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五卷）

由舒芜新序想到“耻”

　　◎ 虞非子

　　媒体争说《色，戒》时，舒芜先生又有关于周作人的新序问世。

　　这篇新序是舒芜先生应约为一出版社选编《知堂文丛》后写的交代文字，二○○七年九月二日写就，九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分两次刊载于《文汇读书周报》，题为《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以下简称“新序”）。

　　舒芜先生很擅长作序，早年的《周作人概观》竟由序而成书，“这个情况，居然有些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舒芜先生提及此事，虽“哪敢（将这两本书）相提并论”，但毕竟还是“不禁失笑”、在新序中以妙笔略带一过的——

　　大约一九八四年，或者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一套名家选集，其中有周作人选集，要我写序言……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写成，一数，竟然有六万字。原来听说这套选本每种只是十万字左右，当然不可能用上六万字的序……试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李学昆先生毅然决定采用。然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有兴趣将此文出单行本，收入他们的《骆驼丛书》。这个情况，居然有些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那是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史与欧洲文艺复兴史相比较，写得太长，不好用作序，只好另以《清代学术概论》之名单行出版。梁氏此书成为学术名著，我的小册子哪敢相提并论？但经过情况却这么类似，自思也不禁失笑。

　　新序篇幅远不及《周作人概观》，但作者写的时候显然还是很用心的：除了“交代一下自己读知堂散文的历程”，还要（或可）“帮助读者更清醒地把握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领略知堂散文的真味”。不过，通篇读下来，只觉得舒芜先生可能太沉浸于“知堂散文的真味”，以至很多“经过情况”都看不见了。

　　舒芜先生说他自己发表研究周作人的文章已“约近二十年”，又说“周作人研究今天还在起步阶段”，这样的说法当然也不矛盾。“起步阶段”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时间段，即便二十多年来周作人的著作、传记、研究论著出版很是热闹（舒芜先生也知道“已经出版过一些好的周作人全集和选集”，他还应约编选了这套《知堂文丛》），也还是可以说未走出“起步阶段”的，因为舒芜先生显然对周作人的研究现状还是很不满意或者说还是有更高期待的，不然新序中便不会有这样一段听起来似乎铿锵有力的话：

　　整个二十世纪是政治斗争激烈尖锐的世纪，卷入斗争旋涡中的人们，很容易凭政治上的好恶决定艺术好恶，毛泽东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公式将这一事实肯定为最权威的理论。于是周作人的附逆一段历史当然使他长期被摒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但是，他的艺术成就太高，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太大，稍稍了解中国新文学情况者无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历史就能一笔勾销的……

　　问题是，新序所谓周作人“长期被摒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一说，其实并不成立。早在舒芜先生发表研究周作人的文章之前，周作人就进入文学史了。一九八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的王瑶先生建国初期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已经将周作人列入“叛徒与隐士”一节，只是王瑶先生没有将周作人的附逆历史“一笔勾销”（周作人“是隐士的‘归朝’，而且所归的又是可耻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统治的‘朝’”），当然也没有写出舒芜先生所认为的周作人那么“高”“大”的艺术成就和对新文学史的贡献。但不管怎么说，早在抗战以前就欣赏周氏兄弟、后来又研究周作人数十年的舒芜先生，实在是不该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长期摒弃于视野之外的；倘若因为王瑶先生的“叛徒与隐士”没有写出周作人的“高”“大”而无视其的存在，并进而断言周作人“长期被摒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则是对读者连“或许”的“帮助”也没有而简直是误导了。

　　新文学史应该怎么写周作人，舒芜先生显然是很有独到见解的，不然他不会说出上面那段在他肯定是铿锵有力的话。但我想，既然文学是“人的文学”，那么文学周作人便怎么也离不开周作人这个人，离不开汉奸周作人这个人的，甚至隐约觉得，倘若舒芜先生来写新文学史，说不定也会认为王瑶先生对周作人附逆的文字踪迹、心理轨迹的探寻还太过简单了些。不过我也相信，只要舒芜先生落笔文学史，他一定能将一个丧失人格、国格的人的“高”“大”的艺术成就充分地展示出来，因为他确信“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本来是两个，政治上的左右和艺术上的优劣本来不是一回事，政治左而艺术劣，艺术优而政治右，都有可能”。

　　舒芜先生的新序很讲政治，但就周作人来“讲政治”、讲“政治上的左右”，毕竟是离谱了。“汉奸”，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由某个政治标准（“政治左”或“政治右”）来认定的。“汉奸”背叛的是国家和人民，对他的审判是国家的审判、人民的审判，也是历史的终身判决。卖国求荣与受“政治上的左右”出卖朋友的所谓“检举揭发”、卖身投靠，性质完全不一样，后者至多只涉及人格而不关涉国格。说到底，两者还是不同性质的“耻”。

　　说到“耻”，我又想起了一个“艺术成就太高”而附逆的著名音乐家（当然远不如周作人“杰出”）。钱钢先生的《旧闻记者》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请原谅我隐去了他的名字》，说的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音乐家，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在上海和平饭店一场为日本自杀式飞机“神鹫”讴歌的演奏会上，指挥了他亲自谱曲的“神鹫歌”……套用舒芜先生的话来说，这位音乐家的“艺术成就太高，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贡献太大，稍稍了解中国现代音乐情况者无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历史就能一笔勾销的……”

　　舒芜先生也许是对的，周作人和那位著名音乐家注定将载入史册。但文学史、音乐史毕竟不是汉奸史或者卖国求荣史，是不可能将附逆者的劣迹逐一写入的。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或许应该编一本《耻》，将那些“高”“大”的卖国求荣者，因受“政治上的左右”而卖身投靠、丧失人格的文化人分卷收入，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现代音乐史等等的参考读物，以警示后人。

　　舒芜先生或可对《耻》有所贡献，他的《周作人概观》便有第十五、十六两节“专论周作人从反对抗战到叛国附敌的问题”，不妨充实、修订后列入《耻》中。

　　2007年10月21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