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五卷）

第10章 从抢记王芸生临终回忆说起

　　林谷

　　最近读了一本由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丛刊（第一辑），其中一篇题为《临终片语：所谓“反苏”》（王芸生口述，王芝琛整理并注释）的材料引起我的注意。王芸生先生（1901-1980）是我国著名报人，也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历任《大公报》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并长期参与和主持《大公报》笔政。他撰写的《大公报》社评视野开阔、气势宏大、充满爱国激情，有很强的感染力，例如他写于抗战时期的文章现在拿出来重读，还会让人激动不已。王芸生的文字还有一大特点，即深厚的历史沧桑感。由于他坚持独立办报原则，不为党派观念所左右，也不受市俗利欲所驱使，因而能冷静、公正和如实地反映历史真貌，并针对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发表看法，所以，他的文章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一个民间舆论思想库，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他还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四十多年从未间断，被人视为“中国近代史见证”。遗憾的是，这部极为珍贵的日记竟在“文革”风暴乍起的一九六六年，被他付之一炬了，真是让人痛惜。后来，他的老朋友赵朴初、程思远等先生一再敦促他将自己的一生经历回忆写出来，好作为一份珍贵史料留给后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愿，但这件事却拖延着迟迟未能实行，直等到他临终（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日去世）前几个月，才就他的一生经历跟他的公子王芝琛讲述，这就是由王芝琛记录整理，但至今尚未出版的王芸生口述传记。《口述历史》丛刊登载的只是王芸生口述自传的一小部分，主要讲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初定为反苏型右派（后因毛泽东开恩未予戴帽）的经过，并进而披露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军出兵东北后大肆掠夺和阻挠国军收复东北的历史真相。王芸生口述时已经是风烛残年，但他的记忆力仍相当好，一些扑朔迷离的历史纠葛经他一讲，就变得面目清晰起来，而这些问题却长期被有意无意遮掩着，恐怕至今还有很多人给蒙在鼓里。关于当年苏军在东北拆走大量机器设备并奸淫妇女的情况，我少年时也曾耳闻。那时抗战宣告胜利不久，我正在天津上初中，忽然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批东北大学生，他们向同学揭露苏军在东北的种种劣行，我们听后都很气愤，事后天津各校学生还上街游行，以示抗议。但这件事到解放后却有了新的说法，好像苏联从东北搬走一些机器也算不了什么，而对此持有非议的却是“反苏”了。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让我们来听听王芸生是怎么讲的：“要说蒋介石真是吃了个‘哑巴亏’，他冒着当‘卖国贼’的风险，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苏联占尽了便宜，只求得他们进东北打日本，他们进来了，日本已投降了，国民党蒋介石非但没有得到他们的帮助，还被他们拒之于东北大门外。中苏盟约订明，苏联要帮助中国的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而实际上他们事事处处帮助共产党，使共产党一下子在东北组成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王芸生还指出，苏军进入东北除了把许多重工业机器宣布为“战利品”外，还大量发行所谓“军用票”，大肆搜刮中国人的财富。二〇〇五年七月出版的《苏联出兵东北始末》（人民出版社）一书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有十分详尽的叙述，一些资料正好用来作王芸生口述的注释。当年苏军从东北到底拆走了多少机器设备，又交给中国共产党多少武器弹药呢？该书披露：据当时重庆考察团调查，苏联拆走的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加上拆装损坏的部分，则高达二十亿美元。一九四六年一月苏军还拆走嫩宁铁路一百八十公里的铁轨，而这条铁路在日本侵略东北前就已存在，是中国人自己筹建的，根本算不上日本资产。又据杜鲁门派遣的美国调查团的调查，苏军拆走的东北电力设备达一百万以上千瓦，占东北电力设备的百分之六十五。此外苏军还从银行掠走价值三百万美元的金条和五千多万的东北货币，并在东北发行了十亿元的军用票，用以套购黄金和其他物资。至于交给中共多少武器弹药，该书也提供了一组数字：除曾克林率领的十六军分区拉走的一批武器弹药外，仅苏军第一、第二方面军交给中共军队的武器弹药就有三干七百门大炮、阻击炮和掷弹筒，六百辆坦克，八百六十一架飞机，一万二干挺机枪，六百八十座仓库和部分舰艇。此外，苏军还从朝鲜运来两军列武器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又从大连向北满中共军队送去五十节车皮的武器，用这么多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中共军队真是如虎添翼，已有足够力量与国民党一争天下了。过去我们读中国现代史“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这一时期，总会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军事较量为何能这么快即见分晓，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把一个有美国佬支持的国民党政府打翻在地，其原因何在？一般历史教科书及有关著作都从人心向背，毛泽东战略战术英明或国民党腐败无能等方面来分析，但对当初苏联出兵东北后对中共军队的大力帮助却避而不谈，或许这顶多是个外部因素，不值一提吧。但是，王芸生却大胆地讲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国共两党打内战，最后共产党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咱们这边说，是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国的飞机加大炮。我的看法是：苏联的帮助起了重要的作用，把东北拿下了，其他都好办了。”王芸生讲这话时大概已知道自己离大限不远，对讲真话会带来什么后果已无须顾忌，历史的力量在真言，王芸生临终话语之可贵正在其真。

　　“文人论政”是王韬、梁启超开创的报业传统，王芸生与张季鸾、储安平等人一样正是这一传统的忠实实践和捍卫者。可惜，由于形势剧变，制度更易，这一优良传统也不得不戛然而止，从此，我们再也听不到王芸生那忧国忧民、慷慨直言的声音。但这次读王芸生的《临终片语》却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想不到从这位已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口中，又听到早已沉寂的议政话语，不过，这只是对亲人讲的窃窃私语，声音显得有点微弱罢了。王芸生临终前的时政批评涉及政治民主、对外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权状况等。关于民主问题，他说：“咱们这边经常嘲笑美国的议会民主是假民主。我认为美国确实有的地方似乎有表演性质。咱们这边对美国批评并没有全错，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重大事情都要由议会多数通过，这一点比我们这边强。‘文革’中，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布，全国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你在做什么，都得马上表态，马上上街游行，表示拥护……‘文革’中，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简直成了‘帝制’。山呼海啸，九叩六拜，蔚为壮观，英国女王、日本天皇也都只能叹为观止，甘拜下风！”王芸生这段有点辛辣的批评虽然是在二十多年前讲的，但今天听来，也并不过时。封建专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它像个幽灵长久地徘徊不去，要想彻底铲除它谈何容易，例如神圣的“人权”二字虽已堂而皇之写进宪法，不还是屡屡发生余祥林杀妻冤案一类的事吗！中国有句老话是“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些话真值得好好听听。

　　关于对外关系问题，王芸生的议论也是我们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且听他如何道来：“记得我就听了不少‘反修报告’，声称苏联不行啦，变修了，咱们毛主席要举起国际共产主义大旗，我看咱们主席有点当仁不让的劲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咱们送给全世界强大的思想武器，不外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小米加步枪’、‘游击战加运动战’……其实咱们这一套，在国际市场上买卖也有限。说句难听的话，还对世界和平起个‘搅局’的作用。”历史的发展正如王芸生所指出的，我们勒紧裤腰带竭力支援的那几个“小兄弟”：如今都哪里去了。

　　王芸生还谈到解放前他为何犹豫未去解放区的问题（实质上是对人权状况的一种间接批评），这对研究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也颇有价值。他说：“关于苏联内部情况，我也略知一二。解放前就听说所谓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听了他们国家内部发生的事，真是恐怖，血腥屠杀，知识分子根本谈不上人格。那时我为何十分犹豫是否到解放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抗战胜利后，萧乾回到报馆，说苏联内部‘大清洗’，既生动又真实。我那时还专门找人要了份解放区的报纸，看看王实味《野百合花》，看他到底写些什么？谁知馥郁芳香的《野百合花》，竞带有血腥味。”谈到这里，王芸生对毛泽东似乎比较客气，说毛泽东比斯大林“聪明”，“他不杀人，而是搞群众运动”。在对待知识分子的办法上，毛与斯大林也不同，而是采取“思想改造”。

　　读者看过我扼要介绍的这些内容后，大概心里还会产生一个问题：王芸生的口述历史是在怎样的心态和情绪中进行的呢？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前不久，我在一份报纸上发现的一个材料，正巧可以满足一下这方面的要求，那就是许水涛于二〇〇四年十月采访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后写的一篇文章：《王芸生口述历史——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访谈录》。这篇访谈录着重披露了王芸生临终那种被压抑很久之后终于爆发的情绪，从而向世人展示了最终不可屈辱的人格尊严和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当许水涛问王芸生临终前的口述历史是否让他认识到他父亲的另一面时，王芝琛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全爆发了，全爆发了。”王芝琛告诉访者，他父亲讲的时候，什么也不回避，但一看到我要录音就制止，说你只要记住就行了，王芝琛说，这也不能怪他，他主要怕牵连子女，说明他还是心有余悸。王芝琛说他父亲最悔恨自己的一件事就是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表的那篇《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的大公报》。王芸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应该写这样一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与曹谷冰一起写的这篇文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说实在顶不住当时的压力，当时根本不想写，周恩来三次找他，最后一次明确告诉我父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他无比悔恨地说：“真没想到，在那次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一个可耻的一员，是我自己把《大公报》埋葬了。”

　　至于王芸生临终口述时的情绪，王芝琛也作了很生动的回忆。王芝琛告诉访者，他父亲一直心里憋得很，这次口述是他多年压抑的结果，讲到愤怒时他会拍桌子，痛心时他会泪流满面。比如有一次他参加统战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是统战部的一位领导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这位领导说，毛主席教导你们每天起码要看三次自己的P股，看尾巴是不是翘起来就赶快打下去。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王芝琛说他父亲还有一件让他终身悔恨的事，那就是从于师于友于兄的角度，他都愧对张季鸾，没有为张季鸾写成传记。他说：“我是欠债的，我欠，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父亲曾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他流着泪激动地说：“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当恰当地还他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说着说着他拿起一张白纸，连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读到这里，我不禁发出一阵沉沉的叹息。难以理会的种种压力，终使一部会由王芸生亲笔撰写，并将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精彩一章的张季鸾传，就这样无奈地自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