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15章 语谶虽真终是梦——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漫笔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自己也创作了仿日本明治时期流行的政治理想小说体例的《新中国未来记》，刊于《新小说》杂志。这部书，作者自以为“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但草草五回，便无下文。作者又云“编中寓言，颇费覃思”，正文之中并不挑明，在小注里却透露天机，使人不猜中也难。此书文体、思想的“绝对价值”未必能彪炳千秋，但《新中国未来记》作为小说，是梁任公于一九〇二刘温克年所著之小说，则不可等闲对待。取此书与世事流变合勘，则不仅饶富趣味，且使人感慨系之。

　　《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只能算一个开头而已。开场是一九六二年，“我国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万国太平会议新成”，而孔子旁支裔孙、教育会长孔弘道觉民先生在上海博览会上演讲“我们最喜欢听的”，“中国近六十年史”。于是以六十年后的视角，“追述”想象中的前代事，亦即作者理想中的当代事。“未来”附体于“历史”，其中寄托，不可谓不深。这“历史”大致上是说，有一黄克强毅伯先生创立立宪党，历经十年，终于立宪成功；再经五十年，则中国已雄飞于世界。一切的肇端，在于黄克强与同乡好友李去病留学欧陆，数载归来，一夕联床夜谈，将“革命与改良”的道理，辩驳尽兴。这“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的驳论，以白话讲说当时动荡人心的学理，确如书中“平等阁主人”批语所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而最末一章记黄李二人游踪，对革命党多有讥刺，好像是谴责小说的笔调，情节很琐屑。“太初有言”之后，究竟开篇孔弘道先生的时代如何到来，却付阙如。如果把此书翻为当代白话文，发布于今日的网络，则“YY小说”之名，绝对在劫难逃。

　　这部一百多年前的YY小说，以章回体写成，行文风格仍然如传统小说，甚至每回末尾都是在紧要处“且听下回分解”。不过，作者著书的目的既然是“专为发表区区政见”，在今天或许会被称作贩私货？）为了“载道”的便利，在小说语言之外，还杂有章程、演说、名单等，此种体裁，在当时应属新奇甚至怪异，但作者在绪言中自嘲“连篇累牍，毫无趣味”，已先塞人之口。在今天看来，这般写法倒很有点现代味道。当然，读到忧国志士辩驳救国途径，说着法国的革命，意大利的独立，起头的却是“兄弟，你的性子又来了”，“哥哥，不是恁般说”，也给今人不少时空错乱的荒谬感。说到底，梁任公著小说，绝非为小说而小说，只是取其通俗易懂，传播广泛，用以作为改造“国民性”，激扬“民气”的手段而已，文学价值本身并非作者最用力处，何况此书根本就未能写成？

　　于是《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上承晚清小说，下开五四风潮的过渡产物，虽然在文学史中占据一个位置，但文学滋味却并不浓厚，倒是作为思想史的材料显得十分鲜活。任公好新奇之说，一生学凡数变，然而当他倾心相信一种学说之时，必以常带感情之笔锋竭力为之鼓噪。《新中国未来记》发表的一九〇二年，是梁启超作为言论领袖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政治态度最激进、对于西方或者说他所认为的西方）的理念价值推崇最力的时期。他在这时期内宣扬的观念，无论在学理上是否准确，很多都已经砌进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地基，成为后来人心目中的“常识”。自然，在此地基上树立起的建筑物，很大程度上非梁启超当年所希望的那样，这也是历史的无奈。此书第三回中黄克强与李去病的一长篇相互辩驳，争论的要点在于“改良还是革命”，旁及对近现代世界史，整体的中国史，以及对中国的前途的看法。此时梁本人于戊戌惨痛之后，正颇倾向于暴力革命，内心的犹豫在所不免。故在这场辩论中，令双方都光明正大而旗鼓相当。黄克强主改良，并不是不认同民主共和的理想，而是顾虑理想遽然间难以实现，才要先“把我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细细研究，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同时又深惧法国大革命的流血恐怖，以及动荡时局下的瓜分危险，才“爱那平和的自由，爱那秩序的平等”。而李去病之主张革命，则是认定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和平手段已经难以挽救，当道者已经不可倚仗，只有仿效法国、波兰、意大利的革命，进行彻底的破坏而后建设，庶几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在论辩的最后，李去病不得不赞同“中国人连可以谈革命的资本都没有”，但仍然坚持“总是拿十年、二十年工夫，自己去实验过一回，才了得我的心愿”。而黄克强也不得不承认，“至于预备工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只不过“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此书既未写完，最终读者也不得而知，李去病到底是否实验过那一回，黄克强的理想究竟如何实现。于是这争论，如同山水迢迢地绕了一圈回到“预备功夫”的原地，看起来两人达成了共识，实际上却有点不了了之的意味了。

　　黄李二人的论辩激烈则已，仍然还是梁启超本人思想的一场左右互搏，因而若仔细辨析黄李二人的共同假设，则可知梁氏当时的思想底线。不仅如此，梁任公的思想底线，亦即他认为无需辩驳便可直接宣传鼓吹者，大概也便是当时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思想，至此现代思想的“地基”便隐然可见。例如，在这四十四道辩驳中，黄李二人都“信得过”“现在皇上的仁慈英明”，这便是梁氏政治与情感上的立足点所在，至为明显。而思想观念方面，则黄李二人无论主张革命或改良，都痛感中国自古缺乏自治习惯与国家观念，急需改造民性与民德，不然永无希望可言。二人也都将“国家”视为最高的存在，深信唯有国家将公民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凝结为一个整体，方能自存。梁启超令李去病特意用力于军事，而“立宪期成同盟党”之“治事条略”中亦明文写道“处今日帝国主义盛行之世，非取军国民主义不足以自立”，要求其党员无论办学校或工厂，都要传授军事思想，进行军事训练，以“养成义勇”。二人也都相信历史是一不断进化与进步的直线过程，无论个人或国家，都须顺应“天演的风潮”。在论辩之中，二人都将中国的现状映射到欧洲历史的坐标轴上，并据此开出不同的药方。黄克强服膺德国的国家主义，欲将清政权改良为君主制的干涉主义国家，李去病则认为国家主义乃是人民主义进化而来，不经过提倡自由平等的革命时代就进入国家主义，乃是“躐等而进”。黄克强对此的反驳则是，在人民主义之前，民智未开之时，各国都有过一个奉行干涉政策的时代，中国的状况连此一境界也还未到，说什么自由平等民权，才是真正的“躐等而进”。二人都认为，在欧洲卢梭、边沁的时代已经过去，自由平等已经是过去陈言，无需再说，倒是民族主义风潮正盛；而中国踵乎其后，还有许多路要走。

　　最终，梁启超也未能描绘出中国的这条腾飞之路。理想固然不受现实的拘牵，但怀有理想的人却始终离开不了现实的地面。梁启超辗转学界与政界，对于建造一个强大的现代中国的理想与实际都有体会，也都有建树，但恐怕他在落笔为文之际，甚至是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如何能使现实向着他理想的方向发展。大概虽宏愿在胸，现实中无从着手推行，纸面上便也无从下笔描画。纸上谈兵，竟也一难如是！于是这部本意在于引导激励国民的学者小说，便从航海手册变为蓬莱画图，悬置美好的未来于前，却没有给出通达之路。不过梁启超在这部小说中注入的热望与敏识还是得到了一点巧合的报偿。在他所设想的“维新成功”的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的确已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共和国。而缔造共和的元勋之一黄兴，其表字正是“克强”。在梁启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满怀欣喜与期待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在谈到《新中国未来记》的时候曾说“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然而此后的五十年，毕竟还是没能为孔弘道老先生搭好讲台。

　　今天距梁启超写作此书时，已经一百余年，而孔先生那场演讲，也已经“过去”近五十年了。梁启超的预言又有些部分或已实现，但就其大端而言，这个“太平梦”尚远未成真。当日梁启超所关心的问题依旧存在，且今人仍感到类似梁氏当年的那种热切与不自信：今人仍然在试着做各种格调的太平梦。“回忆未来”在这样一个语境下绝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思想游戏，还是一份沉痛的自我安慰。今人在努力靠近那个梦的过程中，恐怕仍然需要回到梁启超曾经站过的地方，替他找到那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

　　（《新中国未来记》[清]梁启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