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5章 一九七九·耀眼的火光

　　一九九〇年代一个冬天的夜晚。晚饭后杨宪益、戴乃迭在位于百万庄的外文局寓所对饮。酒酣之后他们唱起了年轻时喜爱的歌曲，两人放下酒杯，拍着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眼泪顺着宪益的脸颊静静地淌着，他声音哽咽了，“我真想我们的儿子……”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只杯子搡给宪益，“咱们喝酒，喝酒！”乃迭边说边大口喝，白兰地溅湿了她蓝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袄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蓝的眼睛无光无泪……

　　二〇〇九年，又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杨家屋外的二月兰已傲寒待放。

　　我每周一次叩访小金丝胡同转眼已经一年有余。每个周三上午，我进门后右顾，便会看见坐在绛色沙发上的宪益先生，从正在阅读的报刊抬起头，笑眯眯地望着我。范玮丽银丝般的白发把老人慈祥的笑脸衬托得无比灿烂，我心里感动着，也向老人报以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把自制的八宝粥交给护工小薛，把洗好的智利无籽葡萄和十四岁的小女烤的香蕉麦芬或巧克力蛋糕摆在老人身边的茶几上。落座后，小薛必定给我递上一杯红茶。然后，我们开始聊天。

　　我早已不再拿着录音笔，捧着笔记本，同宪益先生一问一答地对话。虽然是随意聊，但我会注意尽量不提杨烨。我知道那是老人的心痛，我不忍触及。

　　我问，您这一生有什么让您后悔的事吗？我自作聪明，满以为当年谢绝哈佛大学的邀请，错过一个会改变他和乃迭、乃至全家命运的机会确是一件值得后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轻声说道：我打过乃迭一个耳光。

　　我愕然。

　　老人轻轻举起左手（右手在2003年中风后不再听使唤），轻轻一扫：就这样，我打了乃迭一个耳光；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乃迭。因为她不停地喝酒……

　　我无语。

　　望着老人噙着泪花的双眼，我触摸到的岂止是后悔。

　　故事始于一个善意的预言。

　　一九三九年，在牛津大学读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郑重宣布，她爱上了一个中国同学，准备毕业后同他一起回中国，在那里结婚安家。母亲又惊又恐，极力反对。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亲，深谙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亲眼目睹了许多跨国婚姻的失败。她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要扼杀女儿的跨国之恋于蓓蕾。

　　“如果你同一个中国人结婚，你会后悔的，”母亲耐心劝导着刚满二十岁的女儿，“你们的婚姻维持不了四年，”母亲断言，“如果你们有了孩子，他们也许会自杀的。”母亲以过来人的姿态预示这段异国姻缘的将来。母亲认为女儿少不更事，女儿则认为母亲观念陈旧，无法理解他们的爱情。母女俩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乃迭暗自下定决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龄；届时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九四〇年初始，刚刚步入二十一岁的乃迭独自做出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她同中国男友杨宪益订婚了。

　　他们后来的婚姻远远超出了母亲预言的四年。事实上，他们的异国姻缘持续了整整一生，尽管他们的婚姻道路上不乏或预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种种障碍与困境。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欧洲战火纷飞，中国也备受日军铁蹄蹂躏。这对热恋中的情侣从英国的南安普敦出发，乘俄罗斯女皇号邮轮，取道加拿大回国。

　　她带着儿时对北京童话般的记忆和重归故里的兴奋，他怀着一颗对战乱中的祖国的忧虑和赤子之心，双双情笃意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在柏溪和贵阳，他们虽然住茅屋、点油灯、汲井水，但云集在大后方的文人学者，思想自由，谈古论今，撰文吟诗，针砭时事。活跃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弥补了物质的匮乏与战乱的流离。

　　一九四二年八月，宪益、乃迭离开英国整整两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烨。

　　虽然生于战争的动乱与困顿，杨烨却成长得聪明伶俐、阳光可爱，恰如其名。因为喜欢教父迈·萨利文寄来的美国玩具，“他强烈地向往美国，对任何美国的东西都有一股超乎寻常的崇拜，”乃迭在给萨利文的信里如此描写杨烨。“但在世俗之事上他又是一个十足的小傻瓜，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人，或把家里的饼干、糖果偷出去送给小朋友。”杨烨那时仅只三岁，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又已开始，生活的困顿与战争的动乱仍在继续。

　　三年后，乃迭在给萨利文的信中把杨烨描绘成一个“小书虫”，吃饭都不肯放下手中的书，“极不善于交际”。六岁的小杨烨已经熟读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儿童文学。一天，他听到妈妈给三岁的妹妹讲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听出妈妈讲的跟自己书里读的不一样。“妈妈错了，不是那样的。”他打断妈妈，指出妈妈的错误。

　　杨烨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妈妈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妈妈不要来接我。”他有时会这样央求妈妈：“我不想让小朋友们都来看妈妈。”但有时他也会眨着大眼睛，不无骄傲地对妈妈说：“妈妈真漂亮！”

　　这个生性敏感的小男孩儿是随着新中国一起长大的。

　　一九五二年，杨宪益、戴乃迭应邀加入了外文局，十岁的杨烨跟随父母从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与别人的不同，长相异样，妈妈又是外国人；但他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保持一致。在学校里，他表现出色，学习优异，很快戴上了红领巾，又戴上了两条杠。在五十六中和后来的五中，他当上了班长，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他入团的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些。按他的表现，他本应一满十五岁就被吸收入团的。但他没有怨言，认为自己的母亲是英国人，团组织对自己的考验长一些是应该的。

　　真正的考验是在一九六三年。

　　学业优异，踌躇满志的杨烨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志愿清华大学数学系。他不仅轻而易举地通过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更是无可挑剔，还是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他坚持不懈地在腿上绑着沙袋训练长跑，不仅是训练体力，更为了锻炼毅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杨烨想象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碍。

　　六月的北京燥热，杨烨的心情却像北京周边的樱桃园里晶莹剔透的果实一样期待着丰收。发榜的日子到了，杨烨既没有收到北大，也没有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收到的却是来自刚建校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杨烨懵了。该不会哪里出了差错？是不是张冠李戴了？他期待着也许几天后会收到另一通知，告诉他搞错了，北工大录取的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年青人。然而他失望了；糊里糊涂地失望了。不仅杨烨想不到，就连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杨烨报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为英国人的母亲，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父亲，是无法让他通过政治审查的。

　　杨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但并没有气馁。他越发更加积极地表现自己，尤其在政治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在那个政治决定一切，时时处处都要填写家庭出身的年代，杨烨深知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他的“跛足”，他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读大三的杨烨迅速加入了红卫兵，积极投入了这场红色风暴。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部油印机，为红卫兵组织印刷传单；还加入了学校广播站，为宣传“文化大革命”撰文组稿。当红卫兵们四处抄家，大破四旧的时候，杨烨也对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回到家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家传的古董花瓶。从不骂人的杨宪益骂了儿子“混蛋”。又气又急，杨宪益拨打了外文局办公室的电话；外文局派人前来制止杨烨，说你对父亲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国人，毁坏她的任何东西都是外事问题。杨烨这才扬长而去。

　　杨烨选择了妈妈去友谊宾馆游泳的时候回家造反的。他莫非在采取革命行动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计划？他想革命，想造反，想以实际行动宣告他与家庭划清界限；然而他又难以横眉冷对自己的父母，尤其不忍面对深爱着自己的妈妈。也许他想与其让别人抄家，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自己终归会手下留情吧。我们只能猜测杨烨回家造反抄家的动机和矛盾心理，他的确在外文局来人的几句劝说下停止了行动。也许他以为自己的主动革命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及对伟大领袖的忠诚。

　　然而不管杨烨多么努力，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就像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西方面孔。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文革”中推迟了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杨烨听说自己的去处可能是湖北，表示坚决听从党的分配。乃迭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愿意接受任何工作，主动要求去外省……我们当然会很想他，但他想离开生活舒适的首都，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我很支持他的这种动机和决心。”宪益、乃迭都表示了对儿子的选择的支持。“尽管政府有政策，不主张把独子分配到远离父母的地方，我们不想干涉儿子认为正确的选择。”乃迭这样告诉自己的母亲。“有不少家长大闹”，但杨烨为父母的理解与支持骄傲。

　　他们推测杨烨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武汉，因为那是湖北的主要工业城市。但谁也没有料到杨烨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农机厂做技工。杨烨再一次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分配，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心。

　　鄂城是长江边上一个闭塞的小县城，杨烨的西方面孔一下子就成了众人指手划脚、观望议论的对象。杨烨装作视而不见，尽量不去理会。但在一个没有文化可言的小县城，杨烨是孤独的。他写信要妹妹杨炽，让她给寄些书籍来，不料却惹火烧身。

　　妹妹把哥哥的书籍一股脑打了包，寄走了。书籍到后革委会先开箱检查，竟发现一本摩斯密码小册子。杨烨中学时曾积极参与当时流行的“国防体育运动”，学习发报、练习跳伞等等。这本摩斯密码小册子就是当时学发报留下的。而此时，已经以间谍罪名锒铛入狱的父母和这本摩斯密码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杨烨间谍嫌疑的铁证。

　　逼供、审讯自是当时流行的伎俩。我们无从知道杨烨经历了何种逼供、审讯，甚至体罚，因为他从未对人讲起这些经历。我们只知道他开始自闭，疑神疑鬼。一次他同师傅一起外出修电线，他爬到电线杆顶端作业，但张贴在电线杆上的标语碍手碍脚，师傅在下面高嘁：“杨烨，你把标语撕了，不然怎么干活？”杨烨便把电线周边的纸撕了。待他检修完毕，从电线杆上下来，才看清标语原来是“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他撕掉的正是“毛泽东”三个字。他吓出一身冷汗。在那个人崇拜鼎盛的时期，有多少人因为失手摔碎毛主席石膏像，或无意撕毁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而付出了惨重、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杨烨此举足以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大狱。他不仅害怕，甚至怀疑他的师傅是有意陷害。

　　尽管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杨烨的臆想、多疑愈加厉害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推向高潮。杨烨作为来自北京的昔日红卫兵又首当其冲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审查，被批判。

　　一九七二年三月底，杨宪益、戴乃迭先后出狱。四月，四分五裂的杨家在分别四年之后终于团聚，虽然短暂，却幸福无比。乃迭在给姐姐希尔达的信中说：“在小妹炽经济上没有自立之前烨每月给妹妹寄生活费”；又说：“三个孩子原本就关系密切，这几年的困境使他们越发亲密了，尽管他们天各一方。”

　　乃迭出狱后给希尔达的书信大多是谈孩子们，毕竟作为母亲的她整整四年没见到孩子，也没有听到孩子们的任何消息。五月，乃迭写道：“几天前收到烨的甜蜜来信。他在小县城，小工厂的工作经历对他是有益的，他已不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了。作为那里唯一的技术员，他不得不解决各种问题。”但是乃迭也感到儿子身上似乎有某种失落或忧郁，“我常常感到他更渴望能去大一点的企业，能在有一定的文化生活的城市工作，或者能有机会使用他的外语知识。”没过多久，乃迭和宪益就发现了儿子精神异常。

　　一九七三年一月，乃迭给友人大卫·霍克斯信中说，我们的儿子“在‘文革’中由于我们的牵连而受到冲击，工作生活都不顺心……如果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的儿子能调回北京，他也许就不会太敏感多疑，情况会大大改善”。

　　一九七三年九月，两个女儿已先后调回北京；杨烨的调动也大局已定。“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政策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乃迭在给霍克斯的信中写道，“我们儿子的心理状态仍然不够正常，但他还能工作，医生们说换了环境他就会好起来。”

　　在给另一位英国友人约翰·吉廷斯的信里，乃迭说杨烨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太“古怪”，“他不打扑克，不听西方音乐阿尔巴尼亚音乐除外），不看英文书，也拒绝往国外寄信。”

　　一九七四年十月，乃迭给霍克斯夫妇的信中更加忧心忡忡：“我们的儿子被拘留了。他在‘文革’中心理失衡，起初他极左，怀疑外国的一切……当然他工作不顺，所分配的工作既不对口，也乏味。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态，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应当回国。”杨烨从七月开始三次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国”。第三次他终于成功闯进大使馆，并拒绝离开。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要求有关部门把他带走，所以杨烨被拘留了。“尽管这是一起严重事件，但当局对杨烨很宽容，对他进行再教育和治疗。他们说他已经有所改善，但我们不可以见他。”

　　拘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局是如何对他“再教育和治疗”的？为什么父母不允许见他？人人都只能猜测，因为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拒绝说话，整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吃饭都只在夜深人静时到冰箱里找一点西式食品充饥。

　　乃迭在十二月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的儿子回家了，本应很快就回工厂工作，但他拒绝去上班，仍然坚持出国。”他们担心杨烨的心理状态，即使出去了也难以适应社会，想尽量打消他的古怪念头。“这是我们全家为之头疼的事”。

　　一九七五年三月，乃迭给友人的信里称杨烨是家里的主要问题，他有严重的精神障碍，拒绝工作，一心想“回国”；他拒绝承认宪益是自己的父亲，拒绝同家里的中国成员说话，拒绝与他们同桌吃饭。“他只讲英语，如果我同他说话时偶尔夹带中文，他便问‘你什么意思？’这实在令人头疼，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杨烨总算接受了“回国”也必须办理正常手续的现实。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杨烨终于拿到护照。乃迭匆忙购机票，整理行装。母子俩于十二月初经香港赴伦敦。

　　杨烨一路沉默。

　　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他们顺利地通过海关，杨烨仍然缄默。

　　取行李时，杨烨主动搬行李，装手推车，尽量不让妈妈动手。然后妈妈推车，儿子随后，走向出口。乃迭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见到前来接他们的好友费·格林，拥抱问好之后乃迭回身介绍杨烨，却发现儿子已经无影无踪。

　　两人大惊，立即报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发现杨烨的踪影。无可奈何的乃迭只好只身随格林前往伦敦北郊密尔希尔区的姐姐家。

　　“我已经大败了！”乃迭一进门，就两手一摊，一脸无奈地对姐姐说。

　　几个小时之后，杨烨风尘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现在希尔达家门口。杨烨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是如何从机场来到姨妈家的。但不难猜出，身无分文，又受过严格长跑训练的杨烨一定是从希思罗机场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妈家的。

　　在那几个小时里，他都经历了哪些思想斗争？从机场失踪是否意味着他想象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样消失在伦敦的人群中，人不知鬼不觉地融入他“自己的国家”，从此把他的过去一举抹煞？尽管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但没有钱、没有合法证件，他的此举此念是否已经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杨烨先后在费·格林、教父迈·萨利文和姨妈希尔达家居住。乃迭在返回中国前与杨烨匆匆见了一面。看到儿子面色红润了，眉头舒展了，乃迭深感欣慰。

　　一九七六年一月，乃迭回到北京后给霍克斯写信，大谈儿子：

　　我离开伦敦前见到了我儿子，现已改名为大卫·萨利文。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我很高兴，尽管他不肯同我说话。他仍有一些目前无法克服的问题，如拒绝承认他的中国国籍，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要申请学校入学。不过他很想找一份工作，尽早自立，也有过几次工作机会。我想当他一旦意识到人人都必需按规章行事才可以工作，他也就不会拒绝出示证件了。他现在常常帮朋友、邻居修剪树篱、劈木头、洗汽车等等。他也不惜去很远的地方访问他所认识的寥寥无几的朋友。他下决心一定要喜欢英国。他对英国的第一点批评是“这里外国人太多了”。他的根深蒂固的清教徒式教育常常会占上风，他对我的姐姐说，这里的许多电视节目都毫无意义，荒唐之极。这至少表示他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

　　乃迭还在信中婉转地提出，不知霍克斯在伦敦的女儿们是否愿意邀请大卫外出社交，她和姐姐希尔达都很希望大卫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年轻人。“当然大卫也不是个容易交往的人”，乃迭也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在中国的全部经历一概否定并遮蔽起来，而对英国他又了解甚微。”

　　杨烨虽然有过几次工作机会，其中不乏理想合适的工作，比如翻译科技词汇或文献，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翻译编辑工作，都因杨烨拒绝出示证件，拒绝承认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诸东流。但乃迭对儿子的康复仍然很有信心，她对朋友说，认识大卫的人都喜欢他的温文尔雅和甜甜的微笑；除了不习惯说中国人通常不用的“请”和“不用了，谢谢你”等字眼外，大家也都觉得大卫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经不再紧锁眉头了。

　　杨烨当然也在努力地去适应和喜欢英国的生活。一九七七年春天，姨妈家的后花园草坪一片嫩嫩的新绿，抽出新芽的月季丛中火红的郁金香和黄灿灿的水仙花亭亭玉立。杨烨一早帮姨妈推剪草坪，剪碎的草尖嫩绿散发着阵阵清香，生机盎然的春色令人陶醉。杨烨告诉姨妈想去找几个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打篮球，姨妈求之不得，说快去、快去！

　　杨烨和朋友们去了附近的小操场。曾经是运动员的杨烨篮球打得既投入，又开心；大汗淋漓之后是无可名状的轻松。

　　“你是哪里人呵？”回家的路上新朋友随意地问了一句。杨烨愣了。该如何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呢？他来自何处，他从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极力忘记的，是他要全盘否定的。他的情绪一落千丈。他选择了沉默。回家后又再一次选择了自闭。

　　一年一次的签证续签，更是无情地、再三地提醒着他，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有过怎样的过去……如同一个刚刚结痂的伤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开。

　　杨烨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全新身份的努力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击碎。越是想甩掉过去，过去越是神出鬼没地缠绕着他。杨烨也许不无痛苦地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可以摆脱过去。

　　一九七八年的圣诞节期间，希尔达应邀去弟弟家里过节，他们也邀请了杨烨。但杨烨表示更想一个人清静。这当然正是杨烨的性格，希尔达也没有坚持杨烨同往。一九七九年元旦刚过，希尔达携大女儿璐斯和弟弟家的两个女儿回到伦敦家中，几个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后几天游览伦敦。

　　家中寒气袭人，供暖的锅炉不知何故停止运行，杨烨似乎全然不觉。冰箱里只有几杯酸奶，尽管希尔达给杨烨留下了足够的钱让他自己采买食物。

　　希尔达请人修好锅炉，女孩子们去超市采买了大量食品，融融暖意和女孩子们的说笑声给家里平添了生气和快乐。一月五日是女孩子们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她们计划懒洋洋地放松一天，因为第二天是周六，她们要驱车返回学校驻地。早饭后她们想打扑克，三缺一，杨烨便欣然加入进来。四个表兄妹玩牌玩得很是开心。难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境，璐斯很受鼓舞。

　　“大卫，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散散步吧？”打完扑克，璐斯向表哥发出邀请。她真希望表哥不要总是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好吧，今儿的阳光真好！我再不晒太阳就快发霉了。”杨烨似乎心情极佳，竟轻松地开起玩笑来。

　　望着表兄妹俩出门的背影，希尔达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也许杨烨终于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她想，待明天璐斯她们几个上路之后，就给乃迭写信，告诉她杨烨的进步。

　　冬日的阳光温暖宜人，青檬街两边粗大的法国梧桐虽然顶着枯枝，但树下的一方方草坪绿意葱葱，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春天的脚步正悄然而至。他们谈小说，谈诗歌，谈将来的打算……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璐斯说话，杨烨听。

　　突然，杨烨问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绝才能不伤害这个性情敏感的表哥呢？

　　接下来的沉默也许比一个直接了当的NO来得更响亮。

　　“咱们回家吧！”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杨烨说。

　　回家后，表兄妹们又打了一轮扑克，杨烨仍然表现得轻松活跃，然后他回到二楼自己的卧室。

　　几分钟后，在楼下聊天的女人们听到噗的一声闷响，像爆炸，又像重物坠落屋顶。璐斯冲出房屋，只见浓烟夹着火苗，从杨烨卧室的屋顶冲向蓝天。

　　“妈妈快拨999！”璐斯大喊……

　　杨烨自焚之后，希尔达在他烧毁了近一半的房间里找到一个空的汽油桶，一定是杨烨背着姨妈，在她节日外出时购买的；他没有在独处或与寡居的姨妈单独在家时自焚，正反映了杨烨思想的缜密——他在时间上的选择无疑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火灾。希尔达还在杨烨熏黑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一张戳满了洞的毛主席像；几张写满数学演算和公式的纸，好像一个数学家留下的研究某种数学理论的草稿；和一本抄写了许多诗与歌词的笔记本。这是一本绿色封面的活页笔记本，工整娟秀的笔迹近乎印刷的手写体，优美的文字从莎士比亚、拜伦、到流行歌曲的歌词，共八十八页。最后一页抄写的是英国诗人威廉·厄内斯特·翰力的著名诗歌《永不屈服》（不可战胜/天下无敌）：透过覆盖我的深夜深不见底，笼罩一切的黑暗我感激任何一个上帝赐我不可征服的灵魂在境遇无情地钳制下我不畏缩，也不惊叫面对命运一次次的猛击我满头鲜血，但绝不低头在这满是愤怒与泪水的世界外恐怖的阴影仍在游荡未来的日子充满威胁但我毫不畏惧我将穿过的那扇门不论有多窄我将承受的责罚无论有多重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统帅这最后一页有明显的折痕。莫非杨烨曾把这首诗折叠起来，揣在胸前的衬衣口袋里？我们不禁要问，曾经感受过如此永不屈服的激励，曾经如此坚定地向命运宣战，是什么让他最终无法承受生命？在那些孤寂的日日夜夜里，当他伏案疾书，认真工整地抄写着这些不朽的诗篇，他在心里想着什么？他是否被这美丽的文字，激励人心的思想带到另一个世界？

　　杨烨没有学习过诗歌；但他有着诗人的敏感和气质，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自我成就的诗人。

　　杨烨早就在数学上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在鄂城小镇寂寞冗长的日子里，他曾写过一篇数学论文。他的任两院院士的科学家姨夫认为他的论文有发明建树的巨大潜力。

　　然而他走了，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六年，他终于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或生命之轻。一个从青年走向壮年的生命，曾经那样坚定不移地信仰，那样满腔热血地革命，那样坚持不懈地努力，那样小心翼翼地活着，却不曾领略过一丝爱情，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曾施展他的过人才华，就这样瞬间化成灰烬。

　　我不知道作为父母的宪益和乃迭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又该向谁发问？我只听说，在乃迭已经失忆的晚年，她曾经仰天长问：我的儿子呢？！我的孙子呢？！

　　宪益和乃迭在朋友之间是出了名的“酒仙”。他们常常以酒代茶，款待朋友，或是西方朋友送的轩尼诗、干邑白兰地，或是土产的五粮液、二锅头。曾被一度称为杨氏沙龙的杨家常常是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谈艺吟诗，论古析今。自杨烨去世之后，乃迭饮酒便不分时间场合，杯不离手。儿子的悲剧在乃迭面前成了谈话禁区。

　　一九七九年夏，宪益、乃迭应英国汉学学会之邀，到英国利兹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与会前他们先去访问了希尔达。

　　午饭后，重逢的姐妹在起居室里聊天。

　　时值盛夏，宽阔敞亮的窗外是争奇斗艳的花园：近处的月季，深红、浅粉、米黄和桃色；开着串串淡紫花的俄罗斯鼠尾草在草坪的另一端轻盈摇曳；相距不远的两棵果树已结满了绿里泛红的苹果。乃迭站在窗前，轻声说，“如果在北京能有这样一个花园，该多好啊！”乃迭向来喜欢花木。在北京，她的“花园”仅限于屋后房前紧贴墙根的一长溜土地。乃迭推开纱门，手持酒杯，沿着园中的青石板小路走到花园尽头；希尔达随后。乃迭俯身撩起一串鼠尾草花，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沉浸在淡淡的芳香之中。

　　“我……我真的以为……杨烨好多了……”希尔达试探着说道。

　　这是姐妹俩在杨烨去世后首次见面，希尔达心里装着杨烨。她们怎能避而不谈呢？乃迭怎能不去看一下杨烨的房间呢？

　　乃迭直起身，原本轻松的面孔此时异常严肃，“我们决定了不谈杨烨！”乃迭边说，边举起左手，掌心向外，似乎要把这个话题推出去。

　　从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乃迭面前提杨烨。

　　儿子的悲剧是否因为应验了母亲的预言而令乃迭无法面对？她是那样坚信自己的选择。虽历经种种困苦，包括四年牢狱，她不屈不挠地克服着一切困难，始终不渝地信守着自己的爱情，但她的命运终归没能逃脱母亲的谶语。她责怪自己吗？她还能做得更好吗？她抱怨她所处的时代吗？她怪罪母亲的谶语吗？她深埋在心底不可言说的痛苦和对儿子刻骨铭心的思念，在酒精的作用下是麻木了还是更强烈？她的晚年失忆又何尝不是痛苦重压下的生理反应？

　　一九九〇年代一个冬天的夜晚。晚饭后宪益、乃迭在位于百万庄的外文局寓所对饮。酒酣之后他们唱起了年轻时喜爱的歌曲，两人放下酒杯，拍着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哦，丹尼男孩，风笛在呼唤，从山巅到山谷。夏日已去，万花凋败，你必须走了，而我只能等待。等到夏天重绿草地，或山谷静裹银装，你再回来，我会等候在此，无论是阳光下还是阴雨里。哦，丹尼男孩，我深深地爱着你。

　　眼泪顺着宪益的脸颊静静地淌着，他声音哽咽了，“我真想我们的儿子……”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只杯子搡给宪益，“咱们喝酒，喝酒！”乃迭边说边大口喝，白兰地溅湿了她蓝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袄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蓝的眼睛无光无泪。

　　我不忍追问宪益先生失手打了乃迭一个耳光的细节。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不得不靠酒精麻木那无法言说的苦楚；一个承载着同样痛苦的父亲，一个儒雅敦厚的丈夫，无奈之下打了酗酒的爱妻，从而留下难以释怀的悔恨；这个耳光足以让我们窥见这对翻译大家、恩爱夫妻在事业、成就、荣誉背后所承载的时代悲剧和巨大痛苦。

　　我曾经听希尔达谈到杨烨的手抄诗，赞叹杨烨的笔迹一丝不苟，几近印刷的艺术体。当我终于有一天亲眼看到了杨烨的手抄诗时，我还是震撼了。透过那娟秀的笔迹，优美的诗句，泛黄的纸，尘封的页面，我看到一个伏案疾书的青年，触摸到一个备受煎熬的灵魂……我多想抚慰他受伤的心，多想告诉他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终会有一个载着阳光的白昼到来。然而，我们人生轨迹的交叉却是三十多年以后！也许冥冥中有根看不见的线，把他的遗物，那些凝聚着他的憧憬和绝望的诗篇，送到我的手中。我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的故事告知后人。

　　一个才华横溢的生命，在时代和命运的重压下过早地熄灭了。

　　我叹息他的生不逢时；我感恩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感恩自己应当倍加珍惜的幸运。

　　二〇一〇清明节细雨纷飞之夜（本文作者衷心感谢杨宪益家人——杨敏如、杨苡、杨炽、希尔达、赵蘅等及大英图书馆戴乃迭致亲友书信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