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7章 纵容的结果。

　　有一次调完号后，号里就我一个人了。这时已经四五点钟，突然铁门开了，进来一个花衬衫，白底小碎红花，还留着长发齐肩，令我惊愕，待定下来，坐到炕箱上才看清楚这是一个小伙子。大家别忘了这是一九七五年，正是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男的要是这种打扮，走在街上，巡逻的首都民兵非干预不可；即使民兵不管，小孩也要追着看这种“新奇动物”。不一会，铁门又开了，一个队长，带着个犯人，犯人手里拿着理发用具和一条围巾。这个队长姓郝，脾气也好，对谁都笑。他胖胖的脸上泛着笑，拉着这小青年的衣领，对他说赶紧推掉。那个理发的犯人，帮他围好围巾，从脑袋中间就是一推子，中间马上推出一道鸿沟，那长长的、稍带点飘逸长发马上是楚河汉界两下分了，一会儿，就恢复了正常的男青年的面貌了，不过他已经为心疼头发泪流满面。郝队长说了一句：“你连掉脑袋的事儿都敢干，心疼个毬头发。”说着带着理发的犯人，关上铁门走了，青年始号啕大哭。我把地扫了，问他：“哪儿的，穿得这么花哨？”“门头沟城子的。我们那里男青年留长发，穿花褂子的有的是。”我摇了摇头说：“我不信。你们门头沟不是中国？”小青年有点急了：“我们那里就这样，不信，你可以去问。”说着，他又笑了，显示出还是个孩子。“什么事？”“打死一个人。”他轻描淡写地说。“死了一个人，你还说得轻飘飘的。什么人，你和他有仇。”“我跟他都不认识，有什么仇？”“杀一个不认识的人，你抢他的东西，他反抗了。”“咳！你别这么说好不好？你把我看成‘老抢’（北京郊区称抢劫犯为‘老抢’）了？我可没抢人家东西。”“那是为什么无缘无故就杀人？”“上月礼拜六的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在屋里听得外面嚷嚷，出去一看是两拨人打群架。我回家拿了一把菜刀就出去了。天黑了，我就乱砍一气，后来他们说我砍死一人，就把我抓来了。”最初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混打混闹、混不讲理式的人物，其实也不是，他的犯罪就是青年冲动期的逞能，造成不能挽回的悲剧。预审员把这种行为定为流氓打架致死，也不完全准确。预审员说：“你们流氓打架，你把他杀了，好哇，你给社会除了一害；政府再把你毙了，又为社会除了一害。”不过这个小青年遇到奇迹，一是杀人案没戴镣铐，二是杀人致死，判了死缓，这在当时很少见。至于故意杀人，在当时很难脱过一死。上面提到过四个小孩杀人案就是一例。

　　四个孩子与被害人都是一班同学，被害者年龄比这四个孩子大一两岁，家庭条件比较好，父亲是个军官。这四个孩子则是工农子弟，平时这个被害者有点欺负班上比他小的同学，有一天这四个商量报复。其中的李一说，我和张某在河边埋伏，你们俩把他引到河边来玩，我们揍他一顿。大家同意了。待被害人到河边以后，李一、张某蹿了出来，张某把被害者放倒，李一用一块大石头砸在被害者头上，当场死亡。四个孩子被抓了起来。这个案子拖了两年，李一等人进来时只有十四岁。李一与我同号有数月之久，没戴镣铐。我觉得这孩子品质有点问题，一个小孩，懂得看人下菜碟，有势力者则依附之，弱势者则打击之。他爱参与犯人之间的争斗，喜欢给人作马前卒，编个瞎话，造个谣比成年人都熟练。他还爱挑事，无中生有，制造矛盾，许多与他同过号的，说起李一，没有说他好的。其实，他也挺可怜，父亲是近郊某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平常没时间管他，到了监狱，专学坏，而且一学就会。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呆不了多久，就到卢沟桥底下听蛐蛐叫了当时处决犯人的刑场在卢沟桥），可我这一辈子连顿好饭也没吃过呢！”听他说这些真是有点令人同情。他穿的是一条工人劳保发的裤子，很破旧了，还是再生布做的。看他这么说，我也曾安慰他说，不可能吧？当时你们才十四岁，不够法定年龄其实当时已经没有法了，可是习惯上还这样说）。李一不领情：“所以等到我们十八岁再毙呀。”有时看他说一些狱油子才会说的下流话，做些成年人懂的纵横捭阖的事情，也很生气：“小李，你才多大？怎么学得这么坏，就是从娘肚子里就学也到不了这个地步。”一九七六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早上，天刚蒙蒙亮，突然监室的大铁门开了，我被惊醒。一个看守叫道：“李一，出来。”李一睡得还很香，我捅了捅他，说：“李一，队长叫你。”李一揉了揉眼睛，睡眼惺忪地站了起来，拿起那条再生布做的破裤子，套上了一条腿，当他穿第二条腿的时候，不由得有些颤抖，有点穿不进去了。我扶了扶他，他穿上裤子拿了件上衣就出去了。一会儿，从大厅里传来砸镣子的声音，号里有人自言自语：“上镣了，可能去卢沟桥了……”后来才知道真的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

　　有个案已结的杀人犯，因为死刑筒已拆，把他们调到K字楼大号，曾一度与他同号。这也是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戴着重镣死铐，因为在死刑筒呆得太久，不见阳光，脸惨白中带青，他的皮肤又很细腻，整个脸仿佛是个青花瓷罐。在号里，他一句话不说，甚至听不到他发出的声音，最初我以为他是个聋哑人，后来发现，他耳朵很灵，永远立着，警惕地听别人在说些什么。他永远用戴着死铐的双手端着一本《毛选》，但心不在焉。他发现问题就会在放茅时走在最后，向队长报告。“四五事件”之后，“严打”日紧，一个深夜，他突然从炕箱上蹦了起来，微驼的、瘦瘦的脊背紧靠着一个墙角，发出一种人间没有的、撕心裂肺的怪嚎，而且不停地抽搐，重镣死铐发出激烈的碰撞声。这个声音直刺每个人的心脏，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声音震动了全筒道，一筒的人全醒了，两三个队长跑到这个筒看发生了什么事。队长打开门一看到这种情景也很紧张，高叫“把他捆上”，“把他捆上”，“把他捆上”。与此人一个炕箱的犯人上去把他扑倒，费了很大力，用了半个小时才把他捆住。队长来了几个，把他押送到小号，几乎折腾了一夜，人们才重新躺下，但他的这次怪叫所留下的恐怖气氛过了许久也没有消失，晚上虽然开着灯，人们不敢入睡，总是有一阵阵惊恐似乎从外面袭来，又似乎从心底产生。有人说，他以极残酷的手段杀了他的女友，人家来找他了；有的说鬼神在警戒他。号里唯有一个人像往常一样吃饭、睡觉、祷告，他是因为信仰进狱的老申。

　　老申是个铁路工人，看道口的。矮个，面皮苍老，黧黑，精瘦精瘦的，眼睛仿佛患甲亢，有点鼓。按他的经历来说，他是不该来K字楼的。他当过八路军，打过日本；后来又当了三年解放军。建国后，他不当干部，转业做了工人。有革命经历，又非当权派，平常洁身自好，乐于助人，怎么会被投入监狱呢？“文革”中，老申看到世道混乱，遂信仰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天主教，说它有中国特色是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居然有人自称是圣母玛丽亚的化身，教众对她十分崇拜。这个教派被北京市革委会点了名，不断地有人被抓。这个教派的信众用今天的话说，多属于弱势群体，以退休的工人职员、鳏寡孤独、残疾人等为多，他们之间只要有一人被抓，便自动有人去他家帮忙。老申就是因为帮助一位被捕的教友照顾孩子而被请进K字楼的。我不愿意就别人的信仰说三道四，但老申不仅是个虔诚的信仰者，更是一位先人后己，愿意帮助他人的好人。每天天未亮，他就醒了，围着被子做祈祷，吃饭时，常常是他去打饭，他分配，永远亏待自己。我在房山传讯室呆了十多天，棉大衣已经肮脏不堪，K字楼比那里干净许多，天也暖和了，我就把大衣拆洗了，待这些棉布片干了以后，却做不上了。老申帮我做好了，一穿，还挺可身，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出狱。老申对谁都如此，室内有个戴背铐的青年，吃饭很困难，但脾气很坏，用北京话说“整个一个三青子”。看守也制止别人帮他。老申每顿都给他喂饭，喂了有两三个月，直到调号。其间看守多次制止，老申好像没听见，我行我素。看守气得也想给老申铐上，可是一来老申连拘留都不是朱履行拘留手续）；二来老申的案子是市革委会某领导亲自抓的，他不好做得太过分。后来只好把他们调开了事。老申一家四口，夫妻俩，一儿一女，夫妻和女儿都在看守所。后来妻子公共汽车售票员）从宽回家了，老申不知怎么样了。时隔三十余年，我仍然记得他的样子。如果他在应该八十多了罢！愿好人一生平安。

　　七、上诉期，地震，悲痛的父亲一九七六年已经恢复了上诉制度（“文革”中被砸烂了），判刑之后，从普通号转入等待上诉的十一筒。这个号关的有两种人，一是已经判刑，不宜于送劳改场的；二是判刑后等待上诉的。这个号有三个人给我留的印象特深。

　　一是在小号关了近十年的张姓农民。见到他时，他还戴着重镣死铐，从镣铐的光洁可测知这副镣铐陪伴他的年头已经不短了。张某已经长久没有与人说话了，一到大号，他的话多了起来，似乎要把这十来年没有说的话全都补回来。张某是个杀人犯，判死缓；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饿得不行，便到玉米地中去偷半熟的玉米，不料，张某刚刚掰下了一个棒子，还没有来得及装进衣兜，后面就有一双手死死地把他拦腰抱住，高嘁“抓贼”。张某十分紧张，马上蹲了下去，从地上捡起一块鹅卵石向后砸去，也是十分凑巧，一下子砸中对方头部要害处，伤重而死。这个案子很简单，一九六四年张某被市中级法院判死刑，他不服，上诉到市高级法院，市高法维持原判，他再次上诉到最高法院。不久，“文革”爆发了，“公检法”被砸烂，这种纯刑事案没人管了，案卷一直躺在市高级法院档案柜里，这个农民则一直戴着镣铐关在小号里。直到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搞整顿才重新捡起这些积案。一个是时间久了，环境变了；二是当时对反革命案判得重，刑事案相对轻些，法官高抬贵手，张某便从死刑立即执行，改为缓期两年执行这个挡的死刑，实际上是不死）。十年等待，从“立即”改为“缓期”，他还挺高兴，特别是上诉期过后，给他摘下戴了十多年的镣铐，虽然走路还显着别扭，但他的神经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一天到晚不停地说。他说的是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但他说话时的兴奋状态，我是毕生难忘的。实际上从死缓到出狱、重新获得自由，一般还要三十年，对于这个农民来说，他还有漫长的监禁生活要慢慢熬过，可是这并不妨碍他高兴，他毕竟能活下来了。从这个人的身上我见到了人求生欲望的强烈。

　　第二个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李某，十六岁。这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住在北京近郊，父亲是首钢工人，父母都上班，是脖子上常挂着个门钥匙的双职工子女。就是前面说的李一的同案。这四个孩子全部判了，一个死刑，一个无期，一个十五年，一个八年。这个李某十五年，他是个与李一完全不同的小孩，平常老拿着一本《新华字典》让别人考他难字，好学，也爱帮助人，什么活儿都抢在头里干。他说在家里干惯了，弟弟妹妹都是他照顾。李某对判他十五年不服，但他也没有上诉，那时刚刚恢复上诉，一上诉就被认为是不认罪，态度不好，有可能被加刑。这个胖圆脸的中学生拿着判决书对我说，他的一条命就那么值钱啊！我们为他抵命还不说，还要一个无期，一个十五年，一个八年啊。说着小脸涨得通红。我看他“判决书”上写的是“反革命杀人犯”。很奇怪，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作案时才十四，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判决书”书写之奇，也使我很难忘怀：“该犯思想一贯反动，说什么‘在家不自由，上山当土匪’，并扬言要到‘云南打游击’”。这些是给他定为“反革命”的根据。一个住在乡镇的十几岁小孩可能连云南在哪里都不知道，判决书引证的那些话无非是作“猫捉老鼠”游戏时的信口开河罢了，哪能作数？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礼，曾奉命审一个所谓“村民谋逆”案。原来刚刚看完“三国戏”的村民，回家的路上见匠人做桶，便拿起一只戴在头上说：“我比刘先主刘备）如何？”匠人告他想当皇帝，是“谋逆”大罪。范纯礼审的结果是“村民无知，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只打几板子了事。看起来现代人还不如古人明正通达。

　　到了这个号的第二天（7月28日晨3点42分），天刚刚有点亮，突然一片嘈杂之声，灌满了整个K字楼。炕箱仿佛立起来了，把炕上的人推滚到一边，霎那又滚回来。暖气片甩出一二尺远、又甩回来，敲着水泥墙壁，发出震撼性的轰响；暖气上茶缸子被震得稀里哗啦，摔了一地，屋里的人都惊醒了。当我们醒过神来，听得许多筒道的监室的铁门被无数拳头捶得咚咚作响，“地震了！”“地震了！”“快开门！”“我们要出去！”大多是青年人的吼声。最初，还有一些弹压声，“不许闹监！”“违者严惩！”但这些弹压声很快消失了，任凭监中人吼叫。此时外面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监室之外大自然制造的各种声音与监内人们的叫嚷声、手捶脚踹声组成了一部不和谐的交响乐。大地还在颤抖，我们躺在炕上，随着大地的起伏也在不停地颠簸。老谭（我下面要说的第三人）大约快六十岁了，头顶的前半部已经光秃一片，他拿起一条破旧的羊毛毯折了十几折，顶在光秃的头顶，紧紧地靠着一个墙犄角坐着，眼睛直愣愣望着天花板。我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可笑，劝他说，“算了罢，躺着睡觉罢。房子真要塌了，那是没有用的。外面下这么大的雨，大概所有的北京市民都在雨地里站着躲地震，K字楼的队长不是都跑到外面去了吗？全北京只有我们K字楼还在安稳地躺在床上了。”我眯着眼睛养神，炕箱板的反复震荡还是搅得我心神不安。幸好，第一次大震是这次地震的主震，其后的都是余震，虽然震来震去，但K字楼都能抗住，除了碎了几扇玻璃窗之外，没有大的损伤。当天打饭时，在饭桶后面有两个荷枪的士兵，可能怕因地震犯人会铤而走险。

　　七月二十八日后的十余天内，余震不断，但越来越小，有逐渐转弱的趋势。但整个北京警惕起来，搭防震棚，绝大多数北京人都睡在建筑物以外防震棚中。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与士兵当然也不例外，筒道里除了送饭、放两次茅基本上见不到看守了，有通知也多通过每个监室的小喇叭广播传达。号里的犯人自然也是吃罢饭后就是海阔天空地神聊。

　　被称为“苏修第一特务”的老谭是K字楼中资历很久的老犯人，那位“死缓”的农民虽然在看守所的时间比老谭更长，但他长时间在小号，什么也不知道。老谭在K字楼呆了近十年，见过的犯人有数百人之多。他的记性又好，说起K字楼的掌故如数家珍。后来听说他平反后移居澳大利亚，不知道他写没写回忆录，记录这段神奇的遭遇。

　　老谭有一半血统是俄国，另一半是中国。他的父亲是山东人，清末民初闯关东，来到了海参崴（现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当时那里中国人比俄国人多，但多作苦力，老谭的父亲有点文化，能写能算，这在苦力中是凤毛麟角的，因而成了工人的头领。后来一个俄国姑娘看上了他，结了婚。我想那位俄国姑娘一定十分漂亮，老谭快六十岁了，鼻直口方，额头圆亮，天庭饱满，双目深蓝，儿随母像，其母可以想见。老谭特别爱回忆年轻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时他生活在靠近海参崴的东西伯利亚。老谭的父亲后来在那里务农。我问：“你们有多少地？”他回答得很奇怪：“想有多少就有多少。”“这是什么意思？”“那里太大了，又没有什么人家，你想种多少，就种多少。”“那么多的地，一定出很多粮食，为什么苏联粮食老进口呢？”“西伯利亚地方太大，劳动力缺乏，那里的俄国人整天喝酒，不求致富。再说西伯利亚有粮食，离欧洲太远，中央政府也收不上去。”“老百姓生活好吗？”“那当然啦。牛奶绝对喝不完，除了做奶油、做酒，大部分都是回归农田，浇灌到田地里。我父亲因为有文化，收入比苦力高出许多，所以他特别鼓励我上学。我一连读了两个大学。”解放前老谭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又到苏联学习，毕业于高尔基大学俄语系。他既是中国通，又是俄国通，娶俄罗斯姑娘为妻。他这种身份与学历，在苏联是老大哥的一九五〇年代，真是风光无限，大红特红。据说中共八大，苏联米高扬代表苏共参加，老谭做翻译组组长。也是他这种特殊身份，在中苏分裂和对立之后便倒了大霉。最后以苏修特务被判二十年徒刑，妻子被判十五年，押在王八楼。老谭的英文也很好，那么长的刑期，又没有劳动，只好用英文与俄文翻译中国诗歌散文。一遇到有文化的狱友，他便让别人给他背诵，他记下来再翻译（不知在哪里他搞到一个铅笔头）。我给他背诵一百余首杜甫诗，有许多是他没有收集到的。还给他背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很高兴，认为没有白遇到我。与他同监室的十多天中，我看到一个父亲的最悲惨的一幕。

　　也许是缘分，也许老谭过于寂寞，在同室的十多天中除了地震最紧急的一两天外，老谭与我谈得很多，他的个人家世、生活、历史，几乎都介绍了。然而他似乎有些避讳谈他的两个女儿。我只是从他零零散散的叙述里得知他有两个混血儿的女儿，那是他的骄傲，每当偶然涉及到她们必然双眼发亮。可以想见，那是一双玉璧，纯洁无暇，光鲜亮丽，像是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小天鹅。老谭没有细说她们，可能是他要把那点珍爱藏在心底，也可能是不愿意在这没有自由的牢房里谈论他最宝贵事情。

　　有那么一天，号里来了个小流氓，因盗窃被判五年。一到了号里便夸夸其谈起来，其实都是些自吹自擂，但大多青年也很爱听，这更增加了吹嘘者的乐趣。比如说吃过哪个饭馆（当时的北京也没有几个好饭馆，大多是人所共知），在哪里刷过夜（这是“文革”中流行于流浪青年中一句黑话，指在外面睡觉），那次得手拂（偷）了多少张叶子（钱），拍过几个婆子（指与陌生女孩子交往）等等。这些虽然是司空见惯，我们这些中年以上的人对此也毫无兴趣，但由于监室就那么大，青年们谈得热火朝天，我们不听也得听。当他说到在海淀区“北外”“拍”“两个洋妞”事，我突然感到我坐的床板颤抖了一下，我侧身一看，坐在我旁边的老谭他在（他在“北外”工作），全身处在紧张状态，脸色变得特别难看。那个小流氓仍在兴致勃勃地说着，听众则是垂涎欲滴。吹嘘者不时地喷出些污言秽语，我侧目偷看老谭，他头上青筋暴露，眼睛微红，痛苦与愤怒扭曲了他的脸部轮廓，似乎一场暴风雨就要发生。我对身边的一个小青年说，你不是要听故事吗？我给你讲林冲吧。号里青年人大多知道我做过教师，喜欢听我给他们讲故事，于是听众都转到我这里，小流氓的谈话圈子遽然解体，于是，鲁智深出场，倒拔垂杨柳，青年人都围在我身旁，听我讲述。我斜看了老谭一眼，他颓然地依靠在自己被褥卷上望着天花板呆呆发愣，中午，他没有吃饭。同号都以为老谭病了，只有我知道，孩子的遭遇给他带来的打击。“文革”当中，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许多家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父母都被抓了起来，儿女尚小，无依无靠，有的甚至流离失所，走向堕落，酿成悲剧。吴晗夫妇的养女吴小彦就是一例，在监狱听到许多小流氓谈到她，吴晗是幸运的，他在一九六九年已经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