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九卷）

英雄还是恶棍？

　　◎ 傅蓝玉

　　《人肉硝烟》

　　N·贝克著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那么多年了，关于这场战争人们已经说了够多的了，但是现在还在继续话说这场大战。目前有不少作者转而到胜利者那里找碴，批评盟军领袖们的行为似乎成了这几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风向。

　　这部新史著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写的，作者是位小说家。他的这部二战史以生动的细节见长，由精彩的人物素描来凸显那些领袖们的面貌。

　　这些领袖的面貌都不怎么圣洁，例如丘吉尔，他无畏、坚定、残忍、好战、嗜血。早在一九二○年，他就主张屠杀伊朗的平民，“我坚决赞同向那些不开化的部落用毒气。”一九四一年时他宣称：“我们的目的是每晚向德国的城镇投下尽可能多的炸弹！”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回忆说，每次和丘吉尔会谈，谈到最后的印象都是他十分享受战争。丘吉尔的这些做法现在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实际代表了当时英国的一般舆论。那时有一个作家居然写道，“每杀死一个德国妇女和儿童都是对欧洲未来的安全和幸福的一个贡献。”盟军的空袭尽管说是为了打击希特勒的军事力量，实际上盟军将领们都很清楚，他们打击的是德国的平民。英国皇家空军的创建人特伦查德爵士承认，空军在德国投下的炸弹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一是击中军事目标的。

　　在作者的笔下，美国的领袖同样也不怎么值得钦佩。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在战前采取的政策实际是极力地诱使日本轰炸珍珠港，好让美国公众支持他参战。

　　当然，作者并不属于那种为反法西斯战争翻案的修正史学家。他的史著同样揭露法西斯德国屠杀平民的可怕罪行，法西斯种族灭绝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德、日、意和世界各地的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应该得到遏止，但是正义的一边应该以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呢？作者写这部书是为和平主义呼吁的，要说作者有哪个观点与正统史学界的观点相违，那就是对战前的国际和平运动的评价。他说，战前的和平主义者们是对的，只是可惜他们失败了。

　　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东西之分和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的争斗就是西方历史观的一个轴心。这个对立观一直延伸到了当代，并且主导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这部史著纵览了两千多年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和争斗，给我们揭示出许多为流行说法所掩盖的事实。

　　当我们现在说到东西方之间的对立时，我们想到的是中国和欧美，或东亚和西欧等。实际上，西方人的东西方之分，不是划在欧美和东亚之间的。在这两千多年里，对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东方其实不包括中国、日本甚至也不包括印度。东方指的是近东的伊朗、奥斯曼帝国和巴勒斯坦，都是些穆斯林民族。远东并不在东西方的划分范围之内的。

　　但是，就是在伊斯兰的中近东和基督教的欧洲之间，区分也并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绝对的。西方在许多方面扎根在东方，基督是个东方人，生活和布道在巴勒斯坦；基督教神学中的许多内容，如被杀的神，复活等，都是东方的思想。同样地，在伊斯兰教里也不乏来自西方的观念。

　　作者描写了东西方的两位典型的君主，法国的拿破仑皇帝和伊朗的巴列维国王。他们隔着近两个世纪，但都是以历史上的东西方大征服者为自己的榜样。拿破仑追随亚历山大大帝，而巴列维自认是古代波斯帝国大流士大帝的继承人。他们各自以东西两个文明的保护者和推广者自居。但是，当拿破仑带领他的大军来到埃及时，他宣布他也崇拜先知穆罕默德和“光辉的《古兰经》”。而巴列维原是在瑞士受的教育，在他花了两亿美元举办纪念波斯帝国的庆典上，喝的是法国产的香槟酒。就在这两位自称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君主身上，东西方也不是那么能截然分开的。在今天，所谓的东西方文明的划分，常常更是想象的和比喻的了。

　　这部书的题目指的是美国国会调查“九一一”事件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如此的有名，以至于作者觉得不需要在他的题目里加上任何其他说明语。

　　每逢国家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就由国会来进行揭示事实的调查，由此可以向全国公民有个交代，也能为相关的国家政策提供改革的指示，这是美国民主的独特制度，“九一一”事件这样的大事当然应该由国会来调查个清楚。美国国会为“九一一”事件建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报告被视为是这个国家悲剧的一个定论，它发表以后竟还成了美国的畅销书，可见美国公众对它的期待和信任。

　　作者是《纽约时报》的一位调查记者，他对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整个工作过程进行了非常深入地调查，写了这本关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从书中揭示出来的内容看，调查委员会的整个历程是相当不容易的。党派利益之间冲突，个人关系的纠缠，使调查工作一直是在重重障碍中进行。

　　布什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建立这样一个调查委员会。切尼副总统亲自给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打电话，想说服他放弃调查的计划。他说这样的一个调查会转移注意力，妨碍政府正在规划的对恐怖主义的反击。切尼指的是布什政府当时正在准备的伊拉克战争。在看到无法阻止调查的启动时，布什政府只拨出了三百万美元的预算，而当年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国会委员会的预算达到四千万美元。

　　调查委员会开展他们的工作时也正当是美国军队紧锣密鼓地向伊拉克开发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对战争的支持和反对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调查的开展，因为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理由就是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关联。调查委员会中与布什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执行主席极力主张要写上“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很大可能在‘九一一’之前合作过”这样一句话。但是在调查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坚决反对下，这句话还是没能放入调查记录。

　　党派斗争的另一个焦点是评估布什的前任克林顿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工作。实际上克林顿在任上时是重视反恐斗争的，只是他采取的实际措施不多；而布什上台伊始天天讲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对反恐则几乎不提。在调查这段历史时，一些调查委员会成员总希望把历史描写成另一个样子。

　　正是考虑到党派利益的影响，美国的国会调查委员会必须是两党共组的，这使得隐瞒或歪曲事实的企图能得到有效抵制。

　　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同时又是宗教信仰最强烈的国家。宗教问题不仅常常会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就是在学术研究中宗教也会成为导致人们截然对立的因素。

　　美国人把领导十八世纪独立战争和创立新生共和国的那些领袖称为国父，把他们看做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这样，说到宗教，美国人当然希望他们的国父是持和他们一样的信仰的。因此从大众媒体到历史学家们，一直有关于国父们到底信仰什么的争论。

　　关于国父们的信仰，在美国社会上传说不少。根据历史的记载，华盛顿是个新教徒，但是许多天主教徒相信华盛顿总统曾经亲眼看到过圣母玛利亚的现身，而且在临终时改宗信了天主教。更多的人，包括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国父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以后就退隐了，让世界根据自己的规律运行下去。由于这个自然神论信仰，国父们才通过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作者指出，实际上信仰自然神论的国父很少，美国国父们的信仰相当杂，许多是正统的基督徒，有的是唯一神教徒，有的是英国圣公会教徒，有的是法国启蒙哲学的信徒；杰斐逊是教会的坚决反对者，但是他并不是个无神论者，他有自己对《圣经》的解读。因此，很难说美国的国父们是在同一个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新国家的。

　　美国许多虔诚的基督教徒们现在声称，美国从立国起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实际上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尽管在当时的十三个殖民地里基督教都是主导宗教，美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建立起来的。政教分离是美国国父们的一个信条，特别是麦迪逊，他坚决主张政教分离，当时弗吉尼亚州对异端的迫害是麦迪逊采取这个立场的原因。

　　总而言之，根据作者的研究，美国国父们的宗教立场既不是以基督教立国，也不是排斥宗教，而是宗教信仰自由，让宗教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这个结论当然不合美国现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的口味，但是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有利美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五百页的篇幅里作者评论了一百多个国家的现状，历史和前景。当然，他的论述是有重点的，从他选择的重点可以看出一幅新的世界图景。作者相信，不久我们将会有一个三极世界，由三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事务。这三个大国分别是美国，中国和欧盟。这个三极世界的观点现在已经不新鲜了，几乎是许多新闻评论员的老生常谈了，但是由这样一部地缘政治的专著来论述还是较罕见的。

　　美国继续作为未来世界的超级大国，这不成什么问题，但是其他两极的形成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欧盟的经济力量确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个力量能不能转化成一个统一的外交和军事力量，那就不一定了。几乎在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欧盟内部总是无法达到一致意见，最后还是各行其政。至于中国，作者认为毫无疑问将是或已经是一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了。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中国以它的经济影响已经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存在了。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的帮助。当然，中国人自己有自知之明，对中国在世界力量平衡中的地位恐怕没有那些国外评论家那么乐观。

　　有意思的是，作者并不认为俄国会再次作为超级大国崛起，他把俄国内部的问题看得比较严重，甚至预言俄国将不会以它现在的模样存在下去。

　　和美国许多专家的观点不同，作者以为多极世界的出现是件好事，可以减低而不是增加战争的危险。在作者看来，将来世界事务将主要靠外交手段来解决，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要大大加强美国国务院的力量配置，减低对军事力量的依靠。而目前美国政府内部的资源安排显然正相反。比如说，美军的各大司令部的总司令拥有的顾问和助理人数要比美国驻外大使和助理国务卿的人数还多；甚至美军全军军乐队拥有的乐手人数也要多于美国的外交官员人数。作者认为，要应付将来的三极世界，这样弱的外交队伍显然是不够的。

　　战争总是残酷的，太平洋战争的残酷超过了美国大兵们的预期。当他们和日军接触时，没法理解日本人对生命的态度，不论是自己人的生命还是敌方人员的生命。和美军不一样，日本海军没有搜索和救援的队伍，被击落的飞行员只能靠自己的运气了，尽管这使日军无谓地损失了许多有经验的飞行员。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军人把被俘看做是一种耻辱，宁赴死也不愿被俘。美国军舰原先还按照国际惯例来救援落水的日本海员，但是那些被救起的日本水兵总是拼命想破坏救了他们命的美军军舰，所以后来美军再也不去救援日本水兵了。而日本军队对敌军俘虏则残酷之极。有次运送美军俘虏的日军军舰遭到鱼雷攻击，日军看守们立刻用机枪扫射俘虏，要把他们全杀死。有二十来个美军俘虏跳海逃了命，但是当他们被另一艘日本军舰救起后，马上被全部枪毙。实际上日军从不把敌军俘虏当人。他们随意地虐杀俘虏，甚至拿战俘做活体解剖实验。

　　日本人不光把被俘当作是奇耻大辱，他们也无法接受失败。当日本海军遭受中途岛大败后，军方居然有好几个星期不把失败的消息向首相东条英机报告。当日军的失败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时，他们组织了“神风突击队”自杀飞机，开始时那些自杀飞机的驾驶员都是自告奋勇的。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这种疯狂。

　　日本军队的残忍和疯狂使美军也抛弃了一切人道考虑，用尽可能可怕的杀伤来摧毁敌人，包括军人和平民。他们建立了一个日本城市的模型，实验后发现日本城市最怕的是火。这样美军开始了对日本城市的大规模的不分军民目标的燃烧弹轰炸，东京等日本城市被冲天大火夷为一片废墟。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样的轰炸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当时的日本战时经济早已垮了，轰炸的唯一目的是在制造恐惧，打垮日本人的抵抗意志。

　　人们常常以为是美军战略轰炸司令部的勒美将军制定和执行了这种残酷的大轰炸，实际上盟国最高决策层的那些政治家，从罗斯福到丘吉尔都同意进行这种毫无人道的大轰炸，认为对平民的屠杀是赢得战争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原子弹的使用就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决定的。

　　伊拉克战争现在已经失去了美国公众的支持，大多数人都后悔当初支持布什发动这场使美国在人力物力上都损失巨大的入侵。自然，美国国内关于战争错误的检讨和争论也日益热闹起来。

　　大多数的争论集中在战争决策的过程上，为什么布什政府会决定出兵入侵伊拉克？这个决定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错误决策会得到通过？这方面的讨论和批评非常多，当然这样的讨论和批评的前提是伊拉克战争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伊战根本是无法打赢的。讨论和批评的目的是确定错误的责任，找出战争罪人来。

　　但是在美国国内还有另一种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这种反思并不论证战争本身的对错，也不认为本来就没有伊战胜利的可能性。论者只是讨论对战争的指导是否对头。也就是说，许多人试图通过分析这场战争的过程来看到底是什么使得战争没有成功。这部著作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展的。

　　作者对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人进行了采访，细致分析了整个战争过程中美国占领当局的各个措施。他发现是一系列错误的决策使得这场战争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打败萨达姆攻克巴格达的军事行动非常成功，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但是在随后的形势发展中，美国当局犯了许多低级错误，使得一个大好的开端迅速演变成一个灾难性局面。在美国人犯的所有错误中，有两个错误决定导致了伊拉克形势几乎不可逆转地变得不利于美国当局。

　　当萨达姆政权土崩瓦解后，伊拉克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抢掠，所有的公共设施和政府机构都被人抢劫一空。伊拉克人民希望美国征服者们能够负起保证社会安定和秩序的责任，但是美国大兵眼看着抢劫行为泛滥而毫无作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美军的最高当局指示占领军不要干涉，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轻描淡写地说，自由总是乱糟糟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使伊拉克人非常失望，对美国人不再信任。

　　第二个大错是美国占领当局的最高执行官布雷默上任后不久做出了解散伊拉克军队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因为布雷默混淆了伊拉克的正规军和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前者是一支职业军队，他们并不忠于萨达姆，因此在抵抗美军入侵时也不是全力以赴的。真正忠于萨达姆的是他的共和国卫队。布雷默决定解散伊拉克军队，打算以此削弱敌对势力，但是实际却大大增强了敌人的阵营。伊拉克军队的五十万军人一下子没了职业没了收入，许多人就加入了抵抗组织，今天伊拉克的反政府武装力量这么大，与布雷默的这个错误决定大有关系。布雷默自己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犯的一个错，但是伊拉克的形势已经难以改变了。

　　研究大自然的科学家们大多是凭着发现未知的动植物或它们的秘密而知名，但是瑞典科学家林奈靠的是创制名称而留名青史。他的功绩不是来自于发现，而是来自于为自然界制订秩序。据说他曾夸口说，“上帝创造世界，林奈组织世界。”

　　林奈确实有理由这么说。无论位于世界何地的植物园，所有的植物上都标着一样的名牌，因为林奈的贡献，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们都可以毫无困难地交流，知道互相在讲的是什么。没有林奈的命名体制，生物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说着各种语言，各地的人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和传统给周围的植物题名，相居不远的人们都会给同一种蔬菜或水果起很不一样的名字。如果没有林奈，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们就无法从事一个共同的科学研究事业。

　　林奈的贡献有两点。首先，他没有把他的植物分类建立在植物之间的亲属关系上，而是按照植物形态特别是雌雄株的数目来分类，这样的分类比较客观，不会因为对植物进化研究的发展而一直需要修改分类，这就使得他的分类法很稳定；其次，他发明了双名命名制，每种植物的名称都由两个词组成，一个是表示其类别的名词，一个是表示其本身特点的形容词。这样的双名制简洁明了，非常实用。一九○六年，国际生物学界通过了一个植物名称国际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以林奈在一七五三年发明的分类和命名方法为其基础的。

　　两个半世纪以来，林奈的植物分类和命名制通行全世界，成了世界上所有生物学家共同遵循的标准，但是生物学家们还在继续完善他的工作。这是因为林奈的植物名称常常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对应的植物标本，换句话说，科学家们需要建立一套相应于林奈的名称的标准植物标本库。林奈在做他的命名工作时有时是以自己的植物标本库为根据，有时是以他的大学的植物园里种植的植物为根据的，因此他的植物名称的所指有时不是很明确。据估计，林奈的名称体系里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植物名称是有可靠的标准标本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伦敦的林奈学会在一九八一年发起了一个国际性学术活动，为整个林奈名称体系确立标准的标本库。通过国际合作，原有的标本重新被检验，两千多种植物被确立了标准的标本。至今，林奈分类体系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植物名称有了自己的标准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