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18章 半个世纪前的烟云杨苡

　　一九五九年到今天恰恰是半个世纪。那年我刚满四十岁，正是胸怀壮志的年龄段。我曾经在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不太短的儿童文学——《北京——莫斯科》，在那个年代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之后在我敬佩的作家严文井的鼓励下便尝试着在儿童文学园地开始耕耘起来。只不过是仅仅写了三篇，第一篇《耳报大队长》很快被《人民文学》采用，另两篇《成问题的故事》和《在电影院里》也连续被江苏省刊物《雨花》发表。过了一年多我才听说当时的连续发表是为了批判，因为又一个运动即将到来，正好拿我“开刀”，而对此我却茫然无知。

　　不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黄衣青老师找到我家，给我看何艳蓉画的一组儿童画小样。那一幅幅富有生活气息民族风味的十分生动有趣的画面吸引了我，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从小的志愿是当画家的。何况本来又喜欢小娃娃。当时黄老师问我愿不愿意为这些画配上一组儿歌，我当然太愿意了，我觉得孩子们需要有教育意义的好儿歌。但是我已经被开过三次批判会了，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再从事文学创作了。更说不上出书或再在报刊上发表什么。黄老师却说：“那是你们这边的事，跟我们上海少儿社没关系。”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永远感谢黄老师对我的鼓励！

　　《自己的事自己做》就这样出版了，而且意外地获得“建国十年优秀儿童文学奖”作品之一。当时不过是一纸通知和好些本少儿社出版的获奖书，这在当年是很令我振奋的，当然我知道这是由于画家的作品真的很棒。而我不过是受那些画的启发配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诗而已。

　　没想到这本小书还不停地再版，后来又出版了很多开本更小的农村版小册子，居然畅销到七八十万册。后来可能是要适应当时形势吧，书名改成《我来学着把事做》，我也无所谓，我想大概是怕人挑剔，无限上纲，被说成宣扬个人第一主义吧？以后出版社又请何艳蓉重新画了一种洋味的娃娃形象。当然也很好看。但为什么要改，是否必须改，我也不明白。我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海有家最大的糖果厂还曾用《自己的事自己做》的原来的画面做过包奶糖的糖纸（好像就是后来的“大白兔奶糖”）。我每想起当年那带红边的“自己的事自己做”的糖纸，就后悔当初怎么没想到留个十来张作为纪念，如今却无处寻觅了！

　　当年让我们知识分子松一口气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那一段岁月并没有维持多久，一九六六年，即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的浩劫到来了，直到一九七二年初我的处境才开始有些改变。虽然那时我还在江苏省句容农场（我所属高等学府的校办农场）靠边劳动，却已不再被‘严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似乎全消失了，但其中一张用十分工整的字抄写的‘揭发”我的大字报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这张大字报揭发《自己的事自己做》“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就要把我打成‘恶攻”或‘现行”了（即“恶毒攻击”和“现行反革命”）。那时虽然有点胆战心惊，但也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老话，分辩也没用，只能沉默。到了一九七二年，负责农场邮件收发的‘革命同志”交给我他们已检查过的一包书，里面是北京外文局出版的几种外文版的《自己的事自己做》，也附了原书一册。我翻开一看，才发现我在第一行便犯了大忌，当时真是百感交集，只能怪自己太缺乏政治敏感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我被调回城里学校本部，又是一场戏居性的斥骂一通的所谓“批判”之后再被宣布“解放”。第二年五月我借口去上海探亲，实际上去看望还没被‘解放”的巴金、罗荪等老友。这时我也曾打听过何艳蓉的情况，却无从打听。原以为我们注定是缘吝一面了，却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贵州人民出版社北京图书编辑部的谭萌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何女士同黄老师都在上海，这真使我这九十岁老人激动了好几天！我想这本即将重见天日的小书一定会让我们‘后会有期”，这就叫‘缘分”！

　　拉杂地写了一些感想，无非是想说说《自己的事自己做》的来龙去脉，也是真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至于那个荒诞的年代，什么样的荒诞事情都会发生的。幸运的是，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而我们还活着。

　　2010年三八妇女节写完你单纯得像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