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九卷）

特殊时期的记忆

　　◎ 沈　容

　　老新闻工作者沈容，有着自己特殊的经历。她受过战火的洗炼，和不少中央高层的领导都有直接的接触，历经过种种坎坷，她的丈夫李普又是新闻界的一位领导。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她的文章有着吸引人的魅力。她的散文结集《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以下是此书中摘录的两个片断。一是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发生在她居住的楼房中的一些往事；二是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一个小镜头。读者从这些片断中也可增进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特殊的邻居

　　一九七四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

　　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儿，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五号楼的四层。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五六年。这几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几年。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轶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冒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

　　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上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是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孩儿李敏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讲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毛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

　　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有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第一书记的秘书来看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子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上学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华国锋的手令

　　我不止一次听耿飙同志谈他参与粉碎“四人帮”这一壮举的经过。

　　“四人帮”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被逮捕的。就在这天晚上，耿飙同志奉命进驻了广播电视局。《人民日报》和新华总社是七号才派人进驻的。广播电视局是一个要害部门，它的声音图像一播出来，立刻就能传到全国及至全世界，所以必须尽早控制。

　　耿飙同志详细讲了他执行这一任务的经过。他说：十月六日下午二时，华国锋给耿飙打电话，并派车把耿飙接到他临时的住所东交民巷十五号。华国锋告诉耿飙，四月三十日毛主席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谈到某些省的情况并表示担忧，毛主席的言语已很难听懂，他用铅笔写了两张纸条，一张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一张是“慢慢来，不要召（着）急”。华国锋谈到中央的情况时，说他们几个人不听他的，很难办。毛主席又写了一张：“你办事，我放心。”最后又写了“照过去方针办”的纸条。华国锋边说边拿出了那四张纸条，并说，毛主席根本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没有什么“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阵报上经常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有人要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所欲为，尤其是四日《光明日报》署名梁效的文章。他叫耿飙在家等他的电话。

　　从华国锋家回来，耿飙吃完晚饭看电视。八点钟，华国锋又打电话，要耿飙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这时，华国锋、叶剑英都在，另外，还有北京卫戌区司令员吴忠和副司令员邱巍高。华国锋和叶剑英当即给耿飙下达任务，要他和邱巍高立即去控制广播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同时给了他一个手令。手令写的是——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去，请你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10月6日

　　耿飙到广播电视局的办公大楼时已接近十点。他先拿出华国锋的手令和毛泽东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给当时的局长邓岗同志看，并说他是奉命前来帮助工作的。邓岗同志愣了一下，耿飙就对他说：“你要不放心还可以给姚文元打电话（那时姚文元已经被逮捕了）。”邓岗说，不必了。于是，耿飙就让邓岗叫副局长等人带上铺盖到办公室来，住在办公室办公。他当即部署了两件工作：一是把所有次日要播出的声带检查一遍，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必须通通剪掉；二是把直播室的钥匙交出来。第一件事，有关人员立马照办了。第二件事遇到了阻力。管钥匙的同志，死活不肯交出钥匙来。这不能怪他，广播电台有一条死规定，直播室的钥匙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当时“四人帮”被捕还没有公开，他不了解情况，怎么敢交出来。怎么办？耿飙就派了两位警卫战士把守直播室的门，任何人不得入内。

　　北京市的广播电台也由耿飙派人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耿飙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将领，建国后出任过好几国的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既有将军的胆魄，又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由他来担此重任，无疑是十分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