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16章 见之于纸牍——《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小议

　　在这个历史写作几乎成为全民写作，各种正说、细说或戏说充斥坊间的当下，范福潮先生的这本历史读物，却注定是一本寂寞的书。

　　这不是因为他谈论的历史太冷门，晚清史乃至辛亥革命前后的近代史，可以说张定浩是这几十年来的显学，当代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症结，似乎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源头；也不是因为他讲述的内容太陈腐，且不论其中对诸如王照、焦达峰以及光复会的精彩挖掘，即便如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熟面孔，这本书里披露的故事，至少对我而言，也是先前完全不知道的。我说的寂寞，更多地是指向这本书的写作风格。

　　一九二八年，陈寅恪曾对弟子陈守实讲过一段话，成为后来治史者时常引用的名言：“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联想起傅斯年提出并流行于民初的“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我们不能孤立地评判他们这种治史方法的对与错，而要看到，当外族入关的清王朝出于恐惧而对历史真相层层抹杀和伪造，当来自西方的以论带史和疑史的研究风气蔚为大观，当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历史竟已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在民初一代诸如陈寅恪和傅斯年这样的历史研究者看来，有多少独特观点，或者文章好看与否，眼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在于能够准确地接近真实，而最真实的历史，存在于准确的史料本身。

　　因此，他们的文章，往往不避冗沓，不求剪裁，少疏通推论，多直引大段材料，这样的文章，一定不会好看，但在认真的读者看来，却更有力量。而本书作者心仪的，似乎也正是此类历史写作。“史是真，治史即为求真。”“民国无信史，辛亥以来，事无巨细，人无贵贱，记言叙事，党见甚深，几无公正可言，稍有新意，即便不陷文字狱，也难免招惹是非，足令史家，思而却步。”这两段本书序言中的话，几可视为作者的文心所在。在书中“辛亥革命时期的蒋介石”一节，作者亦开章明义地指出：“对史家来说，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价值高于对其行为的道德判断。‘文革’前编纂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史书，对‘反动’、‘反面’人物，凡是引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旧文，极尽删削；而亲历者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发表的回忆录，亦讳莫如深，以至某些特殊人物在辛亥革命中的事迹在史书中被蒸发了，蒋介石就是一例。”

　　关于为什么要写《春秋》，孔子的回答是：“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然而，当“行事”也可以眼睁睁地被大量蒸发或删改，它本身具有的搏深切明，自然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然而历史已经消失，剩下的永远只是关于历史的记录，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严肃的历史写作者，在“见之于行事”之外，只好“见之于纸牍”了。这本书选择引用的大量材料，全都来自近五十年来国内外的公开出版物，倘若本书的读者有心，那么这本书会是一个很好的窗口，从这里我们可以眺望到一段相对准确和真实的近代历史。

　　（《民末清初人物丛谈》，范福潮著，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