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四卷）

再说一点《傅斯年全集》的缺陷

　　◎ 朱 正

　　我写过一篇《谈谈〈傅斯年全集〉书信卷的缺陷》，刊登在《博览群书》二○○七年四月号上面。当时我想，有不少书信是根据手书原件编入书中，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才出了那么许多错误吧。其他各卷所收“大多是作者已经出版过的著作，想来那里边的错字、破句会要少得多吧。”我在那篇文章里就是这样说的，我真是这样希望的。

　　当我翻阅了其他几卷的部分内容之后，还是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值得再写一篇文章供出版者、主编者和购买了此书的读者参考。

　　按照我上一篇的办法，从书中的破句谈起。在《战国子家叙论》一篇里，谈到杨墨两家遭遇不同的时候，读者可以看到这样几句：

　　所以墨子之为显学，历称于孟、庄、荀、卫、吕、刘、司、马父子，《七略》、《汉志》，而杨朱则只孟子攻之，《天下篇》所不记，《非十二子》所不及，《五蠹》《显学》所不括，《吕览》《淮南》所不称，六家、九流所不列。（第二卷，第262页-第263页）

　　这就是说，称引墨子的，先后有孟子、庄子、荀子、卫鞅即商鞅（我想，原稿卫字或是韩字之误，指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刘安）。接下来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司马”复姓，给点破了，读者不知道并列在这里的“司”是谁，“马”又是谁。

　　同一篇里谈到《老子》五千言的作者是谁的时候，傅斯年引证了清代学者汪中的意见，即：五千言的作者是史儋，孔子问礼者为老聃，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的：“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是老莱子。谈到孔子与老莱子的关系，书中有这样的句子：

　　老莱子固可为孔子适陈、蔡时所遇之隐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陈亡而为楚人厉，之与莱在声音上同纽，或亦方言之异也。老莱子责孔子以“去汝躬矜与汝容知”之说，容有论事，则老莱亦楚狂一流之人。（同上卷，第289页）

　　这一段不足百字的文章，就点错了两处。第一处：“厉”字应从逗号之前移置逗号之后：“厉与莱在声音上同纽”；第二处应该是：“老莱子责孔子以……之说容有，论事则老莱亦楚狂一流之人”，这样点才讲得通。

　　其次，书中书名号用错了不少。一些应该加书名号的没有加，一些不应该用的却又用上了。例如《文学革新申义》一文中，出现了这样的用法：《晋书·博物志》（第一卷第9页）。如果《博物志》是《晋书》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可以这样标点，例如《晋书·天文志》、《晋书·职官志》等等。可是《博物志》是张华的一部著作，并不是《晋书》的一部分。这里只能点为《晋书》、《博物志》。

　　《出版界评》中有这样一句：“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第一卷第112页），这里“元杂剧”是一种文学体裁，不是书名，不能用书名号。可是同一页说到的《唐才子传》、《世说新语》，确是书名，却都没有加上书名号了。

　　同一篇里引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原文：“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同上卷，第113页）

　　只要看了下文“得此而三”就可以知道：《楚辞》和《内典》是两部书。事实上也并没有一部叫做《楚辞内典》的书。

　　同一篇文章谈到著作不是抄书，“如苟以抄写为能，则取《说文本书》、《尔雅义疏》、《广雅释诂》、《说文通训定声》、《经籍纂诂》、《骈雅训纂》等，置之架上，可以终身用之无穷。然如‘著作’何！”（同上卷，第115页）这里列举好几种书名。显然“《说文本书》”应该点作“《说文》本书”的。

　　同一篇中又有这样一句：“然欲就《庄子内典》求其合，不可不先就内典自身求其分。”（同上卷，第116页）既然是“求其合”，可见不是同一部书，似应点作《庄子》、《内典》为宜。佛家泛称佛经为内典，并不是专有的书名，如果用上书名号，只能看作一种特例。查《新潮》原刊，这句里面的两处“内典”都是用了书名号的。而《傅斯年全集》在第一处用了书名号（附在《庄子》之后），而在第二处却不用，体例没有统一。

　　《故书新评》文中谈《乐府诗集》之价值，说它“方之诸史、乐志实超越之”（第一卷，第123页）。这里用顿号将“诸史”和“乐志”隔开，成为并列的两项，似乎《乐府诗集》的价值即超越了“诸史”，也超越了“乐志”。其实这里并不是指并列的两项，而是指“诸史”中的“乐志”。例如《晋书》、《宋书》、《南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明史》就都有《乐志》。有些史书（《汉书》、《新唐书》）称之为《礼乐志》，有的（《隋书》、《旧唐书》）又称之为《音乐志》，其实是一样的。查《新潮》上所载的这一篇，《乐志》是加了书名号的，此处似乎也以加上为宜。

　　《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其他散文，《禹贡·甘誓》颇可信。然《禹贡》仅言地理，甘誓不过诏令，不足当文学之名。”（第一卷，第141页）《甘誓》和《禹贡》是《尚书》里并列的两篇，它并不是从属于《禹贡》的，应该点作《禹贡》、《甘誓》才是。下面的半句，只禹贡加了书名号，甘誓却不加，体例就不一了。查《新潮》所载的原文，这里《禹贡》和《甘誓》是都加了书名号的。同一页的下文：“纵以颂非商旧，而风中实有殷遗”，这里的《颂》、《风》都是应加书名号的。下文一些《雅》、《颂》等等却又加了书名号，也没有注意体例的统一。

　　另一篇《故书新评》，评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的，也有这毛病。像《国风》和《小雅》用了书名号，而《大雅》和《颂》却不用书名号（第一卷，第221页）。这篇里谈“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那一部分中，说及“王弼易”、“虞氏易”（第232页）的地方，“易”是指《周易》，这个“易”字是应该加书名号的。

　　《史学方法导论》中，谈到金文的研究以对勘《诗》、《书》文字的异同，“现在且举吴大澂君文字说，以为一例。此虽一字之校定，然《大诰》究竟是谁的档案，可以凭此解决这个二千年的纷扰。《大诰》一类极重要的史料赖一字决定其地位，于此可见新发见的直接史料，对于遗传的间接史料，有莫大之补助也。”（第二卷，第334页）从下边那一长段引文中可以知道：“吴大澂君文字说”应该点作“吴大澂君《“文”字说》”，读者就一目了然了。

　　《十篇有录无书说叙》一文说司马迁死后《史记》缺了十篇，列举了这十篇的篇名：“《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第二卷，第364页）这里，“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应作“《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史记》卷二十二的题目是《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这里说的，就是指的这一卷，可知“汉兴以来”这四个字是标题的一部分，应置于书名号之内。同一篇还说到了“汉兴以来《诸侯表》”（第365页），这是指《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这四个字同样应该放在书名号之内的。如果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没有通读过《史记》的目次，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事情。

　　说到书中的错字，可就多了，做勘误表太费事，这里只能举一点例。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文中有这样一句：“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第一卷第24页）。查《新青年》所载原文，“足赖”为“是赖”之误。

　　《〈 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第一卷，第81页）刚才说过要去掉科学思想，接着又要进于科学思想，读者就真不知道要怎样办了。查《新潮》所载原文，原来前面的那一个“科学思想”是“科举思想”之误。要去掉的原来是遗传的科举思想！

　　《出版界评》引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的一段文章：“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愿也。”（第一卷，第112页）查《新潮》原刊，“所不愿也”系“所不顾也”之误。同一段引文中，“就其有者言之”（第113页），“有者”为“存者”之误。同一页中，“亦无丑色也”，“丑色”为“愧色”之误。“述事则如共口出是也”，“共口”为“其口”之误。“古时词之佳者无不如是”，“时词”为“诗词”之误。“其思想结构仅有胜于前人者”，“仅有”为“尽有”之误。

　　在同一篇里：“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传。”（第一卷，第113页）“凭传”不可解，查《新潮》原刊，是“凭傅”之误。

　　同一篇评马叙伦《庄子札记》部分有这样的句子：“马先生固非与此等论”（第116页），查原刊，“等论”系“等伦”之误。

　　同一篇评《论理学讲义》部分有一句：“才中形式逻辑的‘壳’”（第119页）。查原刊，“壳”为“彀”之误。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文中说：“文学的内心才有所凭证”（第一卷，第250页）查原刊，“凭证”系“凭托”之误。

　　《随感录（四则）》：“日月未出以前的烟火之光”（第一卷，第254页），“烟火”系“爝火”之误。同一篇中：“或者是过几世纪，尼采这话又成偶像，也未可知。”（第260页）查原刊，“是”字系“更”字之误。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一文中说：“我们若是要这一份以外的，就和抱人家一样的犯罪。”（第一卷，第289页）人们都知道，如果是性骚扰，“抱人家”才算是犯罪，此外并不算犯罪的。原来这“抱”字系“抢”字之误。

　　《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一文中将“殷之相士”错成“殷之相土”（第一卷，第476页）了。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一文中将“汉的国家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气息”（第一卷，第476页）中的“脱离”错成“脱脑”了。同一篇里：“荀卿的思想，一面是鲁国儒家的正传，一百三晋的采色那么浓厚。”（第481页）“一百”系“一面”之误。同一篇里：“儒家虽由汉武室为国教”（第484页），“室”字系“定”字之误。

　　《战国子家叙论》：“申子书今佚，然故书所傅申子昭侯事，颇有可引以证其作用者。”（第二卷，第294页）“傅”字显系“传”字之误。同一篇中“所谓‘杂家’”一节的开头引《汉书·艺文志》里杂家一门的叙论：“兼儒墨，合名法……”再看下去，就会看到这样两句：“因为儒家果然可兼，名法果然可合……”（第302页）这里应该是“儒墨果然可兼”，才能够同上面的引文相照应。再说，“可兼”当指两者，单是一个儒家，就不会用这个“兼”字了。

　　《史学方法导论》中谈到元代七八十年中汉人终不忘宋，说“此举韩山童之建宋号，是同一感情所驱使的”（第二卷，第337页），这里“举”字显然是“与”字之误。同一篇中：“写方土之见太真”（第347页），“方土”显然是“方士”之误。

　　《十篇有录无书说叙》中，“太史公作《暴帝纪》”（第二卷，第364页），“暴帝”显然是“景帝”之误。

　　《论〈太史公书〉之卓越》：“至于文化之中礼、乐、兵、历、天官、封禅、河渠、平淮，各为一书，斯真睹史学之全，人文之大体矣。”（第二卷，第368页）“平淮”显然是“平准”之误，指《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中说：“所以中国左史真正纪事而不怀教育、政治、社会诸作用者很少。”（第三卷，第151页）“左史”显然是“历史”之误。同一篇又说：“此种记载，为西史之特色，为甚可实贵之史料”（第153页），“实贵”显然是“宝贵”之误。

　　《夷夏东西说》中写的地名，“荷泽”（第三卷，第230页）显然是“菏泽”之误。

　　《〈城子崖〉序 》中谈到中国考古学家对城子崖的发掘，“此工作虽非大学……”（第三卷，第237页），“大学”系“大举”之误。本篇之末说他作序的缘由：“我本没有写一篇序的资格，而同人强我使写，因辞不获……”（第238页），“因辞”系“固辞”之误。

　　《说“广陵之曲江”》文中说到“慎睹王二年，即楚怀王十年（公元319年）”（第三卷，第259页）。“公元319年”已经是东晋时代，原来傅斯年在这里写的不是“公元”二字，而是“西前”二字，即“西历纪元（公元）前”的意思，是编入《全集》的时候改错的。同一篇中：“西汉诸王国境变化不常，时而益封，时而削地，时而自请扫之汉廷，今不可一一考证得之。”（第261页）“扫之”当为“归之”之误。同一页下面：“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误。”“误”字显系“吴”字之误。

　　《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中说：“北宋新儒学发轨之前……”（第三卷，第331页，）“发轨”当是“发轫”之误。

　　《论学校读经》：“赵普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不知道他之受南唐爪子金，教太宗以夺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内？”（第五卷，第44页）“爪子金”系“瓜子金”之误。（附带说一句：傅斯年原文亦存小失，据《宋史》本传，送瓜子金给赵普的，是吴越国的钱俶，不是南唐。）同一篇里：“读经从来不曾真正独自成功过，朝代的缔造也不会真正靠它过”（第46页）“不会”系“不曾”之误。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他从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这一派思想的影响者。”（第五卷，第477页）意思是说丁文江从来不是……查《独立评论》所刊原文，这里不是“从”字，是“纵”字。意思是说丁文江即使不是……这一错就和原意颇有出入了。同一篇中又有：“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铁穆之朝”（第478页）。“铁穆”何人，史无可考。查原刊，原来是钱镠之误。钱镠是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王，借指盘踞东南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倒是很恰当的。

　　书中已经发现的错字，远不止上面说到的这一些。就看这些举例，也可以想见此书编校工作的水准了。

　　最后谈一个删节的问题。前人的著作，如果你认为其中有不宜现代读者阅读的，你就给他出选集好了，不要出全集。既然要叫做全集，你就不要去删改它。一部号称《全集》的书，却颇有一些删节。其中有一些，我还能够猜测出删改的原因，有的却简直猜不出为什么要删改来。就以这一篇《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为例吧。下边这一段，我是从《独立评论》第一八八号所载文章抄出来的：

　　归纳以上两章，我们可以说，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备中西伦理条件的积极的良善公民，永远为团体、为个人服务着。这一层是使他不能为革命党处。在君在主义上是钦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学及开明的民生主义者。这一层是使他近年来颇同情于苏俄设施处。

　　在《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第478页上看到的这一段，上面用黑体字排印的两句都没删去了。我实在看不出删去有什么理由。

　　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要学者，他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是应该有一部精编精校的全集传世的。现在这一部全集却太令人失望了，和他的学术的地位太不相称了。不知道主编者或出版者能不能把诸如此类的问题认真解决一下，再好好印它一版。

　　（《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共7卷） ■

　　光靠自律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在回忆他父亲时提到，陆定一在一九九二年就心痛地对党内同志讲：“我们党已经开始腐败了！”执政党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陆定一对他儿子说：“这一问题，列宁从成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但是，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那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陆定一还说：“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陆定一指出：“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