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我的右手,想及一九七五年的那次工伤,就深情回忆起大学同班同学王绍鑫、他的夫人王日静老师及其家人,并万分感谢他们。一九五九年大学毕业我和绍鑫一同来到济南后,即分道扬镳。他留在山东冶金厅,我发配莱芜铁矿。巧合的是一九六二年冶金厅精简机构,他和一批干部分配到莱芜铁矿。我们虽在一个大单位,但他在技术科当技术员,我则在矿区劳动改造。我们很少见面。初来时,他对我来了一次礼节性拜访。彼此很少交往。我自惭形秽,不愿多接近人,以免连累人家。不久,他的夫人王老师(曲阜师范学院毕业,现为特级教师)调到莱芜一中任教,家就安在莱芜一中。我和绍鑫的交往有一个较长的渐进过程。起初是在公共场合见到时招呼问好,他请我去他家,我也未去。直到“文革”之后,他们对我逐渐理解。交谈中又得知他们夫妇二人对造反派的暴行深恶痛绝,对“四人帮”不满和谴责,对受害者深表同情。特别是王老师,她对一九五七年受害者、特别是学生满怀同情之心。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在他们的一再邀请下,我终于在一九六九年走进他们的家门。全家人对我的热情令我感动。上至老母亲下至三个年幼的孩子。都把我当成自家人,后来经常邀请我节假日到他们家欢聚。我在他们家中感到了寒冬中的温暖和苦难中的快乐。两夫妇常说我受的苦太多,眼下一定要做最后的坚持,世道会有变化,会有出头之日。我也乐于在闲暇时去他们家帮忙,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好像已经成了他们家的一员。在红色恐怖的形势下,很多人回避或远离我,生怕受到牵连。而他们却能为我敞开家门,不顾政治和舆论的压力。公开和我往来乃至公开关心照顾我,这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一九七五年我右手中指骨折,他们非常关切,到医院来看我,送来滋补食品,又为我出院后作出安排,一是受伤(伤筋动骨)后不要回家探亲,二是出院后到他们家养伤和过年。我出院后不久,被他们接到家里,他们住房很紧张,三代六口住两间屋,还要专门为我铺设床位。当时已是寒冬,屋里生起火炉给我保暖,比我们集体宿舍暖和多了。绍鑫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当时又都是凭票供应,物资匮乏,他们就四处赶集买东西,为我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的右手中指虽然保住了,但活动功能很差,他们便带我四处求医,他打听到有位济南来的老中医是他的老乡,就多次和我上门就医,然后每天给我煎汤药烫手,让我锻炼活动手指,逐渐恢复功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锻炼,手指基本能正常活动,但还不能完全伸直。用劲时也搭不上力。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多亏他们夫妇俩的关怀和呵护。为了给我保暖,王老师还专门给我缝了一只大棉手套。把我的右手从手指到肘部全套起来。我在他们家过了一个山东传统的春节,昼夜蒸煮酥茶,做各种喜庆馒头、各种包子饺子。他们给我以极大的鼓励,要我努力坚持。在他们家度过的一两个月,是我苦难历程中最美好的记忆,我铭记终身,感恩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