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3章 毛奇龄被乾隆帝“诛心”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钦定四库全书》告成，第一份全书誊清，接着《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进呈。尽管这年二月，乾隆帝曾赐宴全体馆臣以示庆功，并奖赏纪昀等编校官员，但他仍不放松查禁‘违碍图书”、处罚所谓犯错官员，表明他仍将继续收紧文网。

　　果然，这年十月末，内阁传达最新上谕：

　　四库馆进呈原任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所撰《词话》一书，内有‘清师下浙”字样，殊属背谬。毛奇龄系康熙年间翰林，书内载我朝时事。理应称‘大兵”或‘王师”等字样，乃指称“清师”抬写，竟似身仕前明，未经在本朝出仕者，谬妄已极！毛奇龄系素有文望之人，且身故已久，朕不肯因其字句背谬，照从前戴名世等之案办理。但此等书籍经纂修、校对等阅过，即应按照馆例签改进呈，乃漫不经心，俱未看出，实非寻常疏忽可比。除将原书交馆改正，并查明此外有无似此等字样一并签改外，所有书内列名之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王燕绪，分校官刘源溥。俱着交部分别议处。至誊录生不通文理，照本缮写，着加恩免其查办。并着行文外省各督抚细心查办，有似此者一体改录。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668，文字据同书页1686-87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这道上谕很可怕。第一，乾隆帝只凭毛奇龄《词话》用了‘清师”一词，便判决他‘谬妄已极”。第二，乾隆帝推断毛奇龄存心‘背谬”的依据，是此人在康熙十八年已任翰林院检讨，既仕清又在文字中表示似乎‘未经在本朝出仕”，岂非怀有二心？第三，乾隆帝认定毛奇龄实与康熙五十一年被杀头的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同罪（见上节），在戴名世后加一“等”字，无疑暗示可照《南山集》案的先例，兴起大狱。第四，乾隆帝在先屡称‘朕从不以言语文字罪人”，还赞同乃父雍正关于夷夏之辨仅示文化区别的说法，这时毛奇龄死去已七十年。生前又屡受康熙帝礼遇。因而乾隆帝称其身故已久而免于追究，无非追究便涉及乃祖。第五，乾隆帝虽因投鼠忌器，也因要给自己先前没能发觉《词话》有“违碍”字样的行为遮丑，不得已饶恕死人，却将怒气发泄到纪昀等人头上，当然是怪罪纪昀等没有克尽文化鹰犬的职守，从而开了文字狱难究作者即罪编者的先河。于是曾在《词话》进呈本署名的五名审查官，统统作为替罪羊而受惩罚。

　　毛奇龄《词话》存两卷，生前已编入《西河文集》，内自称少年便以度曲知名。他所作小令，学花间派，善作浅吟低唱来描写儿女情长，被近代词家举为别开生面。其书卷一确有“清师下浙”条，记明清之际钱唐一词人与一病婢偶合死别的故事。所录词人自述乃在南明弘光政权内遭乱的际遇，背景为‘清师下浙时”，原无言外之意，而乾隆硬指为别有用心，岂非厚诬？

　　可是纪昀等敢对皇帝的‘诛心”谬论表示异议吗？吏部急忙遵旨议处，从重判定纪昀等五人‘错谬”。如纪昀应该‘降一级调用”。他原职兵部侍郎，当由从二品降为正三品，并调出四库馆。乾隆到底圣明，知道没有纪昀就没有《四库全书》，于是传旨‘著降一级，从宽留任”。

　　那么《词话》“改正”了吗？手头仅有嘉庆本《西河文集》，内《词话》两处“清师”字样照旧。再查《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提要，《词话》仍列于正目。其书提要也如《总目》所收毛奇龄其他六十四种著作一样，有褒有贬，而对毛奇龄的填词成就尤为称道。并无只字谴责此书政治谬妄，当然也未提及乾隆的“诛心”上谕。《总目》屡经修订，至乾隆六十年（1795）才写定，不待说屡呈乾隆审查。难道乾隆忘记自己对《词话》的否定吗？还是他悄然收回自己的判决？无据可考，但知毛奇龄遗著暂时逃过了乾隆朝禁毁的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