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1章 往事：一九七八

　　李洁非

　　一九七八年有多重的历史意义。一、政治方面，开启了邓小平时代，重要性可同一九四九年并立；由此进入曲折然而充满锐气的改革开放时期。二、是社会、国民勇敢表达和追求物质及个人利益之始，是“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这一庶民价值观复活的开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旧道德逐渐作古，对财富、享乐的向往以致崇拜逐渐成为完全正面的情感，就像清末民初“咸与维新”一样，国民开始“咸与逐富”。三、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析分明显，非主流话语启其端倪，从此，精神思想出现两条线索，博弈过程贯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终于基本形成彼此并存关系。

　　精神话语的整一性，从建国起维系到红卫兵运动式微和知青运动开始。以前，自上而下只有一种声音，至“文革”初达于极致；之后，绚烂已极、归于平淡，也可谓物极必反。红卫兵向知青的转换，诱发独立思考。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使思想分化进一步加剧，普遍开始自发的精神探索。地下思想群落在知青和城市青工聚集地广泛形成，借读书、通信和文学创作等，有持续而稳定的活动，唯处于地下状态，未获公开表现的机会。

　　其首度展示于公共空间，即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为民议不满，随后周恩来逝世令民众情绪更加激化（此尽可借“周总理遗嘱”伪造案窥之），经过两三个月的积累与发酵，终酿成“天安门事件”。突然之间，民众在广场和街头用诗歌、演说、挽联、标语等，发出不同于报纸、电台或文件的独立声音，为建国二十余年来所仅有。“丙辰清明”实际上宣告官媒全权代言民意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一含义，在“四人帮”垮台后，围绕“天安门事件”平反与否，继续延伸。“两个凡是”作茧自缚，拂逆民意，使民众自行表达的愿望益为强烈。事情胶着两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由北京市委予以宣布。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平反本身构成新的契机，民意深受鼓舞，从胜利喜悦中品尝巨大的自信。

　　这样，已存在数月的“西单墙”现象迅速升温，很快便到高潮。同类情形，不只见于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规模不等的表现。例如，上海的“人民广场”。笔者那时刚入复旦大学读书，大约十一月下旬听说人民广场场面热烈，遂偕同学前往一观。但见人流不息，到处在辩论，但秩序良好。

　　回忆当时，笔者思想犹为自幼一贯的课堂教育所限，将毛泽东拜为偶像，初闻现场各种自由论说，极不适应。然而经此一幕，不觉间启动独立思考意识，多读多辨之后，终于走出心障。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也许普遍有此体验。如今可以确认，一九七八年人民广场的见闻，于笔者是启智之始。

　　所谓“西单墙”，在今电报大楼以西。当年，因地处闹市口，近傍一座大的公交站（北京人所时称的大1路、大4路等公共汽车在此停靠），人流如织，所以人行道边上一堵约二百米长的灰墙，常被贴上寻人启事之类便条。一九七八年春季起，先是有百姓在此张贴告状信及申诉材料等，后来出现了言论性的大字报，就政治及思想问题表达个人之见。“西单墙”取缔后，灰墙被修成带玻璃窗的宣传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拓为西单文化广场。

　　在其短暂历史上，《中国青年》复刊风波是重要的时间窗。

　　《中国青年》为共青团中央所办老牌刊物，“文革”间停办。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筹备共青团“十大”，同时决定《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等三家报刊将在团代会前后陆续复刊。八月，团中央“十大”筹委会决定，《中国青年》于九月十一日正式出刊。

　　其时，“天安门事件”平反仍然未决，民议不便久之。《中国青年》编辑部在策划复刊时，注意到这绝佳的选题，“全国所有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敢碰。这肯定是个最大最敏感的‘地雷’。如果我们青年刊物敢于赴汤蹈火，大声疾呼，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肯定是惊天动地的。”（孙兴盛《（中国青年）复刊风波》，《百年潮》2008年第10期。）在读者，是众望所在；对刊物来说，则是精彩的亮相。

　　围绕这一方案，复刊号形成以下主要内容：

　　一、“童怀周”所编《天安门革命诗抄》。此系“四五”期间民众诗歌集本，编者是北京二外汉语教研室一些教师，集体化名“童怀周”。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周年后，该集本就以非正式出版物流布民间，但作为公开发表尚属首次。为避风头、通过审查，《中国青年》未用《天安门革命诗抄》原题，改为《青年革命诗抄》。

　　二、发表题为《革命何须怕断头》的人物通讯，传主为北京青工韩志雄，一位“天安门事件”的活跃分子。

　　三、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论文《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提出大破“现代迷信”，号召青年“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指出科学与迷信之间斗争是长期的，眼下现代迷信妖雾既未散去，今后亦难免再现借“高举”营私的政治骗子。

　　四、通过复刊词《春风吹又生》，欢呼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九月十日，复刊面世的前一天。北京地区承印的六十万份全部印好，编辑部一面将样本送呈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等，一面向社会发送杂志，约已发送出去四万多份。

　　正在此时，情况突变。

　　当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汪东兴打电话给团“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指责《中国青年》复刊号有严重问题。韩英当即电召杂志社负责人，宣布全国各印点马上停印停发，已发至北京地区各邮局的要设法回收，已到读者手中的那四万多份，将来也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

　　参与复刊工作的编辑孙兴盛，后来写道：“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编辑部早有预料，这期刊物肯定会招致一些反对和批评，但万万没想到竟遭如此厄运。大家愤愤不平地说：解放三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此话如果不错，则《中国青年》复刊号停发收回事件，就在当代新闻出版史和思想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笔。其特殊性，就在于“解放三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这种情形终于打破。过去“从无先例”，不仅是控制较严，从精神思想状况而言，也确无从出现需要“停印停发”的书刊，原因如前所说：精神话语一直维系着很高的整一陛。现在则不然，即如《中国青年》这种官办刊物，也开始不与“上面”严格保持一致。

　　九月十二日，韩英传达汪东兴对于如何处置的具体指示：九月十四日，汪又在人大会堂召集编辑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概括起来，有以下内容：一、必须增加华国锋题词；二、增加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三首和毛的照片；三、对《革命何须怕断头》和《青年革命诗抄》进行图文删削；四、“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有影射毛主席之嫌”；五、不得妄谈“天安门事件”：“你们写的是‘天安门事件’，诗歌全是天安门的诗，画也是天安门广场。谁看不出来？！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定了的。”

　　事情实际不了了之。编辑部做了无关痛痒的改动，叶巴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其他的都不动。“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编辑部以组织名义，”越级给华国锋和五位中央副主席写信，说明情况，而华国锋认为无须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其他副主席亦持同感。这样，汪东兴态度趋于缓和。他对编辑部人员转述说：

　　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毛主席诗词不登，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了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都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这也是你们信中说的。几位副主席同意你们的意见，说他们代表组织来的信，不同意怎么办？华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电话，批还是批一下。我说把握不大。华主席说，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华国锋没有支持汪东兴的做法，不觉得只登叶帅题辞未登他的（实际事出有因，编辑部作了解释），以及未登毛泽东照片和诗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由此可见，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决策与信息》2008年第11期）中所述华国锋温和宽厚，言之不虚。当时在一些事情上，华国锋或许欠缺些勇气，或许不能开风气之先；但是，他不阻拦别人。“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这样的话，难以从心胸狭隘、锱铢必较者口中说出。

　　停印禁发导致《中国青年》复刊号大热。当它经整改而重新发行时，首印二百七十万份，全国迅即抢购一空，随后再印三十多万份，单期销量逾三百万份，创下该刊最高历史纪录。从此，“愈禁愈火”大抵成为规律，凡责令停发、收回的书刊，无不受到民众热烈追捧。这一奇特现象，如实地反映两种话语的逆向而行。

　　以上，将《中国青年》复刊号遭禁过程略述一遍，回头再讲此事与“西单墙”的关系。

　　却说九月十日上午，汪东兴下令收回之前，部分复刊号流入京城社会。先睹为快者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众人交口称赞，大呼过瘾。没有这份杂志的人，下午上街购买，“回来说，买不到，不准再卖了。”

　　李凌，时为《未定稿》编辑。三十年后，他回忆同事们当时的心情：

　　我们想，“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粉碎两年多，仍未平反，现在《中国青年》又被扣押，肯定遇到巨大压力。（后来知道是汪东兴下令禁止发行的。）我们应该尽力支持，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些文章，读到这些悲壮的诗篇，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他们设法从《中国青年》编辑部得到一本杂志，李凌和另两位编辑王小强、王晓鲁，叶巴杂志拆开，一页一页贴在大张白纸上，并在重点文章和诗篇上加了鲜明的大红标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又用红墨水大字写上一段按语，大意说：这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不知为什么，街上买不到了，现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请大家评议。

　　如此，经过拆分和粘贴的《中国青年》复刊号，成为一份大字报。李凌和另一同事聂峙砥女士，带着它以及一桶糨糊、一把笤帚，赶往“西单墙”。“一到那段墙下，我就赶紧刷糨糊，她急忙往上贴。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

　　张贴受到阻拦，“两名戴着红袖章的持枪士兵前来干涉，吆喝：‘不准贴，不准贴！’有一个士兵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命令说：‘你们不能贴！’还说：你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显然，那时”西单墙已处在监控中。

　　但是，周围群众前来帮助李、聂。有些入围着士兵，一面相劝，一面形成屏障，使张贴能够继续：另一些人，帮着聂峙砥往墙上刷糨糊。眼看要贴完，群众帮助李凌脱离控制，“低声叫我‘赶紧走，赶紧走！’我得以脱身”。两名士兵并未坚持带李、聂“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大字报也没有被扯掉，他们的态度更像是例行公事。

　　这份“特殊的大字报”，大大提升了“西单墙”的人气。复刊号被禁之事，不胫而走，现在，“传说中的杂志”终于露面，岂能不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睹为快。

　　张贴了《中国青年》复刊号的“西单墙”，很像后来的网上论坛，“主帖”后面有无穷无尽的“跟帖”——很多群众奋笔而书，把或长或短的感想、评论、声明，贴在复刊号周围。至此，“西单墙”真正成为北京的焦点。

　　至少在形式上，“西单墙”接受了“文革”的馈赠。这层渊源，历史研究者不仅不必回避，而且应予指认。直观看去，“西单墙”与“文革”间到处搭建的大字报栏不分轩轾，样式和气氛都像——虽然内容大不相同。这种形式与内容间的不协调，受限于现实，事出无奈。《沉沦的圣殿》编者在第五章《（今天）的创刊与黄金时期》认为，产生“西单墙”的原因之一，是“公开发行的国家出版物”未能“与民间舆论同步成熟”。

　　以文学为例。关于“文革”后文学，教科书习惯性地把其开端写得生意盎然，好像“四人帮”一倒，文学的春天随之就来。其实基本不是那个样子。

　　一九七八年“文坛”处在什么状态？是年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有个高端会议，《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大刊物编委会联席会议，“文坛”重镇基本到齐，此外有各地知名文艺理论家。刘锡诚先生作为工作人员，留下会议发言详细笔录，如今他将其整理后载于所著《在文坛边缘上》。阅读这些记录，可对一九七八年“文坛”有直接印象。

　　蒋孔阳先生郑重提出：“第一，是恢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性。”乍见此语，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过，看到赵寻提出“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就稍稍理出了头绪。所谓《纪要》，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成文于一九六六年三月。这个文献，隶于江青名下，实际是在毛泽东直接部署、亲自修改三次的情况下形成，其产生经过请参阅笔者的《“文艺革命”述略》（《钟山》2010年第1期）。由于这层关系，按照“两个凡是”，虽然江青倒台了，《纪要》还是不能动。但《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提出与“继续革命”相适应的一套文艺政策。与《纪要》相比，《讲话》的尺度不算过苛。所以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上，提出“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恢复《讲话》“权威性”，被视为文艺解放的一条途径。

　　这颇能说明一九七八年“文坛”的状况。当时体制内文学，尚在争取从《纪要》退到《讲话》，换言之，设若能以《讲话》为准，即皆大欢喜。如此辄不难于弄懂，为何《伤痕》或“暴露文学”的出现，让人痛心疾首——连《讲话》对“歌颂/暴露”的规定都是可以跨越的么，这远远超出于那时“文坛”所能达到的思考限度。

　　这且不说，看看林默涵的发言，我们对粉碎“四人帮”已历两年之后“文坛”思想究竟抵于何处，会有更真切的了解。他集中谈论了《纪要》发明的“黑八论”问题，但不是从驳斥角度来讲，是从自我辩护角度来讲。他逐一讲了“写真实”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真人真事”论、“无差别境界”论等，每讲一处，都附上“是我们批评过的”这样的说明，之后他总结道这些论调都是我们批评过的，“四人帮”却反过来，加在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提倡的。

　　简单概括一下：他不认为“黑八论”批错了，只是纠正说，“我们”对“黑八论”的批判其实还早于“四人帮”——他以“四人帮”批判的正是“我们”批判的，来证明没有什么“黑线”。这意味着，晚至一九七八年十月，“文坛”一位重要领导者，在公开场合明确肯定了所谓“黑八论”的存在，继续主张“十七年”文艺界的批来斗去是正确的。

　　由此，能够体会会议思想气氛如何。只有冯至的发言，闪现了火花。他结合自己对德国的认识，批判说：“想出种种残酷的办法来虐待人，在世界史上只有德国的希特勒和我们中国。”“德国人有一种奴性，对上级卑躬屈节。我们中国人，这种奴性也没有很好解决。是否需要有一个启蒙运动？需要一个启蒙运动，来把野蛮的、残酷的东西肃清。”长约二万五千字的全部发言记录，大致“与民间舆论同步”的，笔者只见到这么一段。

　　这次汇聚了众多重量级人物的高端会议，带给我们一个印象：对于时代，“文坛”是滞后的。如日不然，不妨看看一篇《伤痕》如何就把“文坛”搞得心劳意攘，一副“不能承受之轻”的样子——更不要说，还有人居然跟“四人帮”比谁更早批判了“黑八论”——这样的“文坛”，没有办法容纳文学中那些新鲜而有活力的因素。

　　所以才有《今天》一类自发文学、草根文学、民刊文学。它们进不了“文坛”，只好走向街头，出现在“西单墙”那样的地方。四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文坛”刊物相比，《今天》以近乎于零的物力，惨淡起家，却办到那样的水准，取得全国性影响，给以后文学注入重要、新鲜的养分，成为文学史上不能绕过的存在……这一切，让我们切实领受了解放中的时代所赋予文学的充沛活力。显然，《今天》的成员们，抓住了这种活力：而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的“文坛”显要，却没有抓住。

　　《今天》的源头，可溯至林彪事件后北京地下文艺沙龙和白洋淀知青聚居点的自发性写作，自那以来未尝中断，但始终没有机会使作品与公众见面。他们采取自行打印或油印成册的方式，在很小范围中交流。例如，北岛在一九七八年上半年，芒克在一九七八年八、九月间，都自制了个人诗作的打印、油印本。芒克说，自制诗集“可以说是办《今天》的一个引子”。（《沉沦的圣殿》，《芒克访谈录》，唐晓渡）

　　不过，“西单墙”使自发性写作走出封闭，闪出机会。

　　北岛述说，一九七八年秋季某日，他、芒克和黄锐三人小聚，“大家认为现在形势不错，然后，我就说我们是否能干点事儿——我说办一个刊物，当时，芒克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只要有人‘煽动’他，他马上就会跳起来。芒克说：‘好，咱们干。’”（《沉沦的圣殿》，《北岛访谈录》，唐晓渡）

　　而芒克的回忆，将背景交待更清楚些：

　　就在我们忙着印诗集的同时，西单墙已经贴了许多大字报，还不断有上访的人游行。到十月，气氛相当热烈了。一次我、北岛、黄锐一起商量，觉得应该寻求一种更有力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声音，结论是应该办一份文学刊物。（《沉沦的圣殿》，《芒克访谈录》，唐晓渡）

　　编印经过不尽一一。这里举其一隅：纸的来源。当时纸张控制很严，个人难以致之。芒克说，他正好在造纸总厂工作，“就请朋友们一块儿往外‘顺’”。北京人所谓“顺”，是对道德问题加以规避之后的“挟带”或“偷”的同义语。这样，“顺”了不少纸，加上设法自购一些，在文学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民刊《今天》方得问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刚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那天，第一期《今天》印毕，翌日，与社会见面，方式是张贴。第一份张贴出来的《今天》，出现在“西单墙”，然后依次是天安门广场东边一排大木板、王府井某家大商店的门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部和虎坊桥《诗刊》编辑部。第三天二十四日，在北大、人大两所高校张贴。

　　各处反响无不热烈，驻足阅读者甚多。张贴处留有编辑者通讯方式，提供邮购并征求订户。同时，也在“西单墙”等处搞现场零售。销路迅速打开。第一期一千册，连邮带售很快告罄，远不能满足需求，又加印一千五百册。

　　经第一期的张贴，许多有志于草根文学的人留下联系方式，愿意加入《今天》的工作。这样，第二期的时候，组成了编委会，并确定主编（北岛）和副主编（芒克）。

　　第一期出版后，发生了芒克代表编辑部在一份民刊联合抗议书上签字的事情。为此，编辑部发生激烈争论，大部分人均不认可芒克此举，认为《今天》只应是文学刊物，不涉及政治，争吵竟致《今天》分裂。

　　随即重建的《今天》因此有所规约。从内容看，《今天》专注于艺术性开拓，明确自己致力于非主流文学探索的使命，简单说，就是使那种为“文坛”所不能接受的作品得到出路，搭建体制外作家艺术家的交流平台。《今天》由此找到了定位和角色，它的作者群，以及所联系的各类青年艺术才俊，不单广泛，而且以后多成大器。这当中，除北岛、芒克自己，有食指、舒婷、顾城、杨炼、江河、阿城、艾未未、史铁生、陈凯歌、万之、梁小斌……由这名单，我们不仅面对“朦胧诗”的全部主力阵容。亦遥见知青小说、“寻根派”以至新兴艺术的幢旗。

　　《今天》，标识着自发文学或草根文学确凿地独立出来。从此，当代文学的线索不再是一条，而是两条。在“文坛”内，文学凭其建国以来一贯的体制和组织架构，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在“文坛”外，自发文学或草根文学则仰承时代的起伏变化，也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它们一个居于主流，一个处在边缘；一为庙堂，一为江湖。庙堂这一边，按部就班，稳如泰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发表、出版、研讨、评奖、职称、住房……应有尽有；江湖这一边，时起时落，忽隐忽现，断断续续，自生自灭，至论新鲜、探索、激情和活力，辄胜于庙堂。

　　后三十年文学大势，概约如此。五“西单墙”是特定条件和时期的产物：与政治走向有同步性，承载民众精神探索的愿望，又是各种现实矛盾、历史遗留问题汇聚和宣泄的管道……是复杂的混合体、多种意志的共生物。

　　在访谈中，北岛谈道：

　　我还记得邓小平在十一月十六日接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的时候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个加拿大记者在西单墙前面转达了和邓小平谈话内容。当时聚集了好几千人，我也在场。当时没有扩音设备，所以他的讲话是被一层层人声传达出来的。（《沉沦的圣殿》，《北岛访谈录》，唐晓渡）

　　这段回忆的内容本身，即如一首交织着多重旋律和声部的乐曲。邓小平不无支持甚至肯定的态度，民众聆听、倾听时的专注和隐然透出的亲切感、兴奋感，以及一个外国人置身北京街头、向中国民众“转达”邓小平谈话内容这略显怪异的场面……某种彼此交集、穿插、难以分解的感觉或气氛，唯一九七八年可见，大约也只属于一九七八年。

　　上述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的谈话，见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因年月已久，北岛有两处误记：一、会见时间不是十一月十六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客人佐佐木良，是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不是社民党委员长。有关“群众贴大字报”（实即“西单墙”）的那一段，《人民日报》所发新华社消息是这样报道的：

　　有关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邓小平副总理指出，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觉悟是了不起的。广大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是顾全大局的。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

　　由于刚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理由认为，邓小平以上谈话能够代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层对于“西单墙”或类似现象的看法。现在网上有一些材料，显示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叶剑英、胡耀邦对“西单墙”均予肯定，由于材料目前还是非正式性质，这里暂不对原话加以征引：但邓小平对佐佐木良的谈话，确实说明截止一九七八年年底，高层未以“西单墙”为负面的事物。

　　翌年十一月下旬，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当时担任采访任务的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这样说：它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和精神”而召开，“特别讨论了‘西单墙’的问题。”（《“西单墙”是怎样消失的》，《新闻记者》2001年第2期）亦即特为解决“西单墙”问题召开。

　　李尚志将其现场记录的部分委员发言内容，抄录文中。这些当年所不见的材料，对了解“西单墙”的结局，自然很有意义。

　　几乎每位委员发言，都提到和围绕“安定团结”四个字；而我们知道，这正是一年前邓小平对佐佐木良谈话的基本观点之一。当时，邓讲了两点：一、肯定“西单墙”是“发扬民主”；二、希望顾及安定团结。从委员发言来看，如今认为“西单墙”已经有损于此。

　　在这一总的看法之下，委员们从各自角度反映、说明、论证了“西单墙”的危害。

　　张福财委员说：

　　你北京有个“西单墙”，下边省里、市里也有个类似的墙；北京不处理“西单墙”，省里、市里就不敢处理他们那里的什么什么墙。因为下边看上边，地方看北京嘛！北京把“西单墙”处理了，下边也就有了依据，就会把下边那些类似的“墙”拆掉，全国才不至于乱，才不至于出现“文革”那样的动乱。“西单墙”到了该拆的时候了。还有上访问题，上边提倡上访，又给路费，又是接见，报纸上一个劲地支持，弄得下边很难办。下边对宣传教育部门意见很大，特别是宣传上的片面性，人民群众是有意见的，思想解放不能没有边……

　　由此可知，“西单墙”已形成示范效应，引起全国模仿，像滚雪球那样有越滚越大之势。他连带批评了“上边”鼓励上访和宣传媒体的思想解放，视为“乱象”。

　　李瑞环委员说：

　　“西单墙”一开始就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我们有些同志还支持，这也是不正常的。你看看“西单墙”上那些内容，都是“文革”那一套，打倒当权者，你下去我上来，为什么我们整治不了呢？我看应该对它采取措施。有些人打着“民主”的幌子，到“西单墙”上去贴大字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出卖情报，还有些人在那里聚众闹事，堵塞交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这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能容许的。如果容许少数几个人的“民主”，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民主。如果照顾这几个人的“自由”，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自由。他同样认为宣传工作上离开了马列主义、有自由化倾向，这也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觉得，当前一些报刊在关于民主问题的宣传上，不仅有片面性的毛病，而且也有时机上的错误。我们刚刚打倒了“四人帮”，刚刚结束了“文革”十年的搞所谓大民主的动乱，不集中力量批判无政府主义，相反却一个劲地片面宣传什么“民主”，我看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

　　显然，“安定”与“动乱”是各位委员所突出的主要矛盾，“西单墙”则被认为有导致动乱的严重潜质。

　　这样谈问题，或者这样来思考，其实有特殊的语境。那就是，中国刚刚走出“文革”。“文革”一物，有个怪异而且背反的特色：虽然它根本是反人民、反民主的，但在形式上却采取了所谓“大民主”——把所有秩序打得稀烂，上天入地，为所欲为。当其曲终人散，“文革”实际上给中国人造成一个惨痛记忆或恐慌：民主，将会带来社会动荡和动乱；甚至，民主就等于“乱”。知识分子自不会有这错觉，但绝不要低估千千万万百姓蒙此心理阴影的可能性。中国似乎就是带着这种记忆走出“文革”，并非只是国家决策层警惕再度动乱，大部分普通百姓也确实惧怕和厌倦动乱，他们的表述是“折腾不起”。

　　前面提到，尽管“西单墙”与“文革”内容截然不同，但因时代和条件的制约，它却无奈地借用了“文革”的形式或外观，在视觉上颇易相混。其次，一九七九年冬末春初以后，“西单墙”本身也发生一些变化，内容与话语渐集中为两种，一是特殊人群（如上访者、知青等）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二是精英思想和精英立场。这两者，民众一般感觉与自己关系不大，或者说，不在普通百姓所理解和关心的“现实”之内。

　　李瑞环所说“如果容许少数几个人的‘民主’，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民主。如果照顾这几个人的‘自由’，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自由。”其实颇有依据。什么是“全国人民的民主”、“全国人民的自由”？亦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饱尝“文革”十年乃至此前整整三十年之苦的老百姓，普遍希望迎来“太平盛世”，踏踏实实“过日子”。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今。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中国国民心态和觉悟有问题，鲁迅早年即苦于“寄意寒星荃不察”，然而揆诸历史与现实，至少一百多年祸乱不止，如今老百姓只想“一心一意奔小康”，并非不可理解。

　　应该看到，在思想解放运动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已走上分化之路。起码精英立场、知识分子使命感，与普通百姓的价值观之间，南辕北辙。后者坚定地向往“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而且随着物质生活改善的日益落到实处，态度也愈加明确。时至于今，精英阶层“修齐治平”那一套，在社会上基本货而不售。

　　对此，不能简单论以对、错。现实从不无缘无故。凡现实即合理，反过来，凡合理亦当合于现实。以此而言，邓小平的凡事服从“大局”，尊重实际、忍耐缺陷、理智治国的思路，可谓深谙民意、洞中肯綮。

　　所以，“西单墙”会在他曾表嘉许之后一年，由北京市人大、市政府拆除——当时宣布是“搬移”，从西单移到月坛公园。又一年，一九八〇年九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对一九七八年，以一词形容足矣：大开大阖。

　　阖，门板之谓；用为动词，意“闭合”。《易·系辞上》：“一阖一闢谓之变。”一九七八年，有所开，有所阖。开阖之间，时代转换，新局成形，就此奠定三十年改革开放、以稳为重的基业。读《悦读》随感王学泰从七月底到八月中在同仁医院作针灸，由于大夫医术高明，就诊者很多，每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耐心排队挂号和候诊。此时就以《悦读》为伴，消磨时间。不料越读越有感触，便随手简要地记在书眉上，有暇整理成文。所涉及的文章不少是熟人或师友的作品，引文中一律称名道姓，临文不讳，尚祈鉴谅。

　　讲人道先从对“坏人”开始王培元的《百姓的苦与公卿的苦》中的所引资料，虽然大多也知道，但经作者的编织，读来还是感到痛楚。现在年轻人戏论史书，每好讨论“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实际上，如果做老百姓、特别是当农民，哪个时代都差不太多，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年胡适提出“五鬼乱中华”，呼吁中国人发展教育，赶走“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梁漱溟驳斥胡适说“五鬼”皆因帝国主义，胡适反问道，难道帝国主义没来之前，老百姓生活就很幸福么？问得梁漱溟张口结舌。

　　大乱一来，玉石俱焚，不仅民不聊生，公卿贵人也没有好果子吃。“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尽踏公卿骨”，这是韦庄《秦妇吟》中最尖锐的诗句，使得公卿们很没面子，弄得韦庄也以此佳句为讳。朱元璋做了皇上以后，也曾以忆苦思甜的方式，诉说元末战乱给全民带来的苦难。他说，我亲眼见到各个阶层的百姓全家在战乱中流动，“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大诰》三）。两千年来太多的战乱，太多的苦难，使得人们对生命、对苦难麻木起来。受罪、受苦、不得好死等只要没有摊在自己的身上，都是漠然处之。

　　严格来说“文革”不能算“动乱”，那是一场有精密部署的政治运动。其目的就是要“触及”人们的“灵魂”。在主持者看来，被整的人，皮肉不受点苦，哪能触动灵魂？因此，参与运动的中国人充分调动了聪明才智，用了许许多多人们想象不到的手段折磨他们心目中的“坏人”，甚至为了满足折磨人的心理需求，随意制造出一些“坏人”。此文中叙述刘少奇、彭德怀、吴晗、罗瑞卿、张志新、林昭等人所遭受的苦难，真是令人发指，感到这是大悖人道的。因为他们好人遭难，分外令人愤愤不平，认为极不人道。我们换位一想，如果他们都是“坏人”，这样对付他们就人道、就正确吗？

　　长期以来，我们把人道看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是为了争取敌人、瓦解敌人。我们看重的是“目的”；工具、手段可以随时调换，原则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换句说只要认定了他是“坏人”，怎么对付他也不为过，因为我们总是宣传“坏人”对“好人”的残酷，其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对待他们。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这样反复来去，把人恶性（或说兽性）都调动出来了，什么残酷的、不仁的手段都能拿得出来，许多都超出了人的底线。我认为评判一种社会行为，不要老听当事人所说的“目的”，因为目的可以编造，应该多看看他们行事的手段。目的往往是抽象的，而手段是实实在在的；未有野蛮的、无耻的手段能够达到文明目的的。当年斯大林审判布哈林，布哈林是经过多次革命考验的老革命家，居然也因为要维护共同得来的“伟大的事业”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他不想一想，斯大林用那样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还有什么“伟大的事业”？

　　当前社会中，“四气”泛滥——浮躁之气、猜忌之气、暴戾之气、痞棍之气。有的人归咎于改革，实际上大多是“斗争时代”的产物。阴谋诡计、刀光剑影、鸡争鹅斗，不仅分裂着社会，也在毒化人们的灵魂。经过三四十年，人们终于认识到“人道”以及其背后的博爱思想对国人的重要。对好人讲人道现在没有分歧了，其实对“坏人”也要讲人道，而且讲人道应该从“坏人”做起。不仅“坏人”与好人之间没有严格界限，更重要的是不讲人道，戕害的是自己。那种动不动就把“妓女”、“小偷”弄来游街的，不仅戕害了主持者自己，也毒害了广大的看客。

　　我们为什么才追求真理？

　　读了陈四益的《想起胡绳》，其中有一段很有趣。陈先生问胡绳：“当年你们都是反对钳制舆论的先锋。那时你们确信思想不能查禁，真理不能封杀，它必然会赢得群众。所以尽管政权在国民党手中，报刊也大多在他们手中，你们除去思想与自信，两手空空，但无所畏惧。为什么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报刊也在共产党手中，反而好像缺乏了当年的自信？对那些不乐意听的话，难道不能用说理的方法，而定要用查禁的方法？”胡回答“现在不同了”。“现在掌权了”。“掌权了，就怕乱”。“当初乱，是乱了国民党”。我们从胡绳先生回答的思路很容易看出，当初的“反对钳制舆论”，打破思想禁忌、去追求真理的目的就在于“乱了国民党”，是为了夺取政权；那么自然反观现在的“反对钳制舆论”的人们，认为其打破思想禁忌的目的也在于“政权”了。其实这是许多国人的思路。我们为什么追求真理？它是价值理性，还是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

　　人类追求真理的热情，源于对自然和社会奥秘的好奇。虽然自古以来的经世致用的观念往往对学者有影响，但大多的青年人出于上进求知的热忱，才那样积极去探索。当年“乱了国民党”云云只是一些从事政党组织者们的想法，至于当时的广大青年未必作如此想。就连胡绳本人当年也未必如此，这只是他对“钳制舆论”一种辩解。在上位者是不相信有单纯追求真理的？还是为了打压异己的意见故意把真理追求者说成有政治目的呢？

　　政治家、革命家为什么都专横？

　　作者讲完了当年的热情追求真理的青年变成赞成“钳制舆论”的当权者以后，又讲了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鲁迅说文艺家不安于现状，革命家也不安于现状，政治家维持现状，前两者曾一起改造现状，受到政治家的打压，待革命成功了，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家，文艺家仍旧不安于现状，因此就会受到以往的革命家、现在的政治家的“排轧”乃至“割头”。好像有点道理。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文艺家与革命家虽然都不安于现状，但两者表现是不同的。文艺家只是写一写，或说一说；而革命家是真刀真枪。只有极权社会的政治家才把两者等同起来。维持现代社会主要方法是“法治”，哪能凭政治家的“喜欢不喜欢”决定文艺家的存留？鲁迅说的革命家、政治家对文艺家的专断不是由于他们有真理、得人心，而是因为他们有权力，或说有暴力工具。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从丛林走出的历史，如果革命不能把文明程度提高，那么它与以前造反、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呢？

　　最洋与最土的结合读胡平《南方大山间的小小苏联——“苏维埃运动”侧影》我觉得第四段两句说得最到位：“最洋的与最土的结合；最富先验性的和最富本能性的结合”。近百年来，革命运动闹得最厉害当属湘赣两省。为什么？原因很多，如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割据势力强，山区与半山区的封闭性等等，其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很少有人说，就是游民众多，形成了各式各样造反活动，有形式不同的，但不属于政府管辖的武装集团（比如客家大族多有武装）。江西省是中原（包括安徽）地区遭受天灾人祸以后的流民南下的第一站，从江西有的辗转到福建、广东、湖南、南洋，有的就在当地沉积下来。用专门从事赣南地域研究的黄志繁的话说这是个“贼”、“民”难分的地区（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这个地域的人造反精神、主动进击精神强。台湾学者龚鹏程原籍江西吉安，也就是毛泽东诗词中所说的“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吉安，也是苏维埃活动中心。他在《侠客行》中写父亲口述中的老家也是充满江湖豪侠之风的地方，当地“杂有许多武犷豪侠之气。因为乡居朴鄙，为了争资源、斗闲气，村子间经常械斗，教打习武之风甚盛”（《侠的精神文化史论》）。湖南东部可视为江西的延展，太平天国之后，特别是曾国藩等解散湘军以后，游民组织遍地，山、堂、香、水林立。底层社会有很强的力量。湖南闹灾时“吃大户”就是极平常的事，不待有“农民运动”。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白石老人自述》中说到他湖南湘潭老家百姓生活之苦：“逢到灾荒，就没有饭吃，为了活命，只有去吃富户一法。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但是，他们这一群去了，另一起又来，川流不息地来来去去，富户存的稻谷，归根结蒂，虽没吃光，也就吃得所剩无几了。”这说的是清朝光绪二十几年的事，离湖南农民运动还有三四十年。农民之所以有这样威力，一是传统，二是乡间有“破靴党”。齐白石说这是“不安分的读书人”实际上就是有点文化的游民（我称之为“游民知识分子”），这些组织性的活动都是他们组织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稿中也把“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视为“革命先锋”，他们就是齐白石所说的“破靴党”。游民希望社会动乱，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游民具有主动进击精神，敢于“得出手时就出手”。历来所谓农民起义都得有游民做领导和中坚（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朝的洪秀全），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有临事应急的手段。而农民大多是宗法农民，他们受着宗法、土地和行政的多重束缚，如果没有游民的领导和鼓动，天灾人祸之来，他们只有等死的分，这也是为历史证明的了。从陈胜吴广开始，这二位不就是失去宗法和土地的游民，为人佣耕；他们经过游荡，开阔了眼界才会说出“苟富贵，毋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会神道设教、才会用各种手段鼓动人们去冒死“举大事”。湖南、江西近百年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就与两省多游民有关，因此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有“最土”的一面。然而这次革命运动毕竟与以往底层社会的武装反抗不同，它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它也未必灌输到每个参与者的头脑里去了）和启动经费却来自遥远的异邦——苏联，而且连名字——苏维埃都是从那里照搬来的。据说（见张国焘《我的回忆》）当地老百姓不懂得“苏维埃”到底是什么意思？有聪明人解释说：“我们这里最早打天下做皇帝是苏兆征，他战死了，苏维埃是他儿子，这是太子继位。”可见不论多洋的东西，到了老百姓那里，他们自有“最土”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扎根于社会现实生活，来自他们所受的文化熏陶。

　　毕竟是书生

　　年轻时读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就惊叹钱先生如此年轻（写这些作品时他只有二三十岁）就如此洞悉世事人情，令人生畏。说好听点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难听点，不免有些老奸巨滑。后来又读《宋诗选注》论杨万里诗说“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觉得钱老太精了。可是读了《钱锺书邀请钱穆，尴尬与无奈》，我觉得钱先生毕竟还是书生。他懂得的那一套并没有熟练地应用到生活中去。例如请钱穆事明知被利用，还是被拖下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高调表扬了两个死人，厉声痛骂了两个活人。骂的人中钱穆就是一个。五十年前，他的老师吕思勉（从钱穆当年返校讲话中可见他与老师感情之深）劝他回来，他都婉拒。而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钱穆的侄子钱伟长正当红时，那时钱伟长是民盟副主席、政协常委，而且叔侄两人感情很深，钱伟长的名字都是叔叔钱穆起的，为什么不叫钱伟长写这封信？岂不更合适？另外我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乔木请钱先生替他改诗，钱先生真的给他改了，而且改得很多，最后还经过李慎之先生的斡旋。这都显示了钱先生不世故、书生气的一面。我想钱先生是这样的人，这套世故，他都懂，但书生气还是支配了他，使他很难实践。

　　冯亦代先生

　　读虞非子的《有一种痛死不瞑目》我也感到一种痛。去年章诒和先生在《南方周末》发《卧底》之前曾给我打电话，说及《悔余日记》和冯亦代先生事。当时我也大吃一惊，因为我与冯先生也有一面之雅，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平和淡定。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先生住西城前纱络胡同三号外文局宿舍时与我的发小好友胡天培是同院邻居，天培常常对我说及冯先生（他称“冯伯伯”）。一九八〇年初，我写了一篇批评郭沫若先生《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关于（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天培说“拿给冯伯伯看一看”。我们一同到了三不老胡同的冯家。冯先生戴一顶蓝毛线软帽，面色白皙，在我心目中是位典型的江南文人。后来这篇文章发在他主持的《读书》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上，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后发的第一篇文章，给我记忆极深刻。后来《读书》杂志又一直赠我，从一九八〇年代直到现在，持续三十余年，也属冯先生间接之赐吧。我对冯先生是很感激的。然而，诒和兄来电谈到冯先生在她家卧底事，声泪俱下，在电话的一端都能感受到痛苦给她带来的冲击。她反复说“一个读书人怎么能够这样干事呢？”我也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安慰她，只好说：“何必用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呢？”说老实话，我对冯先生这样有名的文化人的作为也感到难以理解。此后，天培也给我打过电话。他说，“过去我老疑惑不解的事，现在豁然而解了。一九六〇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很奇怪冯伯伯怎么老来打电话呢？现在弄清楚了，是向组织汇报情况。”前纱络胡同三号院只有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安在胡天培住的房间的门口，我也用过这个电话。天培打电话很方便，出门就打，冯先生要打电话还要走段路。那时除了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外，私人没有电话，冯先生汇报公事也得用这种缺少保密性的电话。

　　文人与知识分子

　　《悦读》一连发了几篇谈类似问题的文章，如王晓渔《在非常年代维护常识底线》，苗振亚《读书人的故事》，林谷的《从抢记王芸生临终回忆说起》都涉及到文人与知识分子解放前后的生活与思想问题。

　　我提一个大家都知道、但自解放以来很少用的概念——文人，并用这个概念来定义解放前活跃在各大城市的文化人。文人这个词是宋代产生、明代成熟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到了民国期间有了新的特点，他们多来自于背叛宗法家庭的逆子（如《家》中的高觉慧）或是出身于贫寒家庭（如蒋光慈、萧红等）的闯荡者。这些青年知识人大多对现实不满，有理想、有追求。但他们脱离了家来到上海一类大城市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却是生存。如果有家里寄钱（如高觉慧就用哥哥高觉新寄来的钱）还好办，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他们只好自己去挣钱，而挣钱之道绝大多数是卖文、做文人（郁达夫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就是写落魄文人的卖文生活）；有艺术才能的则投入娱乐圈（如聂耳）。这种挣钱方式是极不稳定的，因此文人们热衷搭帮结伙，以互相提携。比如组织社团，办同仁杂志，阔一点的办书局、出版社等，其第一目的就是为了生存，当然也不排斥有宣传自己的理想的意思。如果此时有现成的组织找到他们，又与自己志趣相投，自然更是积极投入。文人们有的选择了国民党，有的选择了共产党，他们一般都是党内的活跃分子。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整天讲哥哥妹妹的一类人，自己抱团，成为鸳鸯蝴蝶派，如陈蝶衣、包天笑、陈歌辛等。因此文人对组织有较强的向心力，并爱搞小圈子，不同的圈子之间容易争斗（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就是一例），而且无不以革命进步自诩，视他人为落伍反动。文人的理想和追求多流于感性，因此容易激进，容易接受革命，也容易颓唐。

　　知识分子，这是个新词，指自从西学传人，特别废科举、兴学校以后培养出的有专长的知识人，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人上承传统的士人的风范，还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学校就是以传授西学为己任的。知识人有专业，比较容易获得稳定的工作，如在学校教书，在工业、商业、金融系统工作，包括一些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公务员等。他们各有专长，凭本事吃饭，对于所谓组织、集团很少有依赖（国民党执政之时，也有许多从事技术工作的公务员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他们各自专注自己的学问，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小圈子，但其主要精力还是在专业上。他们大多有家有业，生活安定，不愿意把精力浪费在鸡争鹅斗上。他们也希望社会进步，但多持理性态度。被热衷革命的人们视为改良主义。

　　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组织大多有严密的组织规则，再加上“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加入组织者的后半生基本上就被决定了，而文人浪漫性格与奇情幻想往往会影响他们的坚定性，何况他们在统一的严密组织中又往往有自己的小集团呢？因此在解放前看来很进步、很革命的文人在解放后挨整最多、最严厉，下场也最悲惨。

　　解放后，“文人”这个词不用了，统称“知识分子”，如果分析起来文人的思考方式、行事的方式还是与其他领域的知识人有很大区别的。文人的改造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改造也有不同，他们往往是内部先斗，一拨整另一拨。《武训传》、“胡风集团”、“丁陈集团”（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二流堂”等事，虽然都有后面的大政治背景的操作，但也不能说与其内部小集团完全无关。在这个基础上，文人一批一批倒下，“最后用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这个名义把加入共产党和跟着共产党走的所有文人一锅端了。思想活跃的文人老党员夏衍先生从监狱出来后把过去的《剃头歌》改为《整人歌》：“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我听老所长许觉民先生说：“夏衍告诉我，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和周扬都关在秦城，‘文革’末期，两人同时得到释放通知，夏衍高高兴兴收拾行李就要走：周扬不肯走，要再呆几天，总结坐监狱的思想收获，向毛主席汇报。”从这个小例子可见夏衍先生还是文人，而同他属于一个小圈子的周扬已经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冯亦代先生的想法与做法和最终的痛苦是不是与他徘徊于周、夏之间有关，如果他彻底成了周扬或夏衍都不会如此痛苦了。

　　各个行当知识分子解放后的思想改造则比较难，那时与主流思想构成冲突的主要思想也来自这些人，特别是高校知识分子。他们还有与主流思想意识争夺青年学生的问题。因此，解放初期对他们的改造（主要是打压“自以为高贵”的气焰）主要是依靠广大思想进步的青年，那时青年也感到自己被重视是时代的使命，对于自己的老师、长辈是不假辞色的。他们忘记了在以往的学生运动中，这些老师是如何保护青年学生的了。北大的乐黛云先生是汤用彤先生的儿媳，我们从她的自述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自认为的革命青年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中坚作用。后来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讨论，“拔白旗、插红旗”的轰轰烈烈学术批判运动（当时就有人批判号称“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是最无知识的）都是以这些知识分子为标靶的，而批判的主力就是当时的青年学生。当然后来这批革命知识青年也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不过到此也就成了知识分子“改造”的最后一幕。

　　组织观念

　　关于冯亦代先生的文章中有的提到了组织观念。中国有组织起于民间结社，组织完备、规则严密当属天地会。清末反清志士各种地下组织如光复会、兴中会、同盟会组织规则大都模仿天地会。因为是地下组织，对于叛离者惩罚特严，有“三刀六洞”之说。但这毕竟是落后的组织形式，其松散性是难以克服的。于是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有向领袖宣誓效忠和按手印的规定，但遭到内部许多人的反对，很难贯彻。无论革命家还是政治家对于追随者的第一要求就是听话，孙中山想出这些招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后来，他向苏俄学习，按照列宁主义原则改造国民党，这个问题才有个基本解决。说“基本解决”，就是说国民党是个老党，孙中山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只能算半个列宁主义政党，因为它保留私有制和不能放弃各类有产的支持者。这些就形成派别之争。它的党内派别之争简直是个死结：领袖与下级，也不可能做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而共产党是完全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的新党，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办事，其有力量就来之于组织的力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刘少奇负责党务，很强调组织观念，所以他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如何当好党员，其关键在听组织的话。当时有“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之说。“文革”中虽然狠批过这句话，那是为了夺刘少奇的组织上权力，但战胜了“错误路线”后，人们还是为自己站对和没有站对路线（也就是跟对组织）而担忧，因而有“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的顺口溜，希望能够跟对人，站对路线。那是歧路多亡羊的时代，谁也没有天眼通，因此只能抱恨终生，或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自慰。当天下安定，没有那么多纷争的时候，平民百姓、普通党员总算盼来了盛世，此时只要跟紧领导、相信上级，严守规矩就可以了。冯先生懂得这个道理，他临去时还说：“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这就是严格的组织观念。这很对，不应有痛苦了，但他始终没有摆脱文人本色，所以他痛苦之极。

　　做人的底线

　　王晓渔提出了“常识底线”，其实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做人底线。其实中国两干多年来，我们是有个做人底线的。比如不能告密，特别是朋友之间、师友之间，背师卖友，是为人所不齿的，这已经成为价值理性。例如在“一二·九”运动后，宋哲元派宪兵进清华大学抓捕幕后策动的共产党员，姚依林在冯友兰家藏了一周（见凤凰台所作《水木清华九十年》）。冯先生政治上当时并不倾向共产党，也不一定支持那次学生运动，但他做老师应该保护学生、作为知识人不能告密，这就是他的价值理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可是近几十年来，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政治视为唯一价值，其他都是工具。“文革”前学校老师参与整学生、校长向公安系统建议抓学生。一九五七年整的右派学生，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上半年各高校整的反动学生，许多老师都参与了，这一点我有亲身体验。其中汇报、告密、栽赃、陷害种种令人不齿之事都有，行同鬼蜮。人们一提起这些，当时参与者都还振振有词，我们向资产阶级作斗争有什么不对？保护学生是学校的职责之一、不能告密卖友等等过去视为绝对价值的，现今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打压之下变得一文不值。这种价值一元化所造成了无数悲剧，冯亦代先生在快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仍然痛苦万分，因为他还没有解套。我以为在非战争的正常时期谁也无权以任何名义对他人下秘密的绝对命令。因为“秘密的”就不能保其正义，不是正义命令，就有不遵守的权利。

　　其实价值是多元的，统治者、社会管理者也自有其价值，但不能要求每个民众都凛遵这种价值。《三国演义》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按说曹刘对立，不共戴天，作为刘备的部下应该劫杀曹操，但关羽宁肯冒死也要放了曹操。几百年来读者认同了这种“义释”，尽管加了一些命定论的解释。其原因在于老百姓肯定作为一个人应该知恩报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曹操可能有罪于汉室，甚至得罪了天下人，更是刘备的敌人，但是他对关羽是有恩的。别的人都有权利杀曹操，唯独关羽没有。小说作者设计了这个情节（历史上无其事），就是要讲明人们之间的关系上不仅仅有“敌我”关系，还有许多关系，而且各有其价值。这个故事也表明关羽即使与刘备亲如手足，但刘备的价值也不能完全取代关羽的价值。试想，如果关羽把曹操抓来向刘备献功，他还能被称为“千古完人”、还是“亘古一人”吗？

　　人类为什么要有一些价值理性存在，根本目的还是使人们能够融合成为社会，使得正常的社会生活得以进行。例如诚信就是做人的底线、基本价值，因为没有它，人际关系不会和谐，社会运转不能正常。我曾经听说过一个笃守诚信的故事，这不是古人的“抱柱信”，而是今人替他人受难的故事。一九八一年，我到永州参加柳宗元研讨会，遇到山西大学的姚奠中先生，姚先生为人古朴诚笃，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后来从永州去柳州的路上，山大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起姚先生事，使我很敬佩。“老先生替别人戴了二十年右派帽子。”我很奇怪，政治帽子还有替别人戴的？山大同志解释说：“姚先生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曾被当时政府通缉，很革命。一九五七年整风时，领导让他组织和动员老教师中的民主党派成员鸣放。他认真组织，积极动员，与会者很热情，提了许多意见。不料后来，这些意见大多被视为右派言论。领导问他这些都是哪个人说的，是反动言论，要进行反击。这使得姚先生不解了，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他在组织会时也曾向与会者许诺过，自己不能不讲诚信，于是他把这些言论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于是他倒霉了二十多年，这在当时这也属特例，但可见带有传统士大夫风骨的知识分子把“诚信”看得多么重要。维护做人的底线比“常识底线”更重要。

　　王晓渔文章中谈到一些老人（黄苗子、文怀沙、冯亦代、杨宪益）的区别，其实北京文化界六十五岁以上老人都知道，杨宪益大节炳炳，自不必说；文先生那点事，大家也都知道，只是心存忠厚，不愿意说罢了。李辉年轻，做了一回说国王什么也没穿的小男孩。不过他的许多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张建魁《揭开秦城监狱的面纱》、章功《贪腐官员的服刑地》让我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在建设法治社会，法治中很重要的两条就是在依法办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贪腐官员”一文中说对于关押在秦城的前高官，除牢房较大外，还有“写字台、卫生间、坐式马桶、洗衣机”，身体欠佳的“饮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标准和费用由国家规定和支付，家属也可以私下打理”。“监狱虽有统一的囚服，但这里的囚犯一般可以不穿”。当然这些远远不是全部。就这个问题我曾经请教过法律专家，问他们法律上是否有这样的规定？他们都说没有。那么这样做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然而大家对此也没有特别的反感，好像高官进了监狱已经很委屈了，这样宽待一些，也是人情之常。当年对待国民党高官、日本战俘中的高官，不是也这样吗？我以为当时那样做属于对敌斗争的一部分，实施的是政策。政策的灵魂就在于区别对待；现在是依法治国，其灵魂在于人人平等。

　　前两天看凤凰台播的《走读大中华》，记者采访了原来的红塔集团董事长、现在的种植冰糖橙能手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