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25章 走出监狱的周作人张高杰

　　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周作人，由于政治上的变节，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在一九四九年走出监狱后，长时期作为“专政对象”生活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一书介绍了有关情况，现摘录如下一周作人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因汉奸罪被逮捕入狱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周作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获得了自由。

　　一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到近地的友人马良骥家住宿一夜，第二天，即由尤炳圻父子陪同，乘火车去上海。那时北平已被解放，南京、上海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兵荒马乱，京沪之间不能通车，他一时无法回家。尤炳圻是钱稻孙的学生，对日本文学很有研究，或者说也是一位“日本通”。他曾留学日本，在抗战期间，他与周作人和钱稻孙一样，未能保持气节。周作人“落水”后，他也附和当上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的秘书，成为周作人的部属；一九四一年周作人率东亚文化协议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尤炳圻亦是成员之一。侥幸的是，战后的尤炳圻并未被当作为汉奸对待。周作人被关进老虎桥监狱后，尤炳圻曾经给他很多的接济和帮助。这次尤氏父子找到周作人，是想把他接到上海自己的家中。

　　周作人与尤氏父子乘公共汽车到了下关，那时南京城内已经很乱。当日又有国民党的兵从浦口退下来，所以下关一带更是混乱。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们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火车停在那里，就拥了过去。车上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从窗户拉进去的。上车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座位，安顿周作人坐下，尤氏父子只能站着。已经六十五岁的周作人这一回真切地体验到了“逃难”的痛苦滋味。

　　车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行的，到第二天傍晚，才到达上海北站，短短三四百公里的路，足足走了二十四个小时。车上没有电灯，没有水。到处站满了人，空气污浊，拥挤不堪，没有丝毫可以活动的空间，想上厕所都不可能。大家都不吃不喝，一动不动傻子似的坐着。周作人后来每念及此，就“深深感到奇异，所可异的不单是我个人，乃是全列车的人都全忘记饮食便利，毫无怨言地担受着苦难”。

　　到了上海站之后，他们雇了两辆三轮车，赶到北四川路横滨桥的福德里尤炳圻家，天已经快黑了。这时的周作人才缓过劲了，感到口渴和想要小便。尤家人都出来迎接，尤老太太一面忙着张罗招待客人，一面操心着祀神的事情。那天正是阴历戊子年的除夕，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陆续响起，又让周作人想起了往昔家乡祝福夜的盛况。在狱中只能写“新年拜岁换新装，白袜花鞋样样齐。小辫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荸荠”之类的打油诗，如今又能重食人间烟火，他的内心不免充满了喜悦。从这一天起，周作人成为尤家的食客，白吃白住，有一百九十八天，直到同年八月十五日回到北平。

　　在上海待的这半年时间，周作人时常与友人饮酒聊天，为求字者写诗题画，过着比较悠闲的文人生活。以至于几年之后，他还写文章，津津乐道于战乱中偷得一时之乐的时光。

　　周作人当时真实的心绪怎样？他自己没有明说。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诗作中窥知一二。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周作人为友人作题花鸟画诗四首，分别是《月季花白头翁》、《牡丹鸡》、《野菊鸡》、《木兰芙蓉鸟》：

　　月季花白头翁应是春常在，花开满花栏。白头相对坐，浑似雾中看。

　　牡丹鸡花好在一时，宝贵那可恃。且听荒鸡鸣，抚剑中宵起。

　　野菊鸡寒华正自荣，家禽相对语。似告三径翁，如何不归去。

　　木兰芙蓉鸟木兰发白华，黄鸟如团絮。相将送春归，惆怅不得语。

　　虽是咏物，但是言为心声。那种迷惘、惆怅、思归和无奈的心境一目了然。

　　和上海其他市民一样，周作人最忧虑的还是自己的钱袋不断缩水。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起，周作人重新开始写日记，这标志着他恢复了正常生活状态。为了能多挣点钱糊口，周作人陆续从事一些写作和翻译工作。《自由论坛报》的晚报副刊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起到四月十日止的二十天内，陆续发表了他的不少随笔。周作人还根据英国韦格耳著《勒斯波思的萨波，他的生活与其时代》一书，编译《希腊女诗人萨波》。

　　而让他更为动情的是，在当时的情势下，此书能出版有赖郑振铎的大力支持：老朋友没有因为他是汉奸而疏远他，抛弃他，使他感到了友情的珍贵。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周作人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周作人在信中，一开始谈的是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支持，实际上是在表明他拥护党、拥护共产主义的态度。接下来，周作人则谈到了问题的重点，即自己那个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过去”。他介绍了自己那段就任伪职的不光彩的经历，并辩解是迫不得已才担任伪职的，他担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是为了抵制破坏性更大的王揖唐等人。而且，他对于日本方面，也并非真心实意的附逆，而是敷衍塞责，等等。不管周作人这封信是否达到了他所预期的效果，但毋庸置疑的是，周作人藉此及时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这其中虽然不乏投机的成分，但其意图显然是为了求得共产党高层的谅解，为自己的未来谋一条生路，或者说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境遇，以图安度自己的晚年。

　　共产党人会“谅解”他吗？至少周作人是抱着几分幻想，否则他不会写这封“思想汇报”式的信。这幻想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他心存侥幸的是，眼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五四”时期曾到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那时周作人是北大的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毛泽东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一九四〇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临行前周作人曾对她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此时他肯定想着自己与毛泽东毕竟有过一面之交，共产党也许会对他给予礼遇。那封给周恩来的信，其实他是想写给毛泽东的，只是“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请先生代表了”。

　　周作人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泽东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他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泽东的这番话决定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周作人终于结束了他寄居上海的生活，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八月十四日，周作人一行抵达北平。因为不了解八道湾的情况，不敢贸然回家，所以他暂时住在太仆寺街尤宅。得知周作人回来的消息，他的夫人羽太信子和儿子周丰一等家人马上过来看望，为他送来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

　　尤炳圻为周回北平的事，专门去拜访了郑振铎，但似乎没有什么结果。孙伏园也为这件事情到处奔走。据说后来孙还找到了刚刚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说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两个月后的十月十八日，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他阔别三年多的八道湾家中。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被捕、坐牢、逃难之后的周作人，终于又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家中了。

　　回到熟悉的环境，周作人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方式。开始重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此书在老虎桥监狱时早已译出，后交正中书局印行。没想到书还没有印，译稿却毁于一场大火中，十月二十七日，《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再次翻译完成，改名为《希腊的神与英雄》。

　　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始，周作人应友人之邀，为上海《亦报》写稿。文章的大部分，或有些知识性，或有些史料性，或议及某些具体的问题，有些可取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它们与时代精神相距较远，在思想上、艺术上的价值不高，在文学上、社会上的影响不大。

　　其中最有意思的文章是回忆鲁迅的。建国初期的周作人，是靠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更形象地说是“吃鲁迅饭”而活下来的。大哥照顾了他一生，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

　　从一九四九年起，周作人作为“专政对象”的身份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即周作人回到八道湾的一个月后，北京市最高法院便传他问话。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最高法院又来人调查房产。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又上书毛主席，希望能重新处理自己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一事，结果还是未能如愿。他仍旧不准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文出书。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法院决定，自即日起褫夺他的政治权利。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周作人向法院寄去申请书，要求恢复选举权，最终被驳回。派出所还不断要他写自传，写材料，写改造计划，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周作人的政治待遇没有改变，但经济上的要求却得到了很大满足。在周扬、冯雪峰等人安排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译书，买下他的稿子，每个月给他预支二百元的稿费。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他又给康生写信求助。康生作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的稿费增加到了四百元（一九六六年六月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停发）。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待遇，超过了大学里一级教授的工资水平。

　　从一九五五年一月起，为了养家糊口，周作人不得不勤奋译书。在其后的十年时间里，他共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稿十一部。一九六五年在翻译完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以后，他感觉自己的心愿已了，精力也已消耗殆尽。于是四月二十六日，他重立遗嘱：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在扫荡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周作人立即被“横扫”而揪出。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小将冲进了八道湾，砸烂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亲的牌位。八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写下了他此生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八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周作人被红卫兵拉到院中大榆树下用皮鞭、棍子抽打，进行批斗，家也被查封。后经儿媳张菼芳向红卫兵求情，总算在厨房里给周作人搭了个床铺，让浑身是伤的他躺卧在那里。“寿则多辱”，周作人两次向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早点结束对他来说是痛苦不堪的生命。当然无人会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他拖着老病之躯，居然熬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周作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天中午，老保姆为他端来熬好的玉米粥，他照例吃得干干净净。下午两点多钟，邻居隔窗发现他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极不自然。家人被叫回来后，发现周作人已经浑身冰凉，没有了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