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今年第七期刊登了王永华撰写的《刘少奇和江渭清的一场争论》一文,披露了“文革”前夕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对“四清”运动一些政策的争论,刘少奇特地为此写了封信,并被批转全国。毛泽东起而同意这封信的观点,转而又否定了这封信。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即将揭幕前,高层风云滚滚。这一史实对我们了解“文革”所以会发生,增加了一些材料。现将此文摘录如下——
在“四清”运动中,关于社教中的若干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争论。刘少奇在给江渭清的回信中,公开了两人的分歧。随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其后,全国开展了对《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一封信》的讨论。结果是,各级机关、单位大力反“右倾”,导致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重大事情;然而,国内外迄今甚少见到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专门叙述。笔者搜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试对其来龙去脉做一揭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中国城乡普遍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一九六四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南方视察“四清”运动。七月十四日,刘少奇来到南京。江渭清向刘少奇汇报了江苏省社教的情况。在江渭清汇报时,刘少奇曾有许多插话。接着,刘少奇亲临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作了两次讲话。
刘少奇批评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对此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刘少奇说:“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江渭清说:不能这么讲。据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百分之六十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百分之三十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百分之十不够好,需要补课。
针对刘少奇讲话中所说好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江渭清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说: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你的意见(即“四清”运动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由于两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写信批评江渭清埋下了伏笔。
八月下旬。中央召开六个大区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负责干部座谈会议。座谈中,刘少奇提出‘反右倾”的问题。他特别提到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的问题,那里曾发生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七月二十九日,王光美曾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这次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会议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批评江渭清:“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江渭清回答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经查,在江苏省委办公厅七月二十八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确有要“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指出:“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将这个“通知”作废。九月一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
九月八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向他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正讨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同时,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担了领导责任。
收到江渭清的上述信件后,刘少奇于九月三十日给江渭清回信,批评江渭清给他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两人在北京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其实,刘少奇之所以给江渭清写这封复信,并不仅限于批评“教条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刘少奇认为,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江渭清接到刘少奇来信后,立即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表态接受刘少奇的批评,要求省委常委对他本人开展批评。省委常委认为,“刘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十月十五日,江苏省委发出《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
十月二十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批转江苏省委印发的《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给刘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认为,“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最初,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给江渭清的这封信是持赞同态度的。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十八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写了批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批评,肯定了刘少奇“反右倾”的举动。他指出:“你写的信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还对这封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话,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然而到了一九六四年年底,形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据江渭清回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问江渭清,刘少奇对他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渭清回答:开始不检讨;刘少奇给他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听后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毛泽东还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来江苏视察,江渭清汇报了要按照刘少奇答复江渭清的一封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江渭清回答:“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泽东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封信的态度发生变化原因何在呢?其实,在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关于“四清”矛盾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等问题上,已经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指导“四清”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基于这种背景,在江渭清与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争论中,毛泽东站在了江渭清一边。
根据刘少奇和中央“反右倾”的指示精神,各地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在社教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并投入到“反右倾”的斗争中去。“反右倾”的结果是,各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中央要求从政治局委员起直到县以下各级常委第一把手都要选择一个公社(大队)、一个企业、一个学校去蹲点。
大批干部到基层蹲点,然而,需要如实指出的是,刘少奇在答江渭清的一封信中强调的反右倾思想,以及他在此前后起草和批转的一系列文件,如“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等,对“四清”运动的进一步“左”倾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