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五卷）

第42章 李政道与杨振宁恩怨始末

　　一九五七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并肩走入瑞典皇宫，代表华人第一次领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他俩的合作长达十余年，发表过数十篇颇有影响的物理学论文。没有想到，五年之后他们两人决绝分手。

　　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竟冷眼相向，视如陌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人分手的呢？这是全球物理学界的一段公案，过去虽有种种说法，但大都语焉不详。最近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对此作了较详细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上世纪四十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伦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是，三位教授在理、化、数三个领域里各选了两位年轻学者组成军政部科技考察组一起前往美国。

　　最终，肩负特殊使命的李政道等人乘坐“将军号”轮船前往美国。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两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博士毕业后，一九五〇年，李政道到加州伯克利分校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一九四九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一九五一年九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一九五一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两人受邀与爱囚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两人握手，恳切地对他们说：“祝你们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杨振宁对这次和爱因斯坦会见的内容，几乎回忆不出什么，更有意思的是，杨振宁竟连李政道是否和他一起去见了爱因斯坦，也记不起来了。只是后来，他才确认李政道的确是和他一起去的。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

　　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中，第一篇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在第一篇论文写完以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合作者姓氏第一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来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面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很窘迫，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觉得杨振宁的要求不合理，不能再那样署名，于是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两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一九五六年，他二十九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到了一九五五年，由于李政道对杨振宁所提出的“杨一米尔斯规范场方程”向杨提出质疑，却使两人恢复了合作。这件事也掀开了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页。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一九五六年大约是四月底和五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政道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斯坦博格按照他的建议所分析的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得更好。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一九五七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一九五七年十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十一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人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筠。秦惠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于是，李政道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出了改变领奖次序等请求。委员会尊重李政道的请求，做出了改变。细心的读者可以从电影纪录片中看到，当年的确是杨振宁第一个走出来领奖的，而晚宴上是杜致礼挽着瑞典国王的手臂第一个出现，杨振宁挽着王后的手臂跟随在国王之后。秦惠箬则是挽着首相的手臂，李政道只好由国王的孙女陪伴，影片里几乎看不到李政道和秦惠筠。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贝尔奖的荣耀冲淡。

　　之后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今后不再合作。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可是，当年六月，杨振宁又对其他两位科学家论文致谢辞中李杨姓氏的排名次序产生了新的担心。出乎李政道的意料之外，杨振宁在这个时候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表现得很不满意并且充满了敌意。

　　当年十一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李杨不和的核心问题是，有关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这一突破性的思想，在李政道和杨振宁之间，是由谁先提出来的。

　　李政道认为是他一个人独立地先提出来并且有实验的证实，随后杨才参加进来；而杨振宁则认为是他先有了这个想法，说服李之后，一同做出来的工作。争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们不和的内幕是谁首先向外界披露的。换句话说，就是谁首先挑起争论的。

　　自从一九六二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分手之后，他们对分手的内幕都守口如瓶。杨振宁还遵循中国古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表明自己不会对他们的分手说三道四。

　　但是，李杨不和以至分手，毕竟是世界物理学界关注的大事，对于造成这一不幸事实的原因和责任便逐渐流传起许多说法。所有这些议论和流言都在他们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都为今后爆发的论争埋下了隐患。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此都没做出什么直接的反应，但是在心里对对方是否真正信守沉默的原则都有极高的警惕和怀疑。

　　有一天，杨振宁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信息，说李政道在好几个地方做《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里面隐约地暗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

　　于是杨振宁便在他过六十岁生日时出版了《杨振宁论文选集》英文版，并在注释中首次公开了两人之间的争议。

　　李政道认为，杨振宁所指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文只不过是通俗的科学历史讲演，并没有言及他们之间的争论，以此为凭，就公开指责他是缺乏根据的。相反，李政道认为，无论如何，杨振宁的文章注释才是他公开他们争论的文字证据。

　　既然杨振宁已把他们的分歧用文字正式公开了出来，又承认曾向“直系亲属和两个最亲密的朋友”谈及此事，李政道就在一九八六年用英文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破缺的宇称》，另一篇是《往事回忆》作为回应。

　　李政道在文章里也把自己的看法公开了出来：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思想是由他第一个独立地提出来的，杨振宁先是反对，随后被他说服。李政道于是欢迎杨振宁参加进来一起工作。在文章里，李政道还讲述了他们之间友谊破裂的情形，说明是由于扬振宁总是过于计较名次排列等事情，使他无法忍耐，才做出那样的决定。

　　李政道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决心不再公开讨论此事，完全保持沉默。按照李政道的说法，由于这两篇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又是在美国发表，所以全世界物理学界，尤其是使用英语的学者们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已有定论，只不过是心照不宣而已。他也希望他们的争论就此结束，他会永不开口，让历史去做最终裁判。

　　可是，事不遂人愿，一九八八年杨振宁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的《杨振宁文集》，把原先他以英文发表的一些他的论文注释，包括上面引用的他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经过，都发表出来，直接面向中文读者。

　　二〇〇二年，台湾出版了《杨振宁传》，该书事前得到了杨振宁的直接推动，出版后又得到了杨振宁的赞赏。所以说，李政道认为这部传记是代表了杨振宁的观点。

　　李政道看来，传记里对他和杨振宁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对他个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与事实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形下，李政道不得不打破他保持了近二十年的沉默。于二〇〇三年四月三日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一时间，媒体和互联网上的评论顿时又铺天盖地，纷纷扬扬，莫衷一是。

　　为了使读者了解事情的全貌，李政道还请人编辑出版了一本《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的书，里面收集了可以说全部有关资料。李政道的用意是很清楚的，他觉得这本书应该就是争论的结论和结束。

　　然而，不久之后，香港《明报》月刊又登载了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的一篇短文《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澄清李政道在答记者问里的叙述：

　　李说“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事实是我父亲从未提出过想和李政道见面；李政道关于见面时他们紧紧握手，杨武之说杨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等情节，事实上没有那种事情。

　　李政道看到杨振玉的短文后，于二〇〇五年五月在《明报》月刊上以短文《真相乎》回答，对上述两点作了说明，文中附有中国科学院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负责人朱永行先生的书面材料，证明李政道所说都是事实。

　　可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事过一年，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物理学会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举行庆祝宇称不守恒发现五十周年学术会议。更有意义的是，两位发现人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参加了会议。

　　李政道开始报告前三四分钟，杨振宁和翁帆来到现场，在第一排坐下。李政道也坐在第一排。这时，能容纳几百人的报告厅里已经人满为患。

　　在会议的第一节中，李政道作了报告。可到第二节杨振宁作报告时，坐在台下的李政道却突然表达了他的反对。

　　杨振宁出示了一张幻灯片，是李政道一九五六年涂写的一张稿纸。这张稿纸在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曾经刊登在《今日物理》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号的封面上。杨振宁所示实际上只是该稿纸的一部分，上面全是李政道所写的数理式子。但所示部分没有P（宇称）的内容。杨振宁的意思是用这张涂写稿纸证明，那时李政道的兴趣是在统计物理和多体物理上面，对宇称并没有兴趣。

　　李政道再一次在座位上说：“这是我的涂写，我的。与你无关。而你把上面本来有的内容都故意删掉了。”

　　杨振宁听后就接着出示了下一页，内容正是上面那个意思。于是不做说明便翻了过去。

　　会场里气氛紧张，鸦雀无声。杨振宁匆忙结束了报告。

　　对这戏剧性的一幕，李政道觉得实在是事出无奈，杨振宁讲的不符合事实，他不能不反驳。在李政道那张完整的涂写稿纸上，有好几处写有宇称不守恒的符号和字样，但杨振宁却只选了没有那些符号和字样的部分放映出来。这一连串的说法和做法激怒了李政道，使他顾不得礼貌，在座位上大声反驳。对这一点，李政道自然感到有失妥当，也颇有自责之意。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一九七二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杨振宁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