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四卷）

张爱萍是如何被打倒的

　　◎ 张　胜

　　张爱萍是我们共和国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者。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这位铮铮铁汉，“文革”中却被打倒在地。“专案组”是如何罗织罪名的？张爱萍是怎样得到平反的？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对话》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

　　这是一本由张爱萍儿子张胜撰写的独特的书。张胜也是一个军人，他用十六年时间记录了父亲暮年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和对重大历史关头的抉择与思考。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父亲张爱萍回忆“文革”：“不管是追斗会还是批判会，光凭喊喊叫叫是不行的，要置一个人于死地，要他永世不能翻身，只有把他和境外的敌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专门制造罪状的机构就产生了，这就是专案组，我叫它专暗组，因为他们专门在黑暗中干暗害别人的勾当。”

　　“文革”最黑暗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专案组的内幕也渐渐曝光了。下面我把这些发生在高层的制造假案的过程公示出来——

　　父亲专案组的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后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兼任。相当于日后的军委常委和军委常务会议成员来兼任这一职务，级别是相当高的。专案组成员由总参、国防科委的领导人组成。下设专案办公室，负责具体审问、调查工作。

　　现按时间记录下他们的办案方式和过程：

　　罪行之一，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张爱萍专案组”成立，首先展开了对张爱萍入团、入党问题四个多月的调查，跑了五个省，共走访一百三十五个单位，面访了九十多人，调查结果，认为和本人的叙述基本相符。

　　对这个“与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结论，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由当时的政治部领导出面，亲笔写了《张爱萍历史上一点情况》的报告，对专案结论提出质疑，要求推翻并重新调查。“文革”结束后，这个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单位领导人意图写的。

　　这样就有了第二轮调查。由于在四川老家没有找到张爱萍的历史疑点，专案组决定调整方向，从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寻找疑点，进而倒过来否定张前期的历史。一九六七年十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并随即否定了几个月前证明张爱萍确系党员的结论。于十二月一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但是，怎样才能推翻由他们自己花费了四个月时间取证来的事实呢？

　　专案组重赴四川。有电话记录表明，专案办主任多次通话部署：要“抓住牟仲宇这个重要线索”。牟仲宇是谁？达县地下党当时的三位领导人：张鲤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张、戴是张爱萍的入党介绍人，相继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牟于一九三三年二月被捕后脱党。在前两次走访时，牟都向专案组提供了张爱萍一九二八年已是党员的证词。

　　这位专案办主任不愧是搞专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这样有过被捕脱党经历的人，腰板是软的，逼他写个假证词是不会太难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牟再次被传唤。在现存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一九二八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有了这个证言，于是立即发生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对父亲的逮捕关押和二十八日的第一次审讯。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一九二六年入团和一九二八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一九三○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

　　在“文革”后退回的专案卷宗里，我看到了当时魏传统、王维舟、胡耀邦为确认张爱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提供的证词。但他们居然敢压下来！

　　罪行之二，日本特务。

　　专案办主任在翻阅张爱萍的自传中，看见了这样一段经历：在红十四军攻打黄桥战斗中，张被打断了左臂，后被秘密送往上海福民医院治疗枪伤，伤愈后，被派往闽西苏区。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可以找到嫌隙。于是他指派副主任带队赴上海调查。

　　父亲回忆，由于伤势太重，红十四军党的组织将他和另一名伤员副营长曹玉彬送往上海治疗。因为是枪伤，只好藏在运猪船的船舱底下，上面是猪粪屎尿，密不透风，加上天气炎热，人都晕死过去。一直等到夜里，但事先接应的人没有来，无奈中想起了同乡彭丰根大夫。彭便安排他们住进了福民医院。彭还把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福民医院的院长顿宫宽介绍给父亲。父亲说：“我一生都感激这位彭大夫，没有他在危难时的相助，我是很难度过那样的白色恐怖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征集回忆录，我专门写了这段故事，登载在青年报上。没有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帮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共产党不应该忘记他们。”

　　共产党忘记他们了吗？

　　专案组来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一九三三年，彭丰根曾与另外两个中国人一起向驻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卖过情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情报部曾设在福民医院内，并在医院设有无线电台。据此，专案组推定，彭丰根和顿宫宽是日本特务，福民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而张爱萍能够在福民医院治伤，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

　　现存的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六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当时担任张爱萍专案组组长的那个总部领导人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而“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至一月二十二日，连续进行了十五次突击审讯。专案组采用拖长审讯时间、罚站、连续突审等办法。父亲回忆：这个专案办的副主任说“你知道保卫部长是干什么的吗？我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专抓特务的”！

　　但审讯未果。

　　一九六八年二月，他们转向彭丰根突破。在此之前，专案组在上海公安局预审处干部闵、胡以及南京军区保卫部干部李的协同下，已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彭丰根进行了二十次审讯，逼迫彭丰根供认“张爱萍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但彭丰根始终否认，而且申明自己“掩护了张爱萍，是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这个副主任，他到上海后，改变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儿彭子都、儿子彭播谷。他先给姐弟俩看了张爱萍被批斗时的特大照片，说：“张爱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没有入党的假党员，而且是日本特务。”“张爱萍参加日本特务组织还是你们的父亲彭丰根介绍的，张爱萍都已经承认了。”接着，又给他们看所谓“张爱萍的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然后说：“只要你们父亲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马上放他回家。”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监后，他们立即提审彭丰根。审问之前，同样先给彭丰根看张爱萍被批斗的照片和所谓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并说“张爱萍已经交代了问题”。但彭丰根仍坚持说他“不知道张爱萍加入日本特务组织的事”；“我是营救过张爱萍的，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还说：“前次首长找我谈话后，我想来想去，没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随即遭到专案组呵斥：“头脑太顽固。”“不要自讨苦吃！”、“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后，彭只好按照这个专案办副主任的授意写了供词：

　　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宫宽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对张爱萍进行口供、签名，警察又找我询问张爱萍等威胁利诱的手段，把张爱萍圈入了特务机关。（手印）

　　专案组如获至宝，这位兼任专案组组长的总部领导人也欣喜若狂，当即表示可以定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他们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结论疑点重重：

　　一、在所有档案材料中，无法找到彭、顿加入特务组织的确凿证据，也无法证明福民医院就是日本的特务机关。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一切属实，也是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七年发生的事，而张爱萍是一九三○年在此疗伤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务组织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呢？

　　二、彭丰根的供词上，只是说顿宫宽是特务，顿把张爱萍拉入特务组织，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也从未参加过特务活动。这就怪了，一个不是特务也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的人，根据什么能指证特务组织内部的活动呢？大前提不存在嘛！

　　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

　　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一九三三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一九三○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上海市公安局，毕竟要老道得多，他们可不像这些不可一世的军人们那样得志便猖狂，何况又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去给你冒这个险？将来哪一天翻过来，居然搞一个中央委员、开国上将的假证据，掉脑袋都是轻的。但这些人也得罪不起，他们是拿着总部首长给张春桥的信来办案的（据专案组人员后来交代，说张春桥曾有过指示，但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于是便含混地表示，我们再把彭的案子搞扎实些，以取证为由，实际是给拖下来了。

　　“文革”结束后，查证彭丰根是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互济会”成员，他的大儿子是革命烈士。在狱中，彭多次翻案，拒不承认自己写过诬告材料，最终死在狱中。那张有手印的纸究竟是哪来的，人一死，就成了无头案。后来彭平反，已经复职的父亲，在补办的彭丰根的追悼会上，写下了杜甫的两句诗：“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

　　罪行之三，通敌。

　　牵连此案的，有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傅钟、甘泗淇、肖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彭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以及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办主任杨尚昆。

　　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大案呢？

　　华东海军原有个反谍报小组，我们权且称它反间组，其主要成员是上海市委书记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扬帆介绍到海军来的，也是经我父亲同意并报华东局批准的。“高饶事件”发生后，一九五五年四月潘、扬被逮捕，对“特勤”人员的利用问题就成了其罪行之一。这本是个工作问题，但由于直接领导人错误性质的敌我矛盾化，下面搞具体工作的同志，就被以反革命通敌罪关押收审了。这件事报到彭老总那里，他说，真是胡说八道！他询问我父亲时，父亲极为震怒，拍着彭老总的办公桌说，老子要通敌，还要等到革命胜利吗？后来经总政审查，由彭德怀、邓小平、彭真、张鼎丞共同签署了不再追查的结论性文件备案。两年后，小组成员无罪开释。“文革”中，这些领导同志陆续成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此事重新被挖掘出来，没完没了地又追查个够。滑稽的是，最初办此案的罗瑞卿竟也被牵扯进来，他不再是审判者了，反成了包庇通敌的罪魁祸首和后台。下面的同志就更惨了，再次锒铛入狱，一关就是几年。

　　怎么入手呢？

　　早在我父亲还没有被关押前，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参“文革”领导人曾秘密指使：“还要查他在华东海军任司令时把我军机密泄露给敌人的罪行”。但当具体办事人员翻开早已由中央做出的决议后，他们却步了。

　　于是，他们想到了江青。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这一天，在中央二办的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同志并小组同志：反间组是张爱萍一手搞起来的……该组在张的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张对审查该组极为不满……

　　同时提出，过去没有并案审查，没有追究责任，究竟是谁包庇了他？

　　报告中一一列举了上面提到的所谓包庇人的名字。

　　这封信又是通过总部那个负责人转呈的，他写道：“即呈报江青并复制叶群同志。（签名）”

　　从保存的原始件上看，江青在这封信上，用粗黑铅笔圈阅，并在一些名字下画了粗线，有邓小平、彭真、黄克诚、张鼎丞、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在邓小平下面和旁边都画了双曲线。什么意思，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原件上还有谢富治的签字，但都没有批示。

　　两个月后，原先四人中领头的那个人，又以同样的内容再次上呈，现在已查不出送达的范围了，但档案第五卷宗上，有汪东兴阅后的签名，估计是汪退回的。看来又像是没有结果。

　　一个月后，总部那个负责人再次催促进展。由于一直没有突破，专案组建议：“未查清张爱萍在华东通敌问题，建议逮捕原反间组成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他们在上送的批捕报告上写道：反间组是“蒋匪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任命潜伏上海的特务”，“为潘汉年、扬帆收罗起来”，“张爱萍从潘扬那里接受到海军”，“给台湾蒋匪送情报”等等。

　　经军委办事组报中央批准，又将原反间组成员抓捕归案。

　　就在逮捕反间组人员的同时，专案组长下达了“可以先审张爱萍”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的那次审讯，从下午两点一直审到次日凌晨四点，长达十四个小时。

　　中央二办给江青写信的那个人，一直在密切关注案情的进展，三月十五日，来专案组督战，提示要把张爱萍的日特问题和通敌联系在一起考虑。他说：“张爱萍对通敌性质还没承认。他就是日本特务，应该说他一开始就是为了给敌人送情报。他是披着共产党外衣进行特务活动的。”负责专案组的总参领导马上表态：“可以按某某（即中央二办的那个人）同志意见办，现在主要是深究深挖张爱萍日特和通敌的具体罪行。”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中央二办又将材料并附通敌罪证，送往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圈阅后报江青。

　　我不厌其烦地引证大量材料，只是希望读者能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

　　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一九七四年，我在福建见到和父亲一起养病的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周衣冰是华东的战将，他敬仰也熟悉我父亲。闲聊时他对我说：“老爷子（指我父亲）说的话，很多是警句：‘用好人，办好事；用坏人，办坏事！’我看是有所指，发人深省！”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专案组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方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地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产阶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原专案办副主任身患绝症，他托人捎话给我，他一生参加革命，只做过这么一件坏事，他对不起老首长，现在行将不久于人世，希望首长能原谅过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转眼十五年过去了，生死轮回，我心中充满了悲凉。我郑重地对传话的朋友说，我一定转告父亲。那天父亲在批阅文件，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看着他专致的神态，往事不堪回首啊！父亲抬起头来，似乎有些惊讶，有事吗？我讲述了这个临亡人的哀婉的请求。

　　沉默，父亲一直凝视着前方空空的墙壁，就这样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后，父亲转过头来，他说：“不行！这是不能原谅的！”

　　他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震惊，不，是震撼。他补充道：“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又过了十年，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父亲又针对“文革”的话题，旧事重提，语言犀利，愤慨而激昂。果然，在场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里的方毅说：“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

　　父亲继续说：“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 ■

　　包烧饼的报纸决定了长征的落脚点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踏上漫漫的长征路。关于长征落脚点问题，中央高层曾开过八次会议，变动了七次。此时中央还不知陕北那里还有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军力量的存在。

　　当红军进入到哈达铺后，聂荣臻要人去买几个烧饼，买烧饼的人顺手用一张报纸把烧饼包了起来。这是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聂荣臻拿起报纸一看，上面有一条阎锡山的军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聂荣臻高兴地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他立即派骑兵通讯员，把这份报纸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