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45章 蒋经国“打虎”日记选

　　中国文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蒋经国日记（1925-1949》》（张日新主编）。这本日记节选了蒋经国一九四九年前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阶段：留苏生活、赣南主政、长春谈判、上海“打虎”以及撤离大陆时所记的日记。蒋经国很善于用日记来记叙自己的人生旅程，检讨自己的是非功过。现将他在上海反腐败的有关日记摘录如下——

　　国民党发动内战之后，蒋经国到处奔波，试图维持、挽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曾经担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曾创办秘密组织“铁血救国会”，但是，都无法改变江河日下的国民党统治局面。到了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反攻，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许多重要的城市被解放军占领。在国统区，政治腐朽，民不聊生，物价上涨的速度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了。

　　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当局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抑制物价上涨，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已经腐烂，进行币制改革异常艰难，当时的《中央日报》称其为“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这个“割盲肠”的任务最后落到了蒋经国的头上。

　　一九四八年八月，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前往上海，实际负责上海的“经济改革”。他深知，这次改革关系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决心打击妨碍这次币制改革的豪门资本，社会上称之为“打老虎”。

　　在上海，蒋经国铁腕执法，确实有几只“大老虎”落入法网，就连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为囤积物资被判八个月的徒刑。在上海滩，蒋经国一时间又赢得了“蒋青天”的称呼。但是，杜月笙很快给蒋经国点出了一只更大的“老虎”。在一次有很多工商巨头参加的会议上，杜月笙不紧不慢地对蒋经国说：“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在上海首屈一指，蒋先生能否一视同仁呢？”

　　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孔令侃，他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家的大公子，他的姨妈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按辈分，和蒋经国是表兄弟。蒋经国听杜月笙这样说，略一沉吟，坚定地说：“你放心，无论对谁，我都会秉公执法，一视同仁！”

　　蒋经国的手下很快查实，扬子公司确实存在囤货居奇等重大违法事实。蒋经国心生怒火，决心向孔令侃开刀，很快派人查封了扬子公司。不过，孔令侃可不是一般的“老虎”，他强烈反弹，甚至扬言要和蒋经国鱼死网破。此事惊动了宋美龄和蒋介石，据和蒋经国交往颇深的贾亦斌先生回忆说，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的蒋介石急忙回到上海，在听了宋美龄的报告后，对蒋经国大骂一通：“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蒋经国出来时一副垂头丧气之色。

　　这件事蒋经国在日记中是有记述的，只是略写。

　　“扬子公司事件”在蒋介石的干预下不了了之。由此，上海到处传言，蒋经国“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许多藏起来的“老虎”纷纷出笼，国民党在上海滩进行的币制改革的命运可想而知。“打虎”失败，蒋经国颓丧地离开了上海，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的内心，是十分的忧苦与烦闷也……限价已经开放，七十天来的努力，已一笔勾销。回想起来，真是惶恐万分。”

　　这次上海之行，对蒋经国打击很大，因为他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无可挽救了。据贾亦斌先生回忆说，蒋经国回到南京之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连印好的请帖也烧了。贾亦斌问：“你烧请帖干什么？”他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从日记中人们可以看到蒋经国是一个积极、乐观、坚定的人，而此时，他的悲观消极、情绪低落，似乎看到末日的来临。

　　以下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时所写日记的摘录——今晚离京赴沪。今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但总是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督导上海方面的经济管制工作，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亦没有一点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早晨抵制有关各事。午后在寓所清理文件。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有关诸事，这件工作非常困难，但是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力干下去。今天是星期日，天下雨，气候甚闷。上午在寓所拟定经济督导的工作计划。

　　督导员办公处。今天开始正式在中央银行办公，像我这样的粗人，竟会同银行发生关系，正是出入意料之事。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次谈话。今后的问题，是在求言行的一致，说到哪里，就应做到哪里，否则一定是会失败的。早晨访崇镛兄，谈商有关督导员办公处的组织问题。下午参加第一次的经济督导会报。今天起得很早，批阅信件公文，并写信向父亲报告关于上海的经济近况，以及改革经济管制之意见。上午在警察局调查财政部泄漏币制改革消息的重要案件，下午访社会局和市政府后。即继续在中央银行办公。

　　上星期反思录

　　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是非常的紧张，精力虽稍感疲倦，但精神上则甚愉快。一般人都认为经济管制工作是做不通的，我亦认为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这种态度多少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或许可以作为成功的唯一条件。缺少条理，没有长久的计划，讲话过多，这是自己发现的过失与短处。

　　上月反思录

　　上海的工作，已经展开了。本身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力量，而全靠自己的精神在支持目前的工作。半月来的努力，虽可自慰之处很多，但是始终感觉到相当的艰难。自从做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责任之重以及压力之大。所以对目前的任务，除了拼命以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我应当拿一切的精力，放在这个工作上。做事不到十天。而有许多人已在起来反对我了。这是早在意想中的事，目前不过是几个人，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将起来打击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至于最大的力量，是在于民众的拥护。不但XXX用不到怕，就是所有的反动力量反抗，亦用不到畏惧，因为我自己的心地非常光明。现在我在上海，已经成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一举一动，都会使人注意。所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应当格外留心，一不小心，就可被人作为攻击之借口，不可不慎乎。

　　X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我的做法不满意的原因。但是为了国家，我不能不这样做。在今天局势下，倘使再要讲“敷衍”、“应付”、“迁就”，那一切都将完了。上午在中央银行召开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报，对于上星期的工作，曾详加检讨，并决定了本星期的工作计划。下午在家中休息。

　　上星期反省录

　　直至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上海人都是称赞我的。一不小心，年轻的人很可能乐而忘形，不知前进，不加自反，那一切都完了。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种空气对我是不利的，希望太大，失望亦快，并且前程险恶万分，很大的困难就会到来，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有许多人要恨我、骂我。此时此地，自己要有主张。有立场。至于社会上有流言，实在是不足听。外面谣传XXX正在勾结XXX，共同来打击我。人心难料，这种话不能不加以留心。今后的敌人，只会一天一天多起来的，要谨慎，但是用不到怕。

　　今天是中秋节。本来想回到杭州去同家人共度佳节，并赏湖上之月，但是因为上海方面工作紧张，不能离开，所以只好在此照常工作。

　　上星期反省录

　　到上海来，已经有一个月了，日日夜夜的工作，虽然稍感疲倦，但是精神上则很愉快。今天只有两句话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自己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同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除了生活能够维持之外，没有一个厂，没有一家银行，凡是有钱的事，我都没有份。今天我既然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我相信就是失败亦是成功。如此而遭遇到失败，那一定是因为自大自傲而不肯虚心学习的缘故。五时起身后，即到江湾体育场，参加服务总队结训典礼，并领他们向上海人民宣誓。六时整，开始讲“什么是患难相共的同志”。七时三分点名。有许多干部是不行的，决定淘汰一部分。十时，在中央银行召集工业界的干部谈话，发现一种严惩的问题，就是许多工厂，因为限价而缺原料，因缺原料而减工，此种现象，实有急需纠正之必要。

　　今晨起来，第一次听到喜鹊叫，内心相当高兴。因为自到上海以来，听到喜鹊叫还是头一回，希望在烦闷之中，会得到一点快乐的事。有许多同乡、亲戚，以及旧干部，都向我要求职业。在他们看来，一定以为我的官是相当大的。他们哪里会知道，我的用意，是在服务。

　　上月反省录

　　济南失守，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之重大事件。因此而造成了严重的局势。很有可能，共军从济南取徐州，威胁南京。一般人的想法是如此，人心又开始动摇。今天的政府。不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来。不得安定人心。父亲昨天又飞北平沈阳去了。想及父亲对于国家之忠诚，以及个人的勤俭辛苦，而又看到局势之危难，真是想哭，而自己又不能尽力量为父亲帮忙，所以更感内心上的不安矣。在今天，似乎不能不考虑最后的一步棋究竟应当怎样走，否则一切都将不堪设想了。时势如此，不得不如此想法。在上海的工作，以时间而论，已有一个半月了。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一切都是非常的空虚，很多的工作都是没有很切实地去做，得不到好的结果。在工作过程中，犯了很大的病，就是往往不加考虑而决定办法。譬如，准许棉纱布出口的办法公布之后，即引起物价之上涨，而后来又不得不取消。关于XX的案子，亦因事前未查明其是否在申，而即下令拘捕，致失自己的威信。至于干部的管束，亦是非常重要的事，将来的失败，一定会失败在干部身上。总之，在今天处处应当小心谨慎。

　　上星期反省录

　　自从管制上海的经济工作以来，上星期最为吃力，反抗的力量来得相当大。但是根据一个多月来的经验，自己确实感到是有办法来控制的。不过今后应当多用智力。对于各方面要求来见的人，因为事忙，不能一一接见，即在接谈之时，亦甚短促，恐怕得罪了不少的人，所以今后必须格外注意见客的工作。上星期的预定计划，只能完成一半，所以内心非常不安。再，到上海以来，因为工作忙，而没有工夫看书，今后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使多有学习的机会。对于干部的训练，亦没有能够注意到，必须加紧此项工作。

　　父亲于昨晚由北平来沪。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上午在中行处理公务，在公文中亦可以看出环境之艰困，此时此地，必须沉着，否则必将失败。

　　上星期反省录

　　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希望这是一个转机。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XX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XX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

　　上海整个的空气是在恶转中。处此境地，一不小心，就会惨败而不可收拾。今天最要紧的是要沉得住气。有若干的干部，心理已开始动摇，这是如何可虑。早晨写信禀告父亲关于上海之近况。并提供改进经管之意见。上午除解决煤粮等问题外，召开检查委员会例会，各方面的报告，都是一些坏消息，尤其是黑市日多，不可不加注意。下午参加戡建总队阵亡同志追悼会，内心沉痛万分，人家死都可以死，那我们后死的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下午与愈总裁商讨根本问题。

　　上星期反省录

　　XX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处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不进则退，不成则败，最要紧的还是要镇定，要忍耐。

　　今天是父亲的寿诞，本拟赴京祝寿，但父已于日前北上。此时此地，祝父之寿，内心甚有所感。晚间在寓所为父祝寿，并宴请友好二十余人。宴毕即赴沪西医院访妻，尚未生产。今展到中行办公之前，在黄浦岸散步，看见人民之穷苦，心中有深感矣。九时召开会报，检讨目前之管制工作。十时召开京沪沪杭二线检查小组会报。刘攻芸来说翁XX对于上海问题，非常忧虑，且有放弃限价之意。危矣！

　　为了安定人心，决定发表“敬向人民进一言”，在其中说明为什么要维持限价的理由。倘使让价格放任不管制。则“方便的是有钱人，高兴的是投机商，痛苦的是老百姓”。早晨处理公务完毕后，往访李立侠，谈了将近一小时，并没有谈出所以然来。步行至渔管处访君迈，一边散步，一边看市况，倒很有意思。下午到江湾戡建队干部训练班点名讲话。晚上在江梁家中吃饭，今天内心烦闷到了极点。

　　上星期反省录

　　工作的环境，是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困难了。昌焕兄由京来申，谈及政治问题。今天的处境，是相当的艰苦，不是让步就是猛进，恐怕除了第二条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同时见难而退，不是我的个性。

　　我们今天办理繁重工作，必须忍耐。XX方面的人以及报纸。已开始攻击我了。这都是意料中的事，如此政治，如何不乱。今天照常在中行办公，并接见客人，深感环境日趋恶化，商人可恶，政客更可恶，两种力量，已经联合在一起了。今天是处在进退两难之间。下午参加市政府所召集的配给会议”。

　　上星期反省录

　　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

　　限价已经开放，七十天来的努力，已一笔勾销。回想起来，真是惶恐万分。今日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并且在若干地方，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应向政府自请处分，而同时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但是决不放弃自己既定的政治主张。这个文告，结束了“上海工作”。下午召集重要干部二干人说明自己的态度，并指出决不挂白旗，而且要继续努力。以目前形势来看似乎应当作大打算了。下午在医院陪妻，心绪甚乱。

　　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傍晚步行到金融管理局向林崇镛李立侠辞行。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今日早晨，约行深沧白灵峰仲平乘汽车作杭州之游。中途经过闵行乍浦海宁，一路的风景虽美，但秋风红叶，使人发生伤感。中午到达杭州，见文、章两儿，得叙天伦之乐，下午游虎跑，晚在楼外楼宴客。康生杀人灭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并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由康生亲笔签名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令是针对一位七十九岁、被关押了近二十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公安部代表还传达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对其进行“封嘴”，防止他“信口胡言”。

　　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且可能动粗好让他闭嘴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因此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在他回监室的路上从身后开了两枪，就这样，卢福坦被“枪决”了。

　　那么，这卢福坦到底是谁？当时的“文革”红人康生又为何要置他于死地？

　　卢福坦，一八九一年出生于山东泰安，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经中央代表提名，他意外地被推选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在山东半岛，农村武装暴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特别是鲁西北地区阳谷县的坡里暴动引起了很大反响。卢福坦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声誉由此也大大提高。

　　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一跃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从此进入高层领导圈。

　　一九二八年冬至次年一月间，山东省委领导成员之一的王复元及其兄王复章相继叛变，致使山东党组织遭到重创，为安全起见，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所有在山东的与叛徒有过联系的省委成员和其他党员立即调离山东。卢福坦也接到通知，调任河北省委书记。不料，他刚踏上火车，便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幸好，那里特务并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一般性的审讯之后，便在一九三。年初以证据不足的理由将他释放了。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确认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不久从河南开封赴上海议事。抵达上海后，负责传达中央指示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宣布，由卢福坦接替罗章龙的工作，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六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他们的叛变，使中共再遭重创。中共中央决定转移，只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时，卢福坦萌生了当中共中央一把手的想法。

　　当时，王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卢福坦就去找王明、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意见不置可否，只是告诉他：目前党已处在非常时期，不设总书记一职，只设临时总负责人。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王明、周恩来拟订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有秦邦宪（总负责人）、张闻天、卢福坦（以上三人被拟定为常委），其他委员有李竹声、康生、陈云等。

　　卢福坦虽然未当上总书记，但他想掌大权的愿望还是实现了。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国统区党组织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卢福坦分管的工会情况更糟，工会组织遭到重创，中共中央根据卢福坦在工作中的错误及工人运动带来的损失，停止他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责令他作出检查。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卢福坦在英租界被扣押。巡捕房已得知其为中共要员，当晚就把他引渡给国民党政府，押上了驶往南京的特别快车，带到了国民党中统局总部。中统局特务头子对抓到这个中共领导人非常兴奋，当即提审，卢福坦随即叛变。

　　他叛变后，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和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情况一一供出。中统局特务如获至宝，连夜派出大批人马出击，几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先后被捕，中共又遭重创。

　　因叛变供密有功，卢福坦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统局徐州特区行动股长、蚌埠分区区长、上海区情报股股长、南京区行动股长、京赣铁路调统室景德镇站站长、赣州调统室指导员等职。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溃逃时，他已没有利用价值而被遗弃，未能逃到台湾。一九五〇年五月，卢福坦被公安机关逮捕。

　　时隔近二十年后，康生又为何要“除掉”卢福坦呢？原来，根据上海警察局的资料，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一九三〇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一九三〇年，康生在上海被捕，同时入狱的还有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侄子丁基实。通过丁惟汾的疏通，康生及丁基实都出狱了。康生被捕这件事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至于他有没有变节，更是中共党史中一直难以破解的谜。

　　只有卢福坦，在被捕期间交代过康生被捕叛变的情况。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市解放时，人民政府接收的旧警察局档案材料一部分遗失，一部分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在残余的档案材料中，有一份卢福坦招供时提及康生被捕乃至叛变的具体细节报告材料。除了卢福坦，中共党内知道这件事的还有一个人——陈赓。但是，陈赓始终没向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此事的是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一九五三年初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曾派专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亲眼看到了卢福坦的这份报告材料。饶漱石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康生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当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一九五四年二月，“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发生，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一九六〇年代，谢富治又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档案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但是，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他更不知道卢福坦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台湾情报部门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被蒯大富等人首先获悉，并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才知道卢福坦将其“招供”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好保密工作，居然让卢福坦在提审时谈的内容公开上了简报。

　　康生一面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康生从来没有被捕过；他自己则辩白说：“如果我被捕了，也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另一方面，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提出处决要求——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五十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则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因为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终究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秘密调查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摘自《世纪风采》）毛泽东派出的[卧底]

　　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文史参考》刊登了《王秉璋“卧底”》一文，介绍了一段历史往事。

　　现摘登如下一

　　去年，章诒和的两篇文章，涉及到一些文化名人卧底的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争议。其实，在那个年代的政治生活中，卧底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身边，也发生过有人卧底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两个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在会上，以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为一方，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为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会议记录送毛泽东后，他看到陈毅的发言中重提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勃然大怒。二月十八日，他把叶群叫到住所谈话：“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永远忠于毛主席。毛泽东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又批评，又挖苦。接着，不但在政治局会议上让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受批判，在军委会议上让他们作检讨，还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中央文革甚至在北京举行了十万人的大游行。

　　几位元帅和副总理挨批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特别担心老帅们在军队中的影响。据回忆记述：

　　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帅，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西山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都有哪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刘素媛还告诉叶群，毛泽东要王秉璋注意经常了解一点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泽东的意思告诉了他，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

　　后来，王秉璋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判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用很大。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

　　回忆者评论：“王秉璋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一九六七年“五一”节，毛泽东批准除谭震林以外的其他老帅和副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们总算暂时过了一关。

　　王秉璋一九五五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七机部部长兼空军副司令。“文革”初遭到揪斗、关押，得了肝炎，他的妻子通过吴法宪、叶群找林彪求情。林彪让叶群报告毛泽东，七机部是重要的机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也要两弹一星，于是同意解放王秉璋，还派他到老帅们身边卧底。到底是老帅们真的“接受教训”，转变了态度？还是他们意识到王秉璋为何而来，有意表现给他看？或是王秉璋同情老帅，专拣毛泽东爱听的写？只有天知道了。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王秉璋被视为“上了林彪贼船”，撤职、审查关押长达十年。一九八一年免于起诉获释。但直到二〇〇五年去世，他也没有得到一个政治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