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五卷）

蒋介石是否曾下令张学良不抵抗？

　　——蒋介石日记揭秘“九·一八事变”

　　◎ 周天度

　　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等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发电报请示南京政府，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还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

　　这段话言之凿凿，说得十分明白，加上郭又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因此许多人对之深信不疑，都在文章和著作中加以引用，影响甚至波及海上，并由此得出结论：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张学良不过是执行者，这几乎成为国内现代史学界的一致看法。

　　人们为了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探个究竟，早些年日本广播协会和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等人，先后访问了晚年的张学良。张学良的回答是：“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张学良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等等，这些已为不少人所知，就不多加引用和说明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张学良所处众所周知的特殊环境关系，他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蒋介石），只能由自己承担，因而不得不如此说。其实，关于不抵抗问题，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张学良与某外报记者谈话时，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他宣称：九月十八日夜，日军“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敢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军驱逐出营。”“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始终张学良心口如一，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违心地委过于人，这点值得钦佩。

　　尽管张学良前后如此表白得清清楚楚，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但现在依旧有人说蒋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

　　关于不抵抗命令的问题，张学良是“受令者”的重要一方，他当年和晚年的表述，已经足够把问题澄清。那么另一甚至比张学良更重要的“授令者”蒋介石一方当年的情况如何呢？除了上述曾翻阅报刊查证事变发生时蒋并不在南京外，今年乘来美国加州探视女儿之际，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查阅了刚对外开放不久的蒋介石日记。现将“九·一八”事变前后几天日记一些有关的重要情节和语句一字不漏地抄录如下，并略加分析，供读者研判，以弥补对这个问题探讨的不足。

　　？誗九月十六日：上午批阅。后到政治会议。第五十二师昨天方石岭遇匪，损失第九师，在九寸岭告急。下午心颇烦闷。

　　？誗九月十七日：接第五十二师遇仗溃败之报，韩师长与旅团长想必无生还之望，不胜忧虑。

　　？誗九月十八日：早起批阅。与妻竭陵告辞。九时半登永绥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甚为忧虑。舰中无侣伴，寂寞不堪。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

　　？誗九月十九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

　　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

　　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誗九月二十日：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

　　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誗九月二十一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誗九月二十二日：雪耻，人定胜天。

　　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

　　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

　　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誗九月二十三日：雪耻，人定胜天。

　　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

　　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誗九月二十五日：雪耻，人定胜天。

　　电天翼来京，电汉卿来京，组织紧急委员会与外交顾问会。

　　？誗九月二十六日：雪耻，人定胜天。

　　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从上述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几天的日记，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事实：

　　一、从九月十八日起蒋介石就离开了南京到达南昌，二十日才离开南昌，于二十二日下午返回南京。二、九月十九日蒋介石是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十九日才报道了日本攻袭沈阳的消息。三、蒋介石得知这一事变后，他在日记中记下的心情是：“雪耻”“倭寇无故攻击沈阳兵工厂，……侵略东省矣。”“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等等。尽管当时蒋介石也有软弱的一面，如幻想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帮助中国；日记表白的也大于实际实行的，但也绝无虚伪造作之词，显然与所谓命令不准抵抗，任由日本为所欲为的说法大相迳庭。

　　从上面的分析查证，可以得出结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十几次电令张学良不抵抗是不大可能的。 ■

　　(摘自《团结报》)

　　中国和日本谁了解谁？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两国的交往已有千年，如今，究竟谁对谁更了解呢？下面两则材料可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日本人的“知华”

　　资中筠先生在《随笔》上发表了《有感于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一文，其中提到了她父亲资耀华回忆录中的一个情节：

　　先父生于一九○○年，他出生的小山村位于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的半山腰，只有羊肠小道可通山下平原，交通困难，信息闭塞。全村一共几百户，连村名都没有，因为都姓一个姓，就称“资家坳”。据说是祖先因避祸而举族迁徙于这穷乡僻壤，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直到他少年时代过的还是差不多自给自足的生活，男耕女织，要买油盐酱醋以及杂货和药都要到十几里外的山下去赶集。但是这山坳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三十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耒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一九一七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略逊一筹。总之，不论为敌、为友，是崇敬还是鄙夷，目的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只是客观的学术兴趣，日本人对中国的过细研究是无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