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9章 去日苦多最离骚虞非子

　　印象中，初见杨宪益先生时，这位京城“酒仙”已遵医嘱戒酒，但烟还是不少抽的。

　　烟也不是什么好烟，说是因为“便宜”，依我看多半也是基于“散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无所谓”。

　　先生端坐着，听来客说话，不时点一支烟，不紧不慢地说上几句……在我眼里，他更像一尊平和的雕像。

　　奇怪的是，我更喜欢拜访先生时间或出现的静默：就这么坐着，面对“雕像”，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仅仅是感受……先生的外甥女赵蘅曾将我的这种“喜欢”告诉他，先生说，欢迎他常来坐坐。想来先生也是有这种喜欢的。

　　但有两次突然的静默却几近让人窒息。

　　第一次发生在二〇〇三年秋。那年，吉胜兄主持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梁宗岱文集》，并在怀柔山中举办纪念梁宗岱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我向来绝少参加学术研讨会，以为那只是学者的事，但这次研讨会却是我不愿错过的。不续貂录止是因为纪念梁宗岱先生，因为那套厚实漂亮的精装本，也是因为与会的几位京城好友，建民兄、黑马兄等都和我一样非常敬仰梁宗岱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梁宗岱先生的旧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重刊，给了我们异样的欣喜，此后那本书便成了我们各自的珍藏。我们聚会时曾多次说起梁先生的轶事，感叹诗人的真和一个时代的远逝。

　　那次研讨会因别具一格的篝火晚会令人至今记忆犹新。篝火旁，建民兄诵读了杨宪益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提及的一则趣事：

　　当时复旦大学有一位思想开明的好校长，还有好几位优秀的教授。其中我尤其喜欢梁宗岱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位诗人，曾在巴黎留学，结识了不少法国作家、诗人，如魏尔伦和保罗·瓦雷里。他年轻时曾翻译过保罗·瓦雷里写的《水仙辞》，我在天津上中学时就读过他译的那首诗，并且非常赞赏。因此我俩一见面就成了好朋友。平时每隔一天，他总要在晚饭后来到我们宿舍，我们一边喝着当地产的烈性酒，一边畅谈在牛津和巴黎留学的日子，畅谈法国诗歌和文学。我还记得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一件与他有关的趣事。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当时的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很不正常，碰到停电，我们晚上常在书桌上点一盏煤油灯。煤油颜色浅黄，和我贮藏的那坛龙眼酒的颜色相同，那两个坛子是挨着搁的，看起来完全一样。我弄错了，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满满的一碗。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他离开后，我才发现自己拿错了一坛，但是为时已晚，他已经乘渡船过了江，回到他的大学去了……

　　虽然在座的几乎无人不知这则趣事，但大家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哈哈大笑，仿佛亲眼目睹两位酒仙那戏剧性的一幕似的。

　　那次离京前，我和几位友人前去拜访杨宪益先生。建民兄说起研讨会期间他诵读了那则轶事，先生笑了笑，说起了一九七九年他与梁宗岱先生的再次见面，也是最后一面——

　　那年外国文学学会在广州开会。梁宗岱忙着跑上跑下推广他研制的特效药，还送了我一大瓶他自制的说是可以壮阳的药酒……

　　在座的不禁窃笑。）

　　后来听说吴宓死了的消息，梁宗岱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哭得很厉害……

　　先生吸着烟。四周寂静一片。

　　屏息着，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那药酒有效么？”当时也在场的李辉兄忽然问道。

　　“没用。”先生答道。

　　举座大笑。

　　其实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李辉兄发问的用意，因此那大笑似乎也是含泪的。

　　但后来再一次的“突然的静默”，却是我们怎么也“大笑”不出来的。

　　那也是一个秋日。巫宁坤先生回国，我和黑马兄陪他去看望先生。两位老友久别重逢，先生说酒是戒了，但今天特别，可以喝一点。

　　斟了两小杯红葡萄酒，老友碰杯。就在那一刻，先生轻轻地说了一句：

　　“可惜，乃迭不在了……”

　　我和黑马兄悄悄退出屋外，来到寓所的楼顶上。阳光耀眼，但心中依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先生家曾被誉为“京城的一道文化风景线”，文人笔下的先生也多是“散淡的人”，但每每想起先生，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那是我真切感受到的，甚至一直隐隐觉得那痛也是先生的。

　　直到先生去世前夕，他的最后一本文集出版，我才顿然明白，那痛在先生就是“苦”，一种难以言说、无人能解的“苦”——他将这本文集题名为“去日苦多”。

　　亲人的苦，朋友的苦，家国的苦……近一个世纪的沧桑之苦。几多梦想几多幻灭，几度呐喊几度喑哑……他原本是个学者，也是个战士，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一定还在期待着作为一个战士的凯旋，但是这座平和的雕像一直渴望着作为一个战士的凯旋。在一九九〇年二月开写的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中，先生清晰地回忆了一九三三年他曾扮演的战士角色：

　　黄佐临）先生在天津那年，写了一本英文的历史剧，描述战国时期吴王夫差沉迷于西施的美色，最终丢了江山的故事……因为演员得会讲英语才成，所以都是从几所学校挑出的年轻人，毫无演剧经验……我被派上了一名士兵的角色，吴王自尽之前赶来要他投降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舞台经验。我记得自己只有一句台词，明显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我演的这个士兵持剑冲上舞台，只消用英语对吴王严厉地说上一句：“Put dow n your sw ord，sir。T here isno need for bloodshed。”（“放下剑来，大王，不必流血了。”）然后这位国王圆睁双眼，狂乱地瞪着我，意识到大势已去，饮剑身亡了。（杨苡、李晶译文，见《去日苦多·白虎星照命》）

　　记忆是有选择的。半个多世纪后，先生也是战士还清晰地记得那句英文台词，在我看来，那是阅尽人间沧桑，历经掺和着血色的凄风苦雨之后的他，依然期待着作为一个战士的凯旋。

　　但他终究还是带着未了的心愿、他的期待，带着无人能真切体会的“苦”，走了。

　　二〇〇九年冬天，先生走了。在我，因为“去日苦多”那四字告白，这个冬天显得格外寒冷、漫长。与先生的那两次见面反复映现在眼前，却又冻住了，无法动笔。后来勉强凑了一首短诗以为怀念：一介书生富家子，半瓶浊酒半步桥。译余偶拾皆银翘，去日苦多最离骚。

　　现在已是五月，离六月很近很近了。十一年前的六月，先生为其英文自传中译本《漏船载酒忆当年》撰写了《后记》，说“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但我想，先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期待。

　　昨天，一阵冷雨。我又想起了先生的期待，期待作为一个战士的凯旋，于是赶紧写下来，也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吧。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