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13章 评刘浦江著《松漠之间》

　　刘浦江先生这本自选集收录了他治辽金史二十年来的十七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细读这本集子，字里行间令人感动的不仅是对一千年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洞见，还有一位学人的学术关怀和严格自我要求——因为历史毕竟都是人写的，我们读史不仅关心“史”，更重要的还有“人”。

　　治史有两大苦：史料太少、或是史料太多。辽金史无疑属于前者，其史料不仅支离破碎、多舛误，需要大量的拼接、释读、辨识工作，又常容易以主观想象补上遗漏环节；而且还有许多是死文字写成，全世界能解读的也不过数十人，而这少量专家的意见也常常并不统一。因此仅史料掌握一项，已使辽金史成为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迷宫。不过史料少也有好处：那就是只要肯下苦功，可以较全面地掌握，不像近现代史，仅仅是档案电报之类原始史料便已如汪洋大海。刘浦江先生是极注重“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的严谨学者，而事实都得从史料中来，所以他极为注重基本功，在本书问世之前便先穷尽搜罗相关论文，写成《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并下决心研读已成死文字的契丹、女真大小字——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是以金史入门（金史史料较多，且多以汉文写成），然后在十余年前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辽、契丹史研究。本书中金史相关论文仅占三分之一弱，就可看出他的这一学术轨迹变迁。但辽契丹史研究与金史相比又“冷”了很多：辽代文物制度远逊金代，而且在二十四史中，《金史》向称良史虽然他觉得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辽史》却”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为历代学者诟病不已，诋为”秽史“而明清时对辽史又极忽视（如明朝只有一本辽史著作《辽小史》），以至于我们至今对这一王朝的了解和认识”仍是十分肤浅的。

　　《辽史》之所以修得如此差，除了成书仓促仅费时十一个月，可谓神速）、潦草成编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在于：一三四三年元人修撰时，辽朝已灭亡二百一十八年之久，本已不多的辽代文献典章此时更遗失散落极多。除《后汉书》以外，没有哪本正史拖这么久才修的，而迟迟不修《辽史》的原因则是金元两朝数次激烈争论而不能决定的辽王朝正统性问题。本书以《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篇冠全书，不仅是编排体例的问题，实际上也高屋建瓴地奠定了基调：从辽金王朝自身的视角去看待他们自身（而不仅是从宋人的角度将他们视为边缘政权）、以及这些形象在历史中的变迁。

　　在对辽朝国号、横帐、头下制度、青牛白马传说、契丹人名、契丹语言资料等篇什的考证中，刘先生显示出极为扎实的考证功底；虽然这些都是辽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但他仍能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翻新出奇，给出现有条件下更完满的解释。而且他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能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涵——以辽朝国号为例，他考证梳理的最终意图并不是为了搞清这一王朝何时何地用“辽”、“契丹”或“大契丹”国号这一事情本身而已，而是更上一层，以清楚地揭示辽朝对草原和定居文明的二元统治制度，以及辽代政治家对自身统治的自我认识及其变迁。

　　辽金史研究的前代学者，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对史料及他人论著的掌握不够穷尽（这有当时传播技术上的原因），二是通常不懂契丹、女真文，也缺乏对考古材料的重视。这两点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相当大的补足。不仅如此，刘浦江先生还常意识到研究辽金史不能划地自限，应打通辽金史、宋史、契丹女真语言研究之间的隔阂，改变学术领地越划越小、彼此不通、各自为政的局面（其实这一现象在西夏史研究中同样极严重），他甚至尝试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来解读契丹人名，“结果我们很欣慰地发现，契丹史的研究其实还大有深入的余地和展拓的空间”。这是都是非常积极的探讨，表现了一流学者的雄心和更宏大的学术关怀。

　　对契丹文字的研读、辽代墓志碑刻研究（材料掌握上）和人类学知识（方法论上）的运用，都为辽金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是现在新一辈学者比上辈学者有所突破的地方——要超越前人，可能也不得不如此。中国学者以往研究亚洲内陆民族史的，除了少数人如亦邻真）外，大多都不懂其语言文字如王国维、洪钧等都不懂蒙古语），这是一个严重缺陷，也是现在学人努力弥补的。刘浦江研读契丹文并重视刘凤翥、金啟孮、乌拉熙春等的契丹女真文研究，专治中古北族史的罗新也同样致力于古突厥文，以求第一手原始史料的准确性。

　　这种态度必然影响整体的治学态度。虽然对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搜罗无遗，但从论文引用材料来看，刘先生还是最重视原始史料，大量引用第一手的资料（虽然对舛误甚多的《辽史》不得不批判地加以谨慎引用），在史料无法直接说话的情况下才引用现代学者论著的观点。

　　事实上，他对一些现代学者的观点是多有保留意见的。如陈述先生是辽金史领域前辈学者中的学术权威，但他对契丹女真文不了解，推测辽代“头下”一词源出扶余语，刘先生就毫不客气地批评此说“纯系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语源学和历史学的依据，故很难令人相信”。更不必说对于方壮猷一九三〇年发表的《契丹民族考》百分之八十抄袭自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篇》一事的不满，刘先生明确指斥这是“剽窃行为”，在一百十六页和二百零三页两处特为揭示。

　　内亚史研究学者丹尼斯·塞诺曾说，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单篇论文的价值常常比一本专著更高。近三十年来的几部辽朝断代史专著，说实在的大抵价值不如这本《松漠之间》中一些论文为高。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二十年，只出了包含本书在内的三本专著及七十篇论文——而这三本专著中其实两本是论文集，一本是辽金论著目录学书籍，都不是横断一代的综合性专著。当然，任何一部综合性专著，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犹如建城堡须有一块块城墙砖和石头垒砌成，尤其辽金史的状况常常只是一堆瓦砾，如想以此为建材仓促造城，难免成为批评的活靶子。

　　当然，刘先生现在也正当壮年，或许他只是想扎实根基、整顿一地瓦砾之后再重建整个历史画面。不过从《松漠之间》全书来看，他的治学途径是极端看重材料掌握和考据功底的，以至于让我觉得不免有些强调过甚了。章实斋有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刘先生可谓沉潜者。

　　正因此，他倾向于认为近百年来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他列举近代以来几乎各断代史都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连西夏王朝都有黑水城文书，“唯独明史和辽金史没有重大的新发现。明史研究一直比较沉闷，可能与此有关；辽金史研究的困窘则更能说明问题”，可谓三复斯言。新史料出土固然能极大推动学术发展没有甲骨文，殷商史很难重建，更不可能为显学），但认为缺少新史料就难以取得进展，窃以为也是偏颇的。明史研究并未如他所言那么沉闷，而近百年来取得重大进展的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罗新等数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新史料者甚少。

　　固然没有史料，一切无从谈起，但治史却不能寄望于此——钱大昕天纵奇才，但他早生数百年，不可能赶上研究甲骨文。史学家最关键的学养还是史识：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引材料大抵都是最习见的正史材料，而独能阐幽发微，道前人所未及，确为一代良史风范。即使今人在史料的占有上超越陈氏，却不见得能独具他这样的洞见。而且容我直言：片面强调史料占有，将使路越走越窄。钱锺书曾尖刻地批评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索颇劬，于词章之学却无解会”，这也是汉宋之争的变形：汉学重视考索，宋学却致力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但强调过甚的话宋学又流弊于空疏。这两者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

　　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新史料的出土不可预见，那么只有方法论上的改变：或是将原先不视为史料者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陈寅恪“诗史互证”即一例），或是引入新的方法论，改变视角甚至达成典范转移，这一点本书中引入文化人类学便是。但刘先生对原始史料极熟，对人类学等新方法则显得有些不够熟练，这一点上王明珂已有突破性进展，王氏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利用也是刘先生有所不及的（本书中只有少量引用日文论文，英文论著更少）。

　　刘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也有保留意见。如他强调彻底汉化是金朝覆灭的原因，认为“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这一判断窃以为是有些过甚其词了。铁木真一二〇六年称成吉思汗，但金朝一二三四年才在蒙古、南宋夹击之下灭亡，抵抗蒙古军二十八年之久，在蒙古的敌人之中算是极顽强的一个，无论如何很难说是“不堪一击”的；而金朝作为蒙古世仇，蒙古对灭金战役一向是倾尽全力打击的。如刘先生所言，“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弊”，纯因军事力量不及外敌强大，但说实在的，在军事天才成吉思汗所率的史上最强大游牧骑兵面前，金朝即使不汉化也未必能改变覆亡的命运。汉化最多只是未能延缓这一进程，根本原因仍是金朝未能控制蒙古高原的局势这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何况汉化也为金朝带来好处，即增强其合法性，金覆亡时奋力抵抗的忠臣义士大批涌现，为历代所罕见，即是明证；这是汉化甚浅的辽元二朝没有的事。

　　从全书基调来看，刘先生基本是将辽金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的，而非置于整个东亚或欧亚大陆格局下，很少谈及当时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也是相当传统的政治史、文化史，利用的考古材料多限于墓志碑刻的文献价值，而少艺术和人类学意义上的解读，对外交史、生态史等着墨也极少——辽代崛起“松漠之间”，正因辽河上游曾有开阔的八百里“平地松林”，这片林地此后被砍伐殆尽，是中国生态史上一个著名事件。而且虽然意识到了辽宋金史应兼通（这方面前些年出版的《檀渊之盟新论》兼跨辽宋史研究，颇有价值），但对宋史及宋人对辽态度、辽的存在对宋的意义等问题，却也未予探讨。自来有治宋史而兼治辽金史者如郡广铭治史丛稿》），治辽金史而兼宋史者却甚少。当然每个学者各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读者也是不可强求的。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刘浦江著，中华书局）粮食越多越饥饿？

　　这几年关于粮食的书籍和文章越来越多。两年前，我在读了帕特尔所著《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体系的隐形战争》后，写了一篇短文来表达自己的困惑。我以为，关于粮食的博弈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粮食质量的博弈，其二是粮食数量的博弈。最近读了斯蒂尔所著《食物越多越饥饿》，就想老调重弹，求教于方家。

　　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一个看似耸人听闻的论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是个伪问题”，所谓“十八亿亩红线”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从学理逻辑来看，茅于轼是梁捷有一定道理的。

　　他的解释是：第一，中国的土地极度稀缺。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应该加大城市化力度，因为城市土地的价值更高，比种粮的收益高，也能更解决就业问题；第二，中国应该加大粮食进口力度。因为粮价还很便宜，中国进口粮食所需费用与中国出口额相比，微不足道；第三，从进口依赖度来看，中国面对的石油危机比粮食危机要严重十倍，粮食并非中国的短板；第四，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国内外粮食市场正常运转，中国绝不会发生饿死人的大饥荒。

　　单纯从粮食数量的角度提出反驳，看来都不够有力。比如有人认为：第一，外国可能停止对中国的粮食出口，或者以此为筹码进行要挟。但茅于轼可以反诘，少数国家要全面封锁中国，乃至中断全球粮食市场的运行，极为困难，几无可能。第二，粮食数量可能有波动，从而影响对中国的粮食出口。茅于轼仍然可以反诘，粮食由于气候原因而全球减产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庞大粮食市场的运行可以逐渐抚平缺口。

　　应该说，这个方向上的博弈，经济学家略胜一筹。但是关于“粮食质量”的讨论，其他学者的意见就重要得多。在我看来，《食物越多越饥饿》谈的就是质量方面的问题。单纯从字面来看，食物越多，当然越不可能饥饿。我们真的感觉饥饿了，就说明自身的需求发生改变。改变的是我们，不是粮食。所以研究粮食问题，不应该光盯着土地和粮食产出。那只是供给的一面，还要看看全世界人民的胃，那才是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一年每人最多消费四公斤肉，一般都要凭票供应。现在已经达到近六十公斤，算下来每人每天都要消费三两肉。很多城里人都吃腻了肉，忙着减肥和“乐活”。与此同时，蛋、奶的消费数量也都有极大程度的提高。中国人已变得和西方人一样嗜肉，看看满大街的烧烤摊、快餐店，韩式烤肉、日式烤肉、南美烤肉、土耳其烤肉，应该想到，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怪现象。

　　要知道，这种改变的同时，是我们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我们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一般认为是经济发达的表现，因为人们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娱乐、休闲或者更有回报的“投资”上面。只有似乎不通经济学的斯蒂尔不吃这一套，对这个现象表示忧虑，觉得人们把饮食这项天大的事情给工业化、机械化，每个人的胃和头脑一同全球化，实在是危机重重。

　　这些数字的背后，更深刻的意义是我们的饮食结构、饮食方式的变化。先是腌制品，然后是罐头，再后来是冰箱的普及。现在保鲜技术、运输技术和农业的发达，一面从储藏环节入手，一面从生产环节入手，已经可以保证我们在一切季节吃到一切食品。如果愿意再多付出少量运输费用，我们就可以随时吃到全世界的一切食品。

　　千百年来，在粮食问题上，人们面临的都是食物的稀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想尽办法维持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和热量。但是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食物丰裕社会”，我们目前稀缺的资源是胃的容量。很多人都说，现在要追求吃得“健康”，而非“吃饱”，用经济学术语表示，就是约束条件发生了改变。

　　与此同时，我们的时间也变得更宝贵，更稀缺。原本我们把一日三餐，特别是晚上一顿，作为每天最大的享受，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但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我们已经更习惯用资本家的眼光看世界，把吃饭当作浪费时间的琐事，只不过是再生产所必须的无奈条件。买菜、做饭、洗碗的过程尤其无法忍受，所以“快餐”以及各类速冻食品、方便食品大规模出现，意味着我们对待“饮食”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今天，只有少数贫困的人和富裕的人才能认真对待饮食。贫困的人，时间的机会成本很低，无所事事，所以可以安心吃饭。富裕的人，不需紧张地把时间用于再生产，所以也可以认真对待吃饭。斯蒂尔清楚地看到了我们饮食习惯的变化，但没有完全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这是本书有所缺憾的地方。

　　食品的市场化、全球化，导致许多变化。很多人都已意识到，食品非季节化、非地域化也就是全时段、全球化）的必然后果，是食品的同质化。全球很多地方都盛产苹果，但最后必然是少数表面光鲜、保存时间长的苹果被全球化，挤掉其他苹果的市场份额，很可能它并不是最好吃的。

　　但反过来看，食品的市场化、全球化也有很大的正面意义。比如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淀粉食物中的两项，土豆和玉米，原产地都是南美。正是这两种食品传入欧洲和亚洲，才导致整个世界历史的改变。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如《玉米资本主义》等，此不赘述。

　　而且同质化的现象也绝非食品领域所独有。在文化方面，全球各地方言正在迅速消失，英语等强势语言不断扩张；技术方面，从电脑到互联网到微软到谷歌，大公司通过垄断技术标准，消灭了无数小企业；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无不如此。有许多种理论都试图解释这些现象，如模仿、扩散、路径依赖、垄断竞争等等。而与之相应的反同质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比如更多人开始支持方言，更多人开始使用小众但出众的新技术产品。在食品领域，也有更多人拒绝快速食品，追求有机食物、顺应季节的本地食物等等。

　　食物领域充满了悖论，也不妨视作不同观念的竞争。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牢骚，“只有农民每天吃的才都是有机食品”，“美国人吃那么多肉，然后再到跑步机上甩掉”，“有钱人都又黑又瘦，胖的都是穷人”，背后就是观念的竞争。

　　斯蒂尔引用英国作家Derek Cooper的一句话很妙，“那些在谈论食物时使用战争作为隐喻的人，对食物的认识往往比他们承认的更准确。”这就把全书的精神提升到历史的高度。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雅典就开始从黑海进口粮食，因为雅典的局部土壤（疏松的砂质土壤）不适合种植粮食，只得进口。雅典设法把它的弱点转化为优势，发展出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随后在战争中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武器。

　　后来的罗马亦是如此。罗马虽然可以出产粮食，但只有进口粮食才能满足它不断扩张的需求。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罗马已经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进口粮食，后来更是把整个地中海沿岸都作为自己的粮仓：每天运往罗马的食物包括，来自西班牙和突尼斯的酒和油，来自高卢的猪肉，来自希腊的蜂蜜以及最重要的来自西班牙的酱汁，那是一种已发酵的鱼酱。很显然，如果没有它们，罗马人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

　　英帝国在十七世纪的崛起，背后也有类似的逻辑。比较一下英国和法国的温度、降雨，再计算一下英国的土地，就能知道英国是一个很难发展出农业的国家。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外扩张，战争，殖民或者贸易，最终也做到了这一点。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些没有很好农业基础、没有足够丰富食物的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向外索取或者交换，最终竟然大半都获得成功，而且是极大的成功，原非重视国内粮食产量的国家所能比。按照Derek Cooper的逻辑，“粮食战争”有道理，但绝不是划定红线、准备了粮食去战争，而是放弃粮食自给，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了粮食，真正投身于全球化的博弈中去。

　　（《食物越多越饥饿》[陕]卡罗琳·斯蒂尔著，刘小敏、赵永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