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九卷）

贝聿铭与风水

　　◎ 廖小东

　　风水之说在香港非常盛行，不相信风水的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在设计香港中国银行大楼时，不得不对自己的设计方案作出调整。《贝聿铭传》（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廖小东著）一书，介绍了这位世界著名的华人建筑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现将他设计香港标志性建筑——中国银行大楼的经过摘录如下——

　　如果你到香港去旅行，会看到一座闪闪发亮的剑状建筑拔地而起，那是香港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大楼。设计这座杰作的就是贝聿铭。

　　贝聿铭是在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接受建设香港中银大楼的设计专案，其实，此事在一九八○年就开始谈了。当时，中国银行的两位代表来到美国，见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他们来邀请他回国担任终身董事，当时身染重病的贝祖诒告诉他们说：“非常感谢各位邀请，如果早几年，我可能会同意，但是现在不行了。”

　　两位董事见遇到了拒绝，便对贝祖诒说：“中国银行想在香港设计一幢大楼，能否请贝聿铭来担任设计师。”

　　贝祖诒笑了笑说：“这事应由贝聿铭来决定。”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对贝聿铭来说是一项无法回绝的业务。一九一八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创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当时贝聿铭才一岁。贝聿铭的童年曾在香港度过一段时间，可见，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当中国银行的董事向他提出请求的时候，贝聿铭很快就答应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香港汇丰银行邀请建筑师曼·富斯特设计总部大楼，这幢未来主义风格的大楼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也是最昂贵的建筑之一。它使香港成了建筑界中体现先进建筑思想的城市。汇丰银行在香港的新总部大楼极大地提升了汇丰在香港业界的地位。这个时候，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坐不住了，觉得有必要建一幢大楼超过汇丰银行的新总部大楼。经过研究，中国银行决定建一幢比汇丰银行总部大楼稍微高一些的大楼。此外，中国银行也打算在大门口放一对狮子，比守护汇丰银行的那一对外貌更为凶猛。

　　除了比拼实力的原因外，中国银行请贝聿铭担任香港分行总部大楼的设计师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中英双方两国艰难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同意一九九七年把香港移交中国政府管理。贝聿铭所设计的新香港分行大楼就必须要象征香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未来前景。这幢建筑必须使汇丰银行的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的标志相形见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此外，它必须让香港的那些资本家们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一定会继续繁荣昌盛。用贝聿铭的话说，它应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抱负”。

　　然而，要超越福斯特那座里程碑似的银行大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贝聿铭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资金悬殊。汇丰银行有十亿美元预算作后盾建造大厦。贝聿铭却没有这样优厚的条件，中国银行只能给他一亿三千万美元的资金。二是地理位置不佳。汇丰那座大厦是建在港湾边沿，位置显要，面积大。而中国银行的地皮位于交通要道中间，面积小，高架公路从三面把那里框死，根本无法找到一现成的入口。三是风水问题。香港是一个十分迷信的地区。二次大战时，日军总部曾占领过中国银行那块地皮，许多香港人相信，那些受尽折磨的囚犯依然阴魂不散，在那一带作怪，那是一块不吉利的地皮。

　　虽然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贝聿铭还是发现了那块地的一个优点：由于所处位置正好在机场飞行航道之外，新建筑不像机场以北的建筑受到高度限制，想建多高就可以建多高。贝聿铭想，要在如此不利的地皮上建造出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就必须把大楼造得非常高，建筑有一定高度后才能产生气势，才能俯瞰香港的其他建筑，才能把维多利亚港与九龙的景色一览无余。

　　一九八五年，中国银行大楼破土动工，以每四天上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根据贝聿铭的设计，它高三百十五米，是东南亚最高的建筑。

　　就在大楼一天一天往上蹿的时候，他遇到了风水问题。

　　中国的传统建筑十分讲究风水。对于风水一词，《辞海》的定义是：“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在中国传统建筑活动的各个过程中，风水贯穿始终。从选址规划、建筑单体、园林小品、室内外装修设计到施工营造；从皇家宫殿到老百姓的民居；从活人居住的阳宅到死人安息的陵墓阴宅，几乎无所不在。

　　建国以后，风水一直作为迷信思想加以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对《辞海》的定义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主要倾向是不同意将风水与迷信画等号。

　　风水之说在香港非常盛行。汇丰银行在设计过程中，在一位著名的风水先生的建议下，诺尔曼·福斯特就把汇丰银行内部的自动扶梯的位置进行重新调整，并下令用盆景驱散室内横向加固的不良影响。银行家们搬入新的总部大楼之前，风水先生声称，那一对以早先的银行经理的名字命名的平卧造型的铜狮子“斯蒂芬”和“斯蒂特”应该在星期天早晨四点钟时放到入口两侧的警戒位置上。而且，必须把两头狮子同时运去，免得它们互相嫉妒。银行董事们必须在那里隆重欢迎狮子的光临。银行家们也一一照办。

　　贝聿铭是一个不相信风水的人，曾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不相信风水，但是在风水盛行的香港，迫于压力，他的态度不得不有所调整。他无奈地对朋友说：“我怎么可能相信那些东西？但是尽管如此，风水是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是建筑的一部分，它有些理论还是有道理的，如造房子要依山临水，大门要朝南。”在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工作时，贝聿铭曾把一本关于风水的书交给他的一位助手，让后者根据风水规则评估设计图样。经过仔细研究后，这位助手向他报告了设计中存在的几处侵犯风水的地方。贝聿铭非常郁闷，他实在是无法理解在香港这样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对于风水却是如此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又如此深刻地影响建筑。

　　贝聿铭后来说：“香港的华人是你能找到的最迷信的人。在那里，风水是一种大生意。那里的风水先生好比美国的律师：他们无处不在，你不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寸步难行。我知道我会遇到麻烦，但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些麻烦。”

　　由于共产党是坚持无神论的，所以中国银行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容忍风水说法的客户。中国银行的高层官员本身也并不相信风水，但是他们担心，一旦大楼风水不好，就会打击储户和房客的积极性。银行大楼的前途就会受到影响。此前已经好几笔香港房地产交易都是因为风水不好弄得半途而废。出于这个考虑，在技术图纸的设计过程中，中国银行给贝聿铭发来电报，对图纸上众多加了框的巨型“？菖”表示关注。在中国，“？菖”意味着遭殃和错误，起因是古代已判罪的犯人脖子上戴着牌子，上面打着一个大大的“？菖”号。他们婉转地建议贝聿铭慎重考虑那些“？菖”。贝聿铭解释说，“？菖”是工程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结构，就是要让它们撑起整座大楼。

　　鉴于中国银行的担忧，贝聿铭不得不将这些“？菖”隐藏起来，并十分精明地把露在外面的部分描述成一系列交叉的宝石——这种吉利的形象使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十分赞赏。同时，他把塔楼比作雨后春笋——中国传统中再生和希望的象征。

　　为了使中银大楼受到香港市民的喜欢，贝聿铭也借鉴了一些风水学中的做法，比如他原想利用陡峭的地势，从大楼的一端引入喷泉水，再让水从另一端喷出。但根据风水的原则，这样做意味着失财。于是，贝聿铭决定在庞大的地基两侧设置两座倾斜式喷泉，形成回流，这样就可以在风水上由出财转为纳财。

　　经过十六个月的奋战，主体结构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完成，八月八日，大楼举行封顶庆典仪式。

　　这次典礼的时间是精心选择的，因为“八”和表示发财的“发”字谐音。所以许多香港居民认为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是二十世纪最吉利的日子。

　　然而，即使贝聿铭对风水传统如此让步也未能消除大楼邻居们的顽固看法。他们认为贝聿铭的塔楼会给他们带来恶运。风水先生把他们的观点告诉新闻界，说贝聿铭可以充满诗意地把大楼比喻成充满希望的春笋，但在他们眼里，大楼是一柄寒光四射的三角形尖刀，它会损坏阴阳之间微妙的平衡，放出地府的恶鬼。香港著名风水先生宋苏昆说：“如果有一个屋角是指向你的，那么它就像指向你的一把刀。那会导致疾病或经济损失。”神经紧张的邻居们在窗户和阳台外面挂上一面镜子，目的是把塔楼中产生的恶运邪气反射回去。

　　一次，贝聿铭从巴黎回香港，在飞机上遇到了港督卫弈信夫妇。港督对他说：“你建的那幢高楼，尖角正好对着我的港督府啊。”贝聿铭呵呵一笑，说：“港督不要相信这些东西。那都是迷信。”港督正色说：“我不管这是不是迷信，还是听了风水师的建议，在尖角与港督府中心点的连线上种了两棵柳树，他们说这个可以以柔克刚，可以抵消锐利的东西。”贝聿铭连声说：“那就好。”不过，几年后港督的那两棵柳树死了，风水师说这是中银大厦的尖角太厉害了。

　　香港中银大楼建起来之后，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香港居民逐渐接受了它的存在。人们不再考虑中银大楼对周围风水产生的影响。人们开始用审视的目光，好好地欣赏这幢大楼，无不为它的宏伟、奇特而赞美。现在，香港中银大楼已经作为香港的标志性建筑矗立在这颗东方明珠之上。 ■

　　屈辱的数字对比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一万九千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十九万，不战而退，关东军三天占领沈阳，一周控制辽宁。三个月控制东北三省。

　　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在华北驻屯军八千四百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有十万人。八千四百人，这是查遍所有记载采用的最高数字。二十九军的军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我们至今还在唱。可是当时我们十个人砍他一个，也没有顶着。

　　这就是我们近代的屈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