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5章 对作家与革命的反思林凯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生于一八。五年。一八五九年逝世。仅活了五十四岁。这个年龄算不上英年早逝，更算不上长寿。他死后曾遭冷落，近几十年才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并走红，一九七九年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他有两本很著名的书，一本是《论美国的民主》、一本是《『日制度与大革命》，后者《『日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出版时恐怕对中国人更具吸引力、更敏感，因为中国『日制度有之，大革命也有之，中国人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反思自己国家遭遇时，自然也很想了解别国的人士是如何反思他们自己国家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人比较信奉这个道理。要讲中国人还有智慧和美德的话。这倒不失为是一条。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的感觉，是作者想到、看到的恰恰是我们没想到、看不到的。这说明作者比我们更理智、更敏锐，不被现象所迷惑。他在一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写给路易·德·凯尔戈尔信中道：“过去的十年中，我在许多方面都一无所获，但这十年给了我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辨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的习惯，”托克维尔的话并非自我炫耀，我们从书中看到。他是从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角度，历史地、现实地理解社会、理解人与事，所以他的分析是人情人理。反观中国人会发现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从自我的角度来讨论社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很有些人是这样，所以把偏激、偏见、不客观等等这些不理智的词汇冠给这些人。一点不为过。这些不理智的词汇在生活中的延伸，就是极端自私，以我为第一，其他人为第二；以我为真理，其他人为谬误。对不同意见者，志不同者，统统打倒，我们无论从中国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生活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整治知识分子的现象极普遍，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既对人又对事，以彻底打倒异己为最终目的。理性主义者是只对事不对人，不因人废言。因为人是变化的，其思想也是在不断的认识中发生变化。中国人认为变化者是机会主义者，一句话，就是不充许别人改正错误。而事实上，机会主义者有之，变者也有之，这是人之常情、常态。中国一些作家，一直发扬着革命斗争的精神，对知识本身不是以搞明白、学明白为目的，而是只知其一，就拿来作为批判对象的武器，包括专制、平等、自由、民主等词汇与概念，人们并不去考察研究它的历史与作用，仅是从字面上理解即用，这个习惯延安时期如此，后来一直被发扬光大。托克维尔说过几句非常精辟的话：“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我们细推敲这话，回味我们的历史，托克维尔何尝不是在给我们的历史做注脚，从这句话也可看出，凡不依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过于非理性的人来改造社会，就是在制造人间悲剧，甚至是一个国家未来历史的悲剧。控制人的思想不仅仅表现在不让你想什么，说什么。还有一种悲剧是自身造成的，就是你依据他的逻辑去思去想，被纳入他思考问题的逻辑轨道，而且越是名望大、地位高的人越容易造成你的轻信，他的危害就越大。这样的教训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在是太多了。

　　本书的第三编第一章：《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托克维尔描述了法国作家们革命斗争的思想是如何深入民众。影响民众，描述了作家们的基本精神状态和基本思想，“他们不断关心同政治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心关心的正是这些。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则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的确，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把这些重大的问题作为进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对象：大部分人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聊以自娱；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这些问题。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在这段话里，托克维尔指出了当时作家的倾向，一是当时作家的创作都是文学政治，高谈阔论社会改造问题。二是大部分作家对社会改造的原理和研究不过是蜻蜒点水。也就是所知不多，一哄而起，作家摇身于社会改革思想家的行列，而且处处散布其主张和思想，并且把这种主张和思想渗入到各种文学体裁中。但是，当时他们的处境是怎样的呢？托克维尔写道：‘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在这里托克维尔分析了作家们思想肤浅的原因，他们仅是凭借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体会，以为只要是革命，就是创新，就是社会进步，对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没有预感，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对先人的思想体系采取蔑视的态度。托克维尔还说在当时：“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所以身受日常立法妨碍的人不久便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

　　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每种公众热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这就是托克维尔笔下作家与民众的天然结合，作家们的文学政治观最终是深入民众，华丽的平等观念的外衣，让所有的人都兴奋。托克维尔讲：“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都随着作家的指引的方向而奋不顾身，这时的作家与民众完全忽略了在他们所批判和否定的社会各阶层中，其正确的一面，有价值的一面，例如贵族。托克维尔对贵族阶层有自己的看法：“阅读贵族的陈情书，我们可以感到，除了偏见和怪癖外，贵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质历历在目。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托克维尔认为贵族是有着一种心灵上的骄傲和不顺从的性格，这一性格是一种独立精神。但在当时，贵族阶层也被革命的热情所迷惑，他们也支持作家们的普遍理论，忽略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热情和行动。“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热情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他们的长期教育，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这恐怕就是作家们的最大价值，但可惜的是后来事实证明这最大价值酿成社会悲剧，是专制的重演。托克维尔写道：“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一七八九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这就是看似推翻了旧制度，实际上新的专制制度又诞生了。在书的后面托克维尔还感慨道：“诚然，骄傲的信心常常导致错误，但没有它，人民只能受奴役，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的使命是要改造社会，使人类新生。对于他们，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某些巨人效果，使人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使人们经常胸襟开阔，不斤斤于一般人计较的秋毫得失。”“我深入地研究过历史，我敢肯定我从未遇见这样的革命，它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赤诚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中显示了主要缺点，但同样显出了青春的首要品质，即缺乏经验和宽宏大量。”托克维尔的这段感慨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特点，这一特点我们从世界史上看好像是法国历史所特有，其实看看中国历史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大量引用托克维尔的话。目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看看法国的学者如何反思法国大革命：二是两相比较，我们可看出法国与中国的大革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中国的作家在革命中又何尝不是到处散布肤浅思想，以为打倒了资产阶级中国人民就站起来了，谁能想到，资产阶级被打倒了，但是无产阶级并没有站起来。当时的作家们是放弃了对文学自身的尊重和热爱，而把文学当成了政治工具。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解放日报》曾发表丁玲的《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一文，文中写道：“文艺界或许还有个别同志对王实味的思想模糊不清。或对王实味多少寄予同情，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王实味则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鬼计破坏革命的流氓。”这是丁玲在一九四二年以作家的身份对另一个作家，亦是从前的好友进行的抨击。我们总在讲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从丁玲的文章中已经能感受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些思潮已经为以后的肃清各类思想埋下了伏笔，连丁玲这样的大作家都染上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就是斗争哲学这样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那么其他作家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对过去的同志用如此置人于死地的语言，没有一丝人情味，那后来的政治斗争不近人情也就顺理成章。作家对作家都如此，那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去抽打作家的嘴巴还奇怪吗？文明人干出不文明之事，为什么不懂文明的人却要跟你讲文明，这不是天大的悖论。所以我们在反思毛泽东错误的同时，还要反思毛泽东错误以外的错误。恐怕我们更能看清‘革命”的危害。这种危害邵燕祥先生在《找灵魂》一书反思道：“我从一九四九年起接受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懂，只记住了为政治服务，当作教条来服膺：而对中国的国情党情，中国的现实政治，其实又蒙昧无知，可谓一窍不通：这样，在反右派运动中碰壁，遭到政治打击，却未能就此走出误区，反而以为是为政治服务得不好或不够之故。因此面‘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邵燕祥先生这段话向我们揭示当时作家们持守的精神状态，文学即政治。有位当代著名的诗人在延安时，拿着自己的诗读给农民听，只有农民说好，他才认为是好诗，他自认为这是深入农民，深入生活，是为人民写作，现在看来是对人民的嘲弄，是本末倒置，是有悖文学是以尊重普遍人性为特点的规律。在作家的眼里，只有斗争的文学才是文学，文学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极少有作家去研究社会体系的构成，社会管理体系的变革，只是异想天开，论天论地，高谈大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结果是老百姓既没当家，也没做主，民主成了一句空话、套话，假话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话，空话说了一千遍就成了实话。一些作家没有不敢评论的，把胆大妄为认为是革命者的品质，带有极大的情绪性、破坏性，不是理智地去看待和分析社会。都自以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坚持真理，他们对真理的理解极幼稚，认为说心里话就是坚持真理，他们从来没有对自己说的心里话怀疑过，是对还是错，真理在广大的作家眼里给泛化了，天天喊为真理而献身，其实是在为一种政治理想而献身，由于对真理认识的无知，真理其实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不知有多少人上了作家的当，以作家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以作家的行为当榜样。我年幼时，一是听毛泽东的话，二是相信作家的话。作家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一个标准符号，所以后来作家挨整，恐怕也跟作家们在政治上太强势有关。

　　读了托克维尔的文字，我感到很惭愧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学者鲜有这样的反思。是不是这样的反思会得罪一大批作家，包括那些被冠以大师级的作家，我看有可能。中国是一个人际关系社会、市俗社会。所以中国的作家身上多有政客的影子，我们看从延安起家的一些作家们，基本上是业余政治家，是拿着笔杆子对付枪杆子。国民党有个大名人陈布雷，他曾感慨说：“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这句话要是套用在中国那些‘伟大的”作家身上，就是‘搞了大半辈子文学，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从事文学而不懂文学。”不懂的原因，就是把文学当成政治学了。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托克维尔所言是看到了那些革命家的骨子。他们一旦观念形成。就很难否定和改变自己。他们的反思仅是停留在对逝去事物的反思，很少对自己所形成的观念进行反思，深入到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中去叩问自己。不过这样也好，这给后人对他们思想观念的反思和批判留下了空间和余地。

　　2010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