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向来是出版业的重头,每年数千种译作推出,早已让读者阅尽各国文学春秋。不过,近来两部后现代文学作品出版却仍叫人为之一震,一部是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另一部便是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
这两本书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两部后现代文学作品都声名远播,而卒读者少:它们都对读者的耐性和经验提出了严苛地挑战,动辄得翻阅数百页,历尽几十周鸣之个姓名,才能理出些头绪。再者,《万有引力之虹》当年被贴上惊世骇俗的标签,《荒野侦探》也未尝不是。还有,对两本书的解读评论都可谓汗牛充栋。对于最后一点,虽然评论者很难洗脱炫耀智识的嫌疑,然而阅读具有挑战性的小说,确实能带来非同寻常的乐趣。
不过能通过抽丝剥茧层层解读获得阅读快感,永远只是伟大作品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能够确认一部作品之所以不朽,还在于它是否能唤起人们的自我意识。那些躲在琐碎的日常生活背后,并在时间无情的流逝中逐渐被遗忘、被忽略、被拒绝的自我,恰恰促生着与人类社会共生共灭的困顿与彷徨。或许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玩一种凝固时间的游戏,努力摆脱粗糙易逝的物质环境的羁困,将精神用文字定格,赋予个体灵魂超越时间的特性,令他在永恒的时间之流中不断漂泊。在未来的时间点上,他会重新点燃某个阅读者尘封的自我。
于是,当我们阅读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时,特别容易被它激昂而强烈的自我意识打动。《荒野侦探》讲述了一个叫做“本能现实主义”(Visceral Realism)的拉美诗歌团体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兴衰,描绘了一群敏感、颓废、富有理想的“绝望型”诗人们荒诞、彷徨,倒错、幻灭的二十年。同时,小说更带有一种奇异的时空错位感。《荒野侦探》简直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尽管它初版于1998年),因为它蕴藏着比当下这个“精致至上”、“精英主义”的年代更粗糙、更叛逆,也更无畏的精神气质。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特有的血气与颓废,天真地笃信自由、沉沦和身体主义。这种精神气质,我们有时候会带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怜悯“与嘲讽”)称之为“青春”。
的确,波拉尼奥不无深情地宣告,“拉丁美洲撒满了被遗忘的青春骸骨,《荒野侦探》要再次唤醒这些青春的生命。”总会有些永远活在青春里的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祭献。马塞尔·杜尚的创作宣言似乎是在为那些青年诗人的精魂告白,“时间和空间都已在昨天死去。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创造了永远的、无所不在的速度”波拉尼奥在小说中确实也提到了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以及《大玻璃》,而波拉尼奥本人则是超现实主义的奉行者)。本书的两个主角——“本能现实主义”的创始人,贝拉诺与利马似乎在用自己的经历印证着对内在绝对时间的把控。当一代代诗人,承受不了绝望而转向平庸和顺从,他们选择被绝望吞噬;当一个个曾经青春的生命在生活的洗礼中选择了沉默妥协,只有贝拉诺与利马,狠狠地将世俗的价值体系敲烂砸碎扔在脑后。他们与杜尚一样,抛弃了传统的时空,带着狂喜、骄傲与绝望投奔进广袤无垠的茫茫暮色之中。他们从二十岁走向四十岁,从青年步入中年。在自我意识中,他们却拥有绝对的自由。他们做不了主流文人、做不了成功人士、甚至过不了安定的日子,成不了本分的普通人,他们无法再随着外在的时间发展,无法完成主流认可的身份转化,于是他们固执地停留在了过去,成为了永远的落魄的流浪者。
事实上,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便是这样一部有着多重时间表达的作品,一条线是外部的流动的时间,另一条则是诗人们在自我意识和精神纬度上凝滞的时间,二者通过作家虚构出来的百余条访谈,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因此《荒野侦探》的意义不仅仅是刻画了拉美的“垮掉一代”,波拉尼奥也不是智利的凯鲁亚克。他是在更阔大的层面中,谈论精神的消隐与唤起,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兼并与对立,自我时间与外部时间的相对性。
诗人仿佛搭乘着方舟,漂流在时间之流中。你可以说他存在于过去,也可以说存在于现在和将来。诗人布勒东曾对超现实主义下过一个定义,“它超现实主义)的信念建立在无所不在的梦境上,建立在思维的未加导向的活动上。”这是对诗人的精神状态的一次绝佳注脚。或许是看透了“牛活总是冲着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向我们挑战”;又或许,“我们都受命运的摆布,我们都会淹死在暴风雨中”,“只有那个最聪明的人……才会在暴风雨中漂泊更长的时间”。类似的话,我们还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读到过,“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断后退,回到过去。”或许,超现实主义也好,后青春期也罢,其终极梦想便是回到那个未加导向的开端,保卫那个鸿蒙未开的自我。那里住着一个天真、无畏、笨拙却善意的灵魂。
(《荒野侦探》[智利]波拉尼奥著,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