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庆全
今年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诞生一百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改革开放后,他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炎黄春秋》刊登了徐庆全撰写的《我的外公孙冶方》,记录了孙冶方的外孙武克钢对孙冶方的回忆。现将有关孙冶方撰写最后一篇文章的经过摘录如下——
孙冶方的外孙武克钢在回忆外公的经历时说道——
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好像是一九八二年放映的,放映不久就被某些报刊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化上的反映”。我外公孙冶方在医院里看到这些评价后,就对我说:想办法给我找来看看。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一个录像机和带子,在病房里放给他看。看完后,他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道理:第一,反右派题材的东西不能禁止;第二,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沾边。我要写文章对这种无理的指摘进行抗争。他给夏衍和张光年打电话,说要写文章。夏衍和张光年虽然对外公的支持表示感谢,但都不同意他写文章,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也反对,要他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坚持要写,以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投入了这场论争中去。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对这部片子基本上肯定了。
一九八二年,外公病势转危,住进了医院。不过,他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一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他作为中顾委委员、大会代表,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中央领导同志从简报上看到了这个发言,便想请他写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放松,总是念叨着:“这是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把文章写好。”
赵紫阳看到他的发言后,专门到医院来和外公商讨,我正好在。赵紫阳刚当总理,就经济管理问题征询外公的意见。外公说:“总理,要管好经济工作,记住一点,统计要独立。我们吃统计的亏太大了,统计不独立,统计就不真实,经济就会出问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统计要独立》的文章。谈到经济二十年翻两番的想法,赵紫阳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外公说:我经过思考,认为有把握。我正在写文章阐述这种思考。这次谈话后,外公的意见被写进了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来,外公就写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
那是外公在病床上写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让人把一大摞子的书和参考资料都拿到病房里,他自己看,也让人们给他读。我还专门请人给他做了一个床桌,把床摇起来后他就可以俯在床桌上写东西。这篇文章,他先给我讲,我就记录,有一个稿子后,他再讲,助手记录。最后他修改。助手把稿子给他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他边听边提出修改意见。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又一遍地念给他听。我念得都已经口干舌燥了,他还是倾注全神在谛听、在思考、在推敲。次日一大早,他一遍一遍地修改着。打印后,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一遍地念给他听。
稿子见报当天,下午两点,赵紫阳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他,总理已经看了他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而且还告诉他,胡耀邦同志看了,陈云同志看了,都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姚依林、陆定一、薄一波、伍修权、周扬、薛暮桥、于光远等都打来电话,祝贺他为党、为国家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外公听后,一阵轻松,对李昭和我说:“这是我最后的一篇文章了!”我们自然心情很悲凉。
外公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以外公的贡献和级别,如果按照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中央不好办。后来,还是搞了一个小型遗体告别仪式,不算是追悼会。这个仪式是我一手操办的,我不要一个花圈,但是满屋子布满了鲜花。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谷牧、姚依林、方毅、张劲夫、汪道涵等,都来了。 ■
谁发现了大庆油田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指出,发现大庆油田的并非是被称为“地质之光”的李四光,而是真正的“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先生。
黄汲清先生运用了他独创的“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论”,首先提出并坚持在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才最终发现的。该书指出:“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而“‘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可是,有关方面至今未出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