、赵一鹤等。为译稿作润色有外国友人马尼娅（Manya Reiss）与柯弗兰（Frank Coe）等。工作地点在万寿路十八所。初稿完成后，又由章汉夫组织审定，地点在东交民巷十五号宾馆，至一九六一年春全部完成并出版。因而就国内出版而言，《毛选》第四卷英译本比之前三卷英译本提前面世，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毛选》英译分为翻译和定稿两个工作程序，钱锺书先生没有参加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但也作过“润色”。程镇球文中说：“钱（锺书）五十年代初即参加过《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定稿工作，亦曾为《毛选》第四卷英译进行过润色。徐永煐一直对他很倚重。”徐永煐写于一九六二年三月的《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对前三卷“英译旧改稿”的修改工作，“建议由程镇球、SOL（即Sol Adler，中文名爱德勒）、钱锺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专责整理历次修改建议”；在介绍钱锺书时，他写道：“（钱）汉文英文却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文学研究所现在让他每星期在翻译组工作两天。他只能参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为陷于会议，更不能发挥全面和深思熟虑的作用。……如果把这三个人摆到一起，担任全面地、细致地衡量性的工作，则能收政治和技术、英文和汉文、旧人和新人的结合的效果”。钱先生大概是作为“技术”、“旧人”的一方被“结合”进去的；至于“英文汉文”兼擅于一身，比之程、SOL两位似更具优势；而“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则是无人可比了。可见钱先生在整个翻译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难怪绿原先生在文章中称他“是英译室的主持人”了。

　　这次译事活动不仅英译高手云集（大都是老清华学生），中外专家齐聚，而且其要求之严、标准之高，均是罕见的。徐永煐说：“上星期我参加一次审稿会议，一下午完成了英文四百字。”如果能把当年他们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事例整理出来，一定是份不可多得的英语教材。“五湖四海”这个成语，英语中没有相应说法，后来译成We hail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country，就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又如“本本主义”的译法，定稿时有人觉得难以找到贴切译文，主张造一新词Bookism， 经过讨论，提出两种译法，即Bookism和Book worship，各述理由供上面抉择，最后由毛主席亲自决定用Book worship（据程镇球文）。这些一鳞半爪的事例反映出翻译工作的严细和对精确性的追求。

　　徐永煐生于一九○二年，长于钱先生八岁；一九一六年考入清华，一九二四年毕业，早于钱氏九年，为其学长。一九二七年入党，他是清华学生中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后任外交部顾问，因病半休，一九六八年辞世。

　　他与钱先生正是在《毛选》英译工作中，切磋琢磨，相互“较真”，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了莫逆之交。有次徐永煐生病住院，他的亲戚前去探望，适钱先生亦在座，听他俩在讨论《纪念白求恩》结尾问题：“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钱云：这前四种人，直译成英文，不容易有差别；而徐仍坚持直译，相互反复讨论。徐永煐也并不一概主张直译，如对“力争上游”一词，在英语里，没有“上游”比“下游”好的意思，徐认为不妨用短语aim high来译“力争上游”，指往高处射箭，于中文原意较合。对工作殚精竭虑的共同态度促成他俩友情的日臻深挚。

　　徐永煐是位学者型的官员。他在一九六二年以《翻译的共同认识》为题，写了一篇三万字以上的大文章，系统总结由《毛选》英译而引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问题。该文包括“理论认识”和“具体认识”两部分，其“理论认识”部分，又以《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为题，公开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刊物，惜“具体认识”部分，现尚未见。在公开发表的这篇文字中，他从“矛盾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来论述翻译的性质和标准。他指出，“翻译不是表达译者本人的思想，而是译者用一种语言（归宿语言）来表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出发语言）表达的思想”，“翻译过程里的矛盾便是表达同一思想的两个面对面的语言的矛盾，便是归宿语言和出发语言之间的矛盾”。他还提到，“不懂出发语言而精通归宿语言的译者，最显著的例子是林琴南。林琴南介绍西洋文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不过他的翻译方法是不足为训的。”

　　这篇文章当时就“油印好了请大家研究”，“供大家讨论”（徐永煐《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1962年3月），钱先生必已寓目并参预“讨论”；他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写成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对此也有所回应。

　　《林纾的翻译》，初刊《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一九六四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主要讨论翻译的功能作用、理想目标和实践困惑，以“媒”（“诱”）、“化”、“讹”三者展开论述，重点也在“讹”的不可避免性。译事活动是“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钱先生在注文中说：维耐与达勃而耐合著《英法文风格比较》）（1958）称“原作的语言为‘出发的语言’（langue de départ）、译本的语言为‘到达的语言’（langue d’arrivée）。徐永煐同志《论翻译的矛盾统一》（《外语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1期）也分为‘出发语言’和‘归宿语言’。这比英美习称的‘来源语言’（source language）和‘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似乎在比喻上更配合”。我们注意到钱先生在建国后的论著中，一般很少称引健在学人的文章，此处特引徐永煐文为证，是个较少见的例外。至于他对林纾翻译的评价，更是对徐文观点的拓展和深化。

　　徐永煐的长子徐庆东《父亲琐忆》中的一则趣闻，近日我第一次读到，深深为之感动：

　　有一次，钱叔叔来家里和父亲聊了一天，天色已晚，起身回家。我跟父亲母亲送他。出门的过程中，两人谈话始终不辍。那天下着大雪，他们站在雪地里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母亲看快到吃饭的时间，就跑回家拿了棵白菜给钱叔叔（困难时期，大白菜是细菜），钱把白菜往腋下一夹，就走了。一小时后，杨绛阿姨打来电话，问母亲是不是给了钱锺书一棵白菜。原来，钱叔叔回家后，杨绛阿姨发现他夹着白菜，问是哪儿来的，回答说不知道。

　　他俩之间真“有说不完的话”，遗憾的是后人已不明具体内容了。这篇回忆文章又说：“他们谈话内容很丰富，天南地北。记得有一次，他们聊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父亲说，把‘绿’字当动词用，王安石不是第一人，从前就有人这样用过。钱叔叔很以为然，回去查了一下，在他的《宋诗选》注释里，加上了这个意思。” 《宋诗选注》的确举过丘为、李白、常建的诗例，说明“绿”字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然后提了五个问题：

　　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还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倒颇似当年他俩交谈的口吻，很有现场感，姑且作这样的胡猜乱测，来弥补现场了解上的缺失吧。

　　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在徐永煐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们仨》），是对他俩关系的确切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