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五卷）

第16章 孟什维克的路线

　　萧文泉

　　中国革命开创的时候，造反的知识分子喜欢使用许多苏俄新名词，例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等等，不一而足，常常使不入门的人一头雾水，根据地的农民们还以为“苏维埃”是一个姓苏的大官的名字。然而对于革命党人，这些词都有性命攸关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苏联党的名称后一直附着个“布”字，明示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受《联共（布）简明党史》的影响，在中文里这两个名词也褒贬明确，只有忠贞坚定的革命者才配得上称布尔什维克，堕落邪道的就是孟什维克。斯大林时代出产的那些所谓的“红色经典”更让百姓们爱憎分明，布尔什维克是好人，孟什维克是奸贼。虽然由于时代关系，中国共产党内只曾跟着斯大林大抓严捕“托派”而似乎没有开展过反“孟什维克”的运动，但是在我们的理论文章里和正式史书里将“孟什维克”作为党内反动派的别号，却是屡见不鲜的。

　　那些背着恶名的孟什维克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历史书上都解释说，“孟什维克”是俄语“少数派”的意思，而“布尔什维克”则是“多数派”的意思，典故出自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建党原则而进行的一次争论，列宁的正确路线获多数代表的支持，成了多数派，而错误路线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故称他们为孟什维克。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〇三年七八月间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说是代表大会，参加者也只有几十个人，都是流亡者。分歧出现在如何写党章第一条的问题上，即什么样的人能算党员。其实，讨论中谁也没有把这个条款太当一回事，对两个草案的区别更没有什么理论上的考虑和阐述。列宁主张党员标准严格一点，马尔托夫则认为要宽松一点。列宁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他的这个多数派实际上也只比反对意见多四票而已。据与会者的回忆，当时党内在许多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是各人之间并没有深刻的和全面的立场和观点上的分歧，党是一个非常小的党，大家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上的共同点大大超过不同看法。后来党壮大了，卷入国内政治事务深了，互相之间也分歧大了。理论家们和历史学家们才把许多思想内涵追加到那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中去，演绎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而且苏联党越强大，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间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的对立的阐述越深入。这颇有点像中国古史上的所谓“层累地”建立的模式。政治正统的确立需要一个创世神话，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间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恰好适合了这个需要，所以革命胜利后列宁会说，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战胜孟什维克，那么我们也无法在一九一七年赢得革命。实际上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产生的派系更主要是按人事分的，进入了《火星报》编辑部的人和没能进的人之间的区分要更加重要得多。同是《火星报》编辑的列宁和马尔托夫，虽然后来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首脑，一个是孟什维克的领袖，两人之间原来的关系却是相当密切的。分裂发生后许多党员都惊讶万分，托洛茨基称之为“晴天霹雳”，没参加大会的党员们在会后想从代表们那里弄清楚分裂的原因，却发现两派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实在没什么区别，于是大家就按照个人关系的亲疏来选择阵营。这样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系由此形成了。

　　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间，双方都作过努力要团结起来，一九〇六年在斯德哥尔摩共同举行过团结的大会，他们之间在政见上并没有截然的区别，而且两个派别内部还有许多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见解，并没有后来意识形态专家们所说的纯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对俄国国内问题，两派内部有许多立场其实是非常相似和重合的。特别是孟什维克的左翼常常和布尔什维克的右翼具有相同的观点，例如一九〇九年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左翼和列宁支持的布尔什维克右翼就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左翼抵制杜马的立场。在工人阶级自发革命性问题上，在是否与工会合作的问题上，在应该不应该参与杜马的问题上，一会儿布尔什维克采用了原来是孟什维克的立场，一会儿孟什维克采取了原来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在都参加了杜马后，各自的成员在杜马里也能密切合作一致对外。一九〇五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临时政府，并要参加进去，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则是孟什维克主张建立临时政府并参加进去。两派互相间的指责也一样，都说对方是分裂主义、小团体主义、机会主义、背离工人阶级等等。最说明两个派别的一致性的是，尽管他们各自独立，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后，他们都处于同一个党内，都还遵循着一九〇三年大会通过的党章，孟什维克派在一九〇七年还投票通过了那个造成最初分裂的党章第一条。

　　但是，政治历史告诉我们，因个人恩怨和利害关系而造成的分裂要比由思想不同造成的分歧更难以弥合。尽管基层党员们很厌恶那些上层知识分子之间的吵闹，这促使领袖们不时做出要团结起来的姿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依然互相对立。为了取得正统的地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转向国外的同志们，期望自己而不是对方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可和支持。首先当然要争取当时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考茨基的举足轻重的支持。考茨基开始一直拿不定主意，他既为俄国人互相攻击所用的恶毒语言而震惊，更觉得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无甚意义。和其他关注俄国问题的国际社会主义领袖一样，他认为从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出发，最重要的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样他决定由社会国际执行局出面在布鲁塞尔召开俄国党所有派系的会议，以实现全党的团结。孟什维克积极参加，但是布尔什维克的表现令人失望，列宁没有出席会议，布尔什维克最后拒绝接受会议的团结决议。这样，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眼里，布尔什维克显然应该负分裂的罪责了，这也埋下了以后列宁从第二国际脱离出来建立第三国际的根子。

　　一九一四年布鲁塞尔会议后布尔什维克的处境相当不妙，无论在国内国际都非常孤立。是俄国革命救了布尔什维克。突然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国内的形势骤变，面对战争，布尔什维克内和孟什维克内都有反战的国际主义者和支持战争的卫国主义者。和以前一样，派系的区分不是按政治立场而是依照人事的从属。当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爆发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在国内的力量远不如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是当时俄国最强大的政党，轻易地取得了革命后成立的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权，并和社会革命党一起主导了彼得堡的苏维埃。按照他们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孟什维克不出面执政，他们任命了一个由开明进步的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完全依靠孟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支持才能统治。势单力薄的布尔什维克根本无力反对，他们赞同孟什维克的政策，支持孟什维克组建的临时政府，同意孟什维克颁布的和平宣言。当时从基层到中央，两派合并的呼声高涨。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已经走到了孟什维克的大门口了。

　　如今只是历史的一个注脚的孟什维克当时显然正把握着历史的龙头，如果孟什维克能够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俄国的历史以至世界的历史都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历史是充满了难以预测的偶然性的，一九一七年彼得堡街头的形势瞬息万变，渐渐地布尔什维克的运气开始扭转，逐步地扩大了影响力，而主张武装起义的列宁这时也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回到了彼得堡。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乱给了布尔什维克一个天赐良机，叛乱被镇压下去后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彼得堡苏维埃里占了多数席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托洛茨基成了苏维埃主席。最后在武装的工人和起义的士兵的冲击下，布尔什维克从临时政府那里夺得了政权，这就是十月革命。

　　从二月到十月，孟什维克从权力的高峰跌到了深渊。在被放逐的漫长日子里，他们不免要反思历史的教训。到底什么原因使得布尔什维克取代了他们成为新政权的主人？理论家们和历史学家们提出了种种解释，这些解释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有的说是因为孟什维克太教条不灵活；有的则相反认为是孟什维克没原则过分妥协：有的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他们对民众的害怕；有的则指出孟什维克领袖们当时只防备反革命的叛变，没有注意来自左翼的危险。历史决定论者肯定地说历史规律决定了布尔什维克将胜利，而道德论者则相信，是因为孟什维克往往受道德信条的约束，他们的行为光明正大，而布尔什维克则背信弃义，无所顾忌，当然会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胜出。解释的多种多样或许也说明了一九一七年彼得堡的这场一日三变的大戏的进程里本来就偶然性超过了必然性。

　　解释历史是痛定思痛时的事，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新政权下生存的问题。新的苏维埃政府是由同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同为社会主义者、理论上还是同一个党的昔日同志执政的，他们却又是长期的敌对者。孟什维克领导人认为最主要的危险还是来自于反革命复辟，最重大的任务还是要维护社会民主革命的声誉，即便这意味着间接地支持布尔什维克。他们决定坚持进行合法斗争，决不转入地下。尽管马尔托夫、唐恩、阿布拉莫维奇等孟什维克领导人在一九一八年就被逐出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还是苏维埃的成员，他们利用苏维埃这个讲坛发表自己的政见，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进行批评。孟什维克把自己看作是苏维埃制度内的反对派。由于不少布尔什维克也认为苏维埃应该是一个政治辩论的场所，许多地方苏维埃主席还邀请和欢迎孟什维克的代表来发表反对意见。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孟什维克发出了新体制下唯一听得到的反对派声音。当内战结束后外国工人代表团和兄弟党代表团络绎来访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时，布尔什维克政府还非常乐意让孟什维克出场参加接待，以显示新政权的民主风范。

　　如果历史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孟什维克可能会成为像英国议会里的“忠诚的反对派”一样的一个合法的反对党。

　　但是这种资产阶级议会的两党制完全不合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口味。契卡早已开始找孟什维克的麻烦了，以种种借口封闭孟什维克机关，逮捕和审判孟什维克党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镇压目标是孟什维克的出版物。敖德萨市的一场对孟什维克期刊编辑的审判结果引起了工人们的示威，在哈尔科夫的另一场类似的审判也因为工人的抗议而中断。最有名的官司是斯大林控告马尔托夫污蔑罪。审判结果是法庭谴责马尔托夫对苏维埃政权不尊重，但是也没有判斯大林得胜，理由是他的案子超出了法庭的权限。那时是一九一八年。

　　很快地，孟什维克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列宁公开把孟什维克称为是最危险的敌人，托洛茨基把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反对者都称为孟什维克。契卡镇压孟什维克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尽管从法律上来说孟什维克还是一个合法的组织，契卡总有理由逮捕孟什维克把他们送进苏维埃监狱。幸亏契卡的最高领导捷尔任斯基对孟什维克的一些成员不无好感，吩咐手下善待孟什维克囚徒，所以孟什维克在狱中倒没有受什么虐待，有的还高兴坐牢，因为在牢里吃得比外面好。

　　到了一九二一年，布尔什维克不想再听到孟什维克的反对声了，他们决定使用沙皇的老办法，流放孟什维克到远离城市和火车站的荒凉地区去。四十五名孟什维克绝食抗议，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提出，沙皇政府还让革命党囚徒在国内流放和国外流放之间做选择，苏维埃政权至少不能做得比沙皇差吧。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就此投票，以仅仅一票的多数决定让步，接受唐恩的建议。于是孟什维克们都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准备流亡。

　　唐恩自己原来是选择国内流放的，但是他回到莫斯科以后看到苏联国内每下愈况的政治经济形势，改变了主意，选择流亡国外。布尔什维克政权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莫斯科苏维埃选举前尽快离开，国家给每个选择出国流亡的孟什维克十三美元和苏联护照。孟什维克党中央实际上非常不希望它的党员离开苏联，但是当时苏维埃政府答应流放者在一两年内都可以回国，因此不少人就走了，打算很快就能回到一个恢复正常的祖国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再无回乡路，而留下的人的命运更惨，所有选择在苏联国内流放的孟什维克后来都被斯大林枪毙了。

　　对于孟什维克领袖们来说，流亡海外不是什么新经历，在沙皇时代他们常常遭此惩罚，只是现在是他们为之奋斗的革命成功了五年以后又踏上流亡之路。沙皇时代的流放都有一个期限，这次他们也满心以为流亡日子不会太长。和流亡的白俄不一样，他们等待的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垮台，他们期待的是政治形势的正常化，使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苏维埃体制里活动。开始的时候，国内的形势好像也真的在好转，苏共第十大开始了重大的政策转变，战时共产主义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这新经济政策不就是孟什维克多年来一直主张的国内经济政策吗？在一九二〇年的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唐恩还和列宁就经济政策发生激烈争论，列宁痛骂唐恩提出的搞活经济的政策是投降，现在他自己要推行了原先唐恩提出的政策。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和孟什维克一九一九年的政纲里的经济政策基本一样，这使得孟什维克的机关报评论说，他们现在在做我们三年来一直在教他们做的事。而有的孟什维克甚至指控布尔什维克是利用契卡没收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文件来制订他们的经济政策。

　　尽管政策立场上两派没什么差异了，莫斯科方面对于这个反对派的态度还是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所有流亡的孟什维克都珍视和祖国的联系，他们定期地更新自己的苏联护照，期待着有一天能回国。这个希望不久也彻底粉碎了。一九三二年苏联政府宣布注销孟什维克流亡者的苏联护照，取消他们的国籍。孟什维克抗议说他们的护照不是斯大林政府发的，所以斯大林无权勾销他们的苏联国籍，但是这样的抗议当然没有任何用，孟什维克由此注定要在他乡长住了。在这之前斯大林还组织了一场对孟什维克的审判，这个审判完全是个闹剧，因为孟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国外，被法庭审判的被告实际上都不是孟什维克，都是一些曾经参加过孟什维克的老布尔什维克，早就和孟什维克没有关系了，被告们大多是在国家的经济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经济学家。国家检察长控告他们怠工和破坏苏维埃经济，他们也像类似的审判中的被告一样，完全承认控告他们的罪行，得了重刑。观察家们猜测，斯大林安排这个审判，是假打击孟什维克为名，为他将要推行的灾难性的经济建设总路线扫清障碍。

　　流亡在海外的孟什维克无法影响国内的政治了，他们能做的工作最后只剩下一项：编辑出版《社会主义通报》。这份期刊是他们刚到国外时为了交流情况而决定出版的。当时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来实施的，因为他们在苏联国内的报纸被封了，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很快就会被纠正的非常情况。不料非常成了常态，创办的编辑和最早的读者都想不到，这份期刊居然会连续出版四十五年，成为证明他们的存在，显示他们党的团结以及保持和苏联国内的联系的首要象征，也是后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立场的主要来源。

　　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信》的内容大多是报道和分析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显然他们有一个来自苏联内部的信息渠道，而且这些信息都相当及时和准确。即便是反对诋毁孟什维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通信》披露的消息都很可信。例如，早在一九二四年《社会主义通信》就发布了列宁遗嘱的内容，由于这份遗嘱严厉批评斯大林，当时许多人还怀疑是孟什维克在造谣。三十二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公布了列宁的遗嘱，这才清除了遗嘱真假的疑问。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核对下来，《社会主义通讯》在二十年代所刊布的有关苏联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的所有文件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直至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从苏联国内给孟什维克提供消息。

　　尽管孟什维克被苏联的宣传机器宣布为共产主义事业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并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追求。马尔托夫曾经申言，孟什维克决不参与任何企图以强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这就是所谓的“马尔托夫路线”，被驱逐出苏联后的二十多年里，孟什维克一直遵循着这个路线。考茨基是他们流亡德国时的依靠，也是他们非常尊重的理论家，但是在涉及苏联的政治问题上他们并不苟同考茨基。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早已完全堕落成一支和法西斯不相上下的反革命力量，应该号召全苏联各阶级的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动统治。孟什维克觉得不能同意这个论点，他们以为还是要以工人阶级为基本力量来推进革命，他们也不认为苏联的工业计划和农业集体化导致了新的阶级变化。孟什维克和考茨基论争，倒不是他们对斯大林还有什么幻想，只是他们对苏联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考茨基不同。

　　在国外流亡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希特勒法西斯在欧陆日渐嚣张，孟什维克被迫从德国转移到法国，最后逃亡到了美国。历尽艰险的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根在国内的政党，流亡的领导人称自己是党派往国外的代表团）成员大多终老新大陆。孟什维克领导人都没能在生前看到苏联的灭亡，最后一名代表团成员死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那时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正在开始解体。只有几个比较年轻的孟什维克亲眼看到了苏联的终结，但是新生的俄罗斯已经完全是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