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九卷）

解读丑陋的日本人

　　◎ 李兆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日本社会的黄金时代，知识界忙于解释战后废墟之上的经济奇迹之奥妙，沉浸在“日本文化优越”的自我赞美中。然而，一本抨击日本人劣根性的小册子——《丑陋的日本人》却于此时问世，作者高桥敷，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此书一九七○年首次出版时，曾在日本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作者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仅书被禁，还丢了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的官职。一九八五年后此书重版，作者在再版序言中这样慨叹：批评日本人在当时是个禁区，在“身为日本人，却说日本人坏话”、“混蛋”之类的打扰与威胁之下，他不得不屡次躲藏起来，十五年后，依然是一片批判声。

　　与此形成某种默契的是，时过境迁，此书已被日本人忘得一干二净。前不久，笔者就此书在东瀛传播的情况求教一位在共同社工作的日本老朋友，回答很令我吃惊：他不但没有读过这本书，而且不知道有这本书。这位朋友是共同社的资深记者，见闻广博，他对此书的陌生很能说明问题。出于慎重，笔者又向一位在本人供职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访学的日本明治大学的教授求教，结果也是一样。

　　然而，这本在日本极不受欢迎的《丑陋的日本人》，在中国却是相当走红，重版一年之后，中国大陆即有三家出版社（它们是工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广州文化出版社）相继翻译出版这本书，发行总量超过四五十万册。前不久柏杨辞世，迎来《丑陋的中国人》重发的热潮，作为连锁反应，《丑陋的日本人》再一次成为话题。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形很是耐人寻味。

　　关于《丑陋的日本人》的写作动机，作者在前言里交代得很清楚：在长达十余年旅居南美诸国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在类似“地球村”的国际化的生活环境中，通过对“蜗居一偶的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和想法弊端”的不断反省，他由一个日本主义者变成一个世界主义者，终于发现：“日本人憧憬的，却是外国人所不屑一顾的；而日本人回避的，却是外国人所刻意追求的。我们同他们之间的精神生活之间，有着莫大的分歧。而我认为，其主要部分，是由日本人‘人的意识’落后造成的。”作者进而认为：“明治维新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的维新。”正是在这样指导思想之下，作者现身说法，主要以海外日本人为考察对象，对日本人的种种“丑陋”予以揭发，如狭隘的爱国心、等级观念、工作狂、死要面子、官本位、自私、虚伪、冷漠……在作者看来，这五花八门的丑陋表现发自同一种精神疾病，即人的意识的落后。

　　这本书对于我们认识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负面无疑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作为一个日本人，能够突破根深蒂固的岛国意识，对本民族的劣根性作如此彻底、毫无保留的揭露，也很令人钦佩的。问题在于，作者做这一切的时候，是站在绝对的世界主义的立场审视日本人的，此时的日本，实际上被置于与“世界”对立的位置，前者丑陋，后者完美，泾渭分明。由这种思维方式刻画出来的日本人，不能不是平面的、单一的，剪影式的，日本人性格特有的两重性，比如虚骄表象之下的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死要面子中的自我超越动力，等级观念中的“各安其分”的集团凝聚力，无形中也被遮蔽。

　　从“人的意识”的角度反思日本人的劣根性，可谓高屋建瓴，日本人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深刻的问题，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日本人事事皆非的根据。由于绝对的世界主义立场和思维方式（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西方，《丑陋的日本人》展开的背景虽然不是欧美典型的西方国家，而是南美的“第三世界”，其精神资源无一不是来自西方的人本主义），作者处处以西方的人性尺度衡量日本，日本不能不黯然失色，“丑陋”俯拾皆是，南美则成了一个无可挑剔的人间乐园，甚至连那里的无赖都没有“丢面子”的自卑感，连小偷都有生活情趣，狂欢节时分加入翩翩起舞的行列而不屑于作案犯罪。书中这样比较：“外国人的眼泪是夸耀人性的眼泪，日本人的眼泪则是舍弃人性的眼泪”；“世界上的其他语言，都是表明意志的手段，唯有日语是掩盖意志的手段”；甚至连日本人的勤劳敬业、克己奉公，都成为有违人性的证据，成为《圣经》启示下南美人幸福和谐生活的反面陪衬。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日本似乎无药可救。

　　作者这么做，无疑是恨铁不成钢，想给日本人的虚骄之气泼点冷水，然而矫枉过正，一不小心掉入“日本劣等”的陷阱。黑格尔早就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必须整体地、辩证地加以把握，落实到文化比较上，就是以客观冷静之眼。审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既要看到时代的落差，又要看到种族地域环境的不同，尤其是后者，涉及文化类型的差异性，更需作细心的体察和梳理，方能达到“理解的批判”。以此衡量《丑陋的日本人》，其不足是明显的。由于思维方式的绝对化和价值认同上的一面倒，难免顾此失彼，时代的差异与文化类型的差异被混为一谈，复杂的问题因此而被简单化。比如在书的“结语”里作者试图对日本人“丑陋”的根源给出一个说法，其中这样写道——

　　德川幕府三百年的锁国时期自当别论，日本两千年的历史完全是聚精会神地吸取外来文明的历史。祖先们背负着落后于世界文明的沉重包袱而开始的呕心沥血的努力，才是日本民族真正的历史。

　　可是，在漫长的而激荡的岁月里，犹如目标前置、却未察觉身体欠佳的长跑者，恰似与世隔绝、过着音调乏味的书斋生活的少年，忘记了人世最重要的“某种东西”。

　　这种失掉“某种东西”的缺陷，在电视日益普及、大学愈发增多、日本在形式上已跃居世界强国之林的今天，终于完全暴露出来。

　　这就是“人的意识的落后”和“民族性格的偏颇”。

　　这个解释显得很勉强，而且自相矛盾，将日本人的“丑陋”，归结为忘记了“某种最重要的东西”，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绕了半天，还是“人的意识的落后”，此时作者陷入了自我循环的思维怪圈。在这一点上，《丑陋的日本人》比起《丑陋的中国人》要大大逊色，至少在学理上，柏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丑陋的原因——酱缸文化。而高桥笔下日本人的丑陋只是现象的揭示，没有来龙去脉，似乎是由某种宿命性的“东西”操控的，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思考问题方式。将日本人的丑陋笼统地归结为“人的意识落后”，而不对它的历史文化根源给以具体的解答，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众所周知，东西方的人性意识存在深刻的差异性，前者来自人与自然关系，后者来自人与上帝的关系，假如对这种差异性没有恰当的认识，仅凭借西方的价值尺度，对日本作生硬的裁剪和臧否，势必眉毛胡子一把抓，陷于大而化之的空论。写到这里，令人想起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一文中对近代以降日本文化思想史上国粹主义与全盘西化两种倾向的批判，加藤认为：日本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历史主义的思路，在他们看来，所谓民主化就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推演出日本的西方化以及封建的日本与现代的西方的对比，“学者们一方面尽量证明西方现代市民社会有多么的合理和合乎人性，另一方面又分析日本的‘现代’是一种遭到了多么大的歪曲的‘非典型’的东西，日本社会还残存着多少封建性的、或者前封建性的、或者一般说来前现代性的东西。一分析便趋于夸张，对西方过分褒扬，对日本过于贬低，至少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假如由此而认为：实行西方化是日本的当务之急、万事唯此为大，那么，这种看法其实不过就是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主义的翻版。”这个批评同样适合于《丑陋的日本人》。

　　高桥敷以日本人无法接受的方式写了《丑陋的日本人》，为此付出代价是意料中的事。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地理封闭、风土动荡、生态环境脆弱的岛国上，任何具有离心作用的言行都是不受欢迎的，日本人可以接受种种耸人听闻“日本沉没”的警报，可以容纳无伤大雅的另类（如寅次郎之类的江湖浪人），却不能容忍那种颠覆性的自我批判，因为它会对大和民族的凝聚力，“以和为贵”的集团性构成威胁。另外值得补充的是，《丑陋的日本人》问世时，与当时日本的文化形势已有很大的错位，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那样，随着日本工业化发达，经济成长，社会发展，日本文化论也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三年的二十年间，日本的成功反映在文化论上，就是盛行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的肯定与赞美上。这期间，日本出版了上百种自赞自夸的日本文化论著。在这种背景下，《丑陋的日本人》显得极不合时宜，先是受到封杀，进而被遗忘，都是很正常的。

　　冷静地看，“丑陋的？菖国人”，本来就是一种极端性的、非理性的批判方式，有将一个民族的性格宿命化、定型化的危险。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它可以当作治病的药石；从消极的意义上看，它容易助长文化自虐的心理，含有破坏性的能量。这一点上，日本人表现得很明智，他们不轻易消耗资源，决不认同那种颠覆性的精神批判。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各自的文化论就可发现，前者重“破”，后者重“立”，背后各有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日本没有中国那样悠久的历史和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可破的东西有限，可立的东西很多，而中国的刚好相反，由于因袭的传统过于沉重，到了西学东渐，生死关头的近代，终于破字当头，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不破不立”从此成为一种文化信仰。因此，中国可以有无数个高桥敷，日本却难得出一个柏杨那样的人。知道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中日两国对《丑陋的日本人》一热一冷的巨大反差。

　　《丑陋的日本人》在中国的走红并非空穴来风。一九七○年该书问世时，正值东西方冷战，中国大陆处于封闭状态，无从知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可以说这是中日两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密切的时期，日本的资金、技术、电器、影视产品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中国的留学生潮水般地涌向日本。然而，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却是一笔糊涂账。杀人不眨眼的鬼子，与温文有礼的君子；唯利是图的铜臭，与爱美的优雅奇妙地重叠在一起，令中国人如坠五里雾中，在这种背景下，《丑陋的日本人》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它满足了中国人了解日本的迫切需求；而更重要的是，《丑陋的日本人》的批判立场与批判方式与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水平非常契合，中国人对日本负面的记忆和情感通过这本书得到了证实和释放。 ■

　　作家奇怪的习惯

　　一些外国作家各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如巴尔扎克的习惯是在写作前先准备好咖啡，边写边喝。他的《司汤达研究》一书在他死后出版时，封面设计者还特地在书的封面上画了一把咖啡壶，并有如下几句话对这把咖啡壶作了交代：“就是这把咖啡壶，支持他一天写十六小时的文章，心脏受伤后到五十岁死掉，骨头都快因为喝咖啡而变成黑色。”又如德国诗人、戏剧家席勒，《歌德谈话录》载歌德与爱克曼谈到席勒的写作习惯。说他在写作时喜欢闻烂苹果气味。歌德说：“有一天我去访问他，适逢他外出。他夫人告诉我，他很快就会回来。我就在他书桌旁坐下来写点杂记。坐了不久，我感到身体不适，愈来愈厉害，几乎头晕。最后发现身旁一个抽屉里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我把抽屉打开，发现里面装的全是烂苹果。席勒夫人后来告诉我，抽屉里常装着烂苹果，因为席勒觉得这种气味对他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