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9章 为了永远不告别

　　潘向黎

　　二〇一〇年四月，我的第一部长篇《穿心莲》出版了。用了这样郑重的口气说这件事，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是很可笑的。许多才气横溢的作家，十几二十岁就出了长篇，而且一部接一部，像我这样，写了二十年的中短篇和散文，人到中年才慢吞吞出第一部长篇，按照过去的评判可能说是胸无大志、等闲白了少年头。按照现在人的直截了当，可能连笑都懒得笑，立时兴趣全无的。

　　在给一个多年的朋友的书上，我忍不住抄了一遍宋人陈与义的《临江仙》。真是太共鸣了！“长沟流月去无声……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从一九八九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整整二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时间怎么就那么快、那么快地溜开，让人惊讶、感叹、总也猝不及防呢？

　　曾经，很长时间，我的写作心态就是“玩”，觉得有趣、写得开心，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且，生活永远放在第一位。读书的时候读书，旅行的时候就旅行，恋爱的时候更是心无旁骛昏天黑地，还一直是个上班族，还放弃了成为专业作家的机会……我不是什么作家，最多就是一个票友，写不写，无所谓的。这是我长期的感觉。就像一个出身在衣食无忧的家庭里的女孩子，自己喜欢绣花，虽然一来二去手艺可能还过得去，但终究只是私底下的爱好，因为既不指望它挣钱糊口，又不指望它传扬出去扬名，因此没人把它当了正经营生。为了养活自己，我也确实一直保持一份“正经营生”。应付生计之余，还热衷于烹调、茶饮、插花等零零碎碎的乐趣。也不是玩物丧志，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志”。我甚至几乎从不在晚上写作，因为要和家人隆重地吃晚饭，晚饭后要喝茶聊天，还有，不愿意影响睡眠——事实上，写作是否影响睡眠，我至今不太清楚。

　　前几天一位朋友给我的信中说：人到中年了，似乎应该重新立志。我给他回信中说：“我一向没有志向，而且偶有立志一定不成，而且碰一鼻子灰。”结果这个朋友笑得不得了，说这简直是他的写照。看，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一种人，不但没有志向，而且不能立志。

　　唉，我肯定“浪费”了许多可以用来写作的时间，如果我把那些时间都用来写作，现在大概会颇不一样的。但是念及那些时间带给我的充实和滋味，回想起来，倒也并不太后悔。

　　这样说，显得我对文学有点冷淡了，或者说，有点傲慢。其实不是，我真的爱文学，而且自认是很纯粹的那种爱。我不用它来改变命运，用它来挣钱糊口养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喜欢文学就一定要弄成职业，就像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死乞白赖地结成夫妻、柴米油盐那样。如果可能，我愿意对文学就一直“纯粹”下去，与生计无关。

　　我可以不写什么，但是我肯定我会终生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放弃写作者的身份，只以读者的身份亲近文学。从学龄前背诵父亲抄在纸上的“床前明月光”和“怒发冲冠”起，文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血缘一样无法剔除。文学是绝对必需的，但是成为一个作家，不是必需的，成为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专业作家”更不是。

　　我父亲对我来说身份是多重的：父亲（严加管教为主，细节宠溺为辅）、启蒙者、最严格的导师、最到位的欣赏者、最知心的朋友。我要努力控制我的泪水。许多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平静地记录。几年前，在他病重的时候，悲伤万分、疲惫不堪的我，竟然摇摇欲坠地飞去北京，领来了庄重文文学奖的奖杯和证书，亲手捧到他眼前让他看。他要看获奖证书已经有点吃力了，于是他的学生蹲在他身边一字一句念给他听。我永远忘不了他那认真的神情。

　　说实话，对于写作和因此获得的外界评价，我总是没有他在乎，还曾经觉得他过分在乎了。后来我突然理解了，对于他自己的用心血煮出来的文章，他是希望能流传得广一点（冲破一些人为的阻拦）、久一点（冲破时间的阻拦），而对于我的文章，他的在乎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对女儿的爱。他不可能在乎我每个月挣多少钱，吃什么饭店，穿什么牌子的衣服，那些他全不在意而全然不懂，他只能用在乎我的创作、在乎外界对我的评价来表达他的爱。我自以为清淡，其实是太自以为是了。他是一个价值观单纯而感情丰富的人，虽然因为经历和处境往往遮蔽得很厉害。他的孩子、他的学生都会感觉到他内心的温热。

　　当时的父亲，可笑的现代医学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帮助的可能了。因此，我对获奖就从未有过的在乎——我把奖杯和证书带回来的心情，是一个痛苦而无助的孩子给自己父亲带来一盏参汤，能喝一口就喝一口，明知没有用也想做点什么。我想因此我应该表达对那届庄重文文学奖评委特别的感谢（特别是其中的李师东兄，他从我写作早期起就通过《青年文学》给了我许多提携），是他们给了我一次温暖的鼓励，而且特别及时，让我的父亲还来得及和我在同一时空分享，是来得及让他感到欣慰、而我能亲眼看见他的欣慰的。第二年，当我以《白水青菜》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时候，想到父亲，我感到的已经不是遗憾而几乎是“来得太晚不如不来”的痛苦了，大概父亲不愿意看到我那样，于是出来一位朋友对我说：“看人家多丽丝·莱辛八十八岁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难道她也指望她的父亲活着看到吗？”我被当头棒喝，为这种不伦不类的相比啼笑皆非的同时，倒也渐渐平静下来。我慢慢接受了父亲不在我身边，但是也只是不再在我身边，但是我的一举一动他还是知道的，绝对是那样的。

　　说起来，这部长篇真是来得太迟了。父亲和许多朋友都觉得我应该写长篇，说了有十几年，但是我就是悠闲地混日子，一点不着急。后来有了孩子日子就忙碌起来，生活的严峻掀起了面纱，心里开始有点着急了，但是着急也真的没用了——真的没有时间了。每一次听到人家谈论各种写作的难处和技巧，我的心里就有一个声音：我没这么复杂，给我时间！给我时间！我的写作只有一个难处：没有时间。

　　中间的曲折不去说了，现在的结果是好的，就像错过季节的花，意外地开了出来。这本书对我有几个意义：第一是，我终于写了一个长篇，打破了从未写过长篇的心理禁忌。第二，它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多少作家都特别看重这家出版社。

　　要感谢凯雄兄。印象中，虽然认识多年，但是彼此从来没有谈过写作、出书这档子事。好几年前他到上海开过一次组稿会，把我也叫去了。我暗想：他知道我写东西？后来有一回到出版社，在他办公室，我半开玩笑地说：“也不给我出本书。”他马上露出“出版商”的“狰狞面目”说：“小说集不行，散文集更不行，要出就是长篇！而且要写得好！”我当时写许多散文、不少短篇、少少的中篇，就是没有写过长篇，他这样说，不是“刁难”，简直就是拒绝。我后来从他书架上抽走了很多书，几乎可以看作一种发泄。所以当我有了第一部长篇，当然就想给他看看。我毫不怀疑，如果他觉得不好，会再次冷血地回答我。结果，是一星期后他给我发来一条有史以来最长的、显得有点激动的短信：“看完了，我愣了。真的很好……”我当时在苏州一个园子里喝茶，看到这条短信，心里真是激动，我得到了一位不轻易褒扬的评论家的肯定。得干金不如得此一评啊。

　　长篇出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是爸爸在，该多好。我没有说，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样说出来。我先是无语，渐渐就微笑起来，我说：他知道的，他很高兴啊。

　　只不过我听不见他摇着头作出不理解的表情说：“你写起来就像鸡啄米，怎么这么快？”或者似乎很不服气地说：“我写起文章那么难那么苦，你写起来怎么这么轻松这么容易啊？”我一般不回答，过几秒钟回头看，他肯定在无声地笑。只不过看不见他晚上多喝几杯，然后故作漫不经心地说：“我现在喝了酒，随便说说，你这个小说，那还是不差的。”我说：“好啦好啦，你少喝点，早点休息吧！”他有点生气了，就大声说：“我对你的评价不是作为父亲，而是作为评论家说的！”

　　我知道，爸爸，对于许多人来说，“潘旭澜”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位严谨深刻的评论家、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但是对我，你就是一个父亲，你摆脱不了父亲的立场，你以为你够客观公正，但是你真的就是一个爱女心切、望女成凤的父亲啊。好了好了，我不和你争论了，这么多年，我们所有争论，哪一次有个明确的结果呢？血缘就是一本又哭又笑、血泪和流的糊涂账啊。

　　我已经知道了，我会一直写下去，父亲会一直在乎下去，高兴下去的。不在于他是评论家还是别的职业，就因为他是我父亲，我是他女儿。我的每一点长进，每一点声响，对他来说，都是和天一样大的。这一点，每个为人儿女的都知道，每个儿女为人父母之后就更加知道。人，一代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人生，很寂寞也在此，给人力量也在此。

　　在乎我的写作的，绝不止父亲一个人。还有我的亲人们，他们怜惜我、照顾我、支撑我、包容我。还有那么多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教授、书画家、医学专家、各行各业的读者……他们的鼓励和注视让我受宠若惊。其中也有一些人已经不在这个时空了，比如在送这本长篇时，我总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人没有送，又想不出来是谁，突然想出来——是李子云。这位我尊敬又喜欢的评论家，这位知我、赏识我的恩师、这位性格鲜亮而风度优雅的前辈、忘年好友，我已经无法将我的新作送到她的手中了。那一瞬间，心里感到巨大的空。如果不是怕自己再次陷入伤心，我真想在《夏天最后一朵白玫瑰》之后，再为她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世上已无李子云》。是啊，世上已无李子云，世上既无李子云，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让人感到这种怅惘的，还有罗洛、周介入、陆文夫……

　　但是他们又永远活在文学中。那么只要和文学在一起，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今天打开前人的作品，面容如现，气息浮动，作者不是都在吗？那是穿越时代、连绵不绝的生命力。作品不朽，风范不朽，作者便也永远活着。

　　总是为苏东坡的《永遇乐·夜宿燕燕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所倾倒，这首不朽杰作的结尾是“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怀古伤今的同时，清晰地表明了一种人生代谢但异代同心因此情怀不灭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悲凉又温暖，是大无奈，也是大通透。我们读到这里，不但准确地发出苏东坡所预感的那种浩叹，而且又产生了“后人也当如此，为今日浩叹之人浩叹”的预感。所谓“思接千古”，文学就是这样可以打通古今，连接起不同时空的。

　　不知不觉写了二十年，这不能说明任何资历，也没有给我带来足以安慰自己的果实，只说明时间流逝之快之无情。但是，毕竟是二十年，而且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好的二十年。我虽然仍然远远没有成熟，但也不好意思一直无知懵懂下去，渐渐也开始寻找自己写作的理由。

　　今天我觉得我找到了，或者是我愿意将这个当作写作的理由：有一些人对我的写作和内心极其重要，他们写过所以他们在，而我写着故我在，我一直写下去，是为了和他们一直交流下去，为了永远、永远不告别。那些人，那些书，那些事——围绕“大象人物书系”的点滴往事成艳编辑部来了个新人，每逢给作者打电话时，她总是酝酿再三，然后手里拿着标上了一、二、三……注意事项的纸条，小心翼翼地与作者通话，一副唯恐冒犯、唯恐遗漏的模样。瞧她那样，我总会想起自己大学毕业刚进出版社里那年，和作者们打交道的情景。

　　在出版社实习期间，第一次接触到的稿子，就是“大象人物自述文丛”里的一本——《邵燕祥自述》，书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书中所记北京老城的各胡同巷子却印象深刻，诸如礼士胡同、灯草胡同、翠花胡同、麻线胡同、门楼胡同……后来我听老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北京曾有胡同六干多条，若把这些胡同连起来，长度不亚于万里长城！”嘿，常言“北方的胡同南方的巷”，这北方中国特有的胡同文化，也就因着这些文章、因着这本书，由着作者的笔传达到我的心里，传递到每一个读者的视野里。

　　因为学的是中文专业，所以在半年的实习期后就分到了出版社科类图书的综合编辑室，开始负责“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和“大象人物自述文丛”的编辑工作。自然，负责“大象人物书系”主编工作的李辉老师，就成为我第一个打交道的对象。而自此，我的电话本上的第一个联系人就未曾改变过。第一次打电话，我记得是件小事，似乎是从主编那打听一个作者的联系方式。原本是向领导汇报了这一需要，希望领导能和主编联系，然后把作者的联系方式给我，结果领导当即写下主编的电话号码，让我直接和主编联系。我究竟是如何的忐忑，如何的谨慎，大抵也就如上面的新同事那般。幸甚！李辉老师也是湖北人，如此想来不觉就亲近了许多，加之其爽快的性格，顿时让我舒了一口长气。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和作者打交道时信心增加不少。而负责“大象人物系列丛书”的排版工作的但汉琼居然也是湖北人，因为她住在北京，送拿校样，和北京的文人作者们的联系，往往就由她跑腿了。谈及我们三个湖北人共同围绕这些人物系列图书的制作时，常常有人会说：哟，这么巧翻看工作使用的Yahoo信箱，发现收件箱中最早的一封是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二日，来自苏州大学的王尧老师——《余光中：诗意尽在乡愁中》（“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书的作者。来信的内容相当简洁：

　　成艳：

　　你催得我喘不过气了。没有见过的朋友，最近好吗？

　　王尧而附件的内容则是《（余光中：诗意尽在乡愁中）写作札记》。从来信内容判断，我当时一定隔三岔五就催作者交书评文章。现在想来，真是惭愧不已。高校任务原本琐屑而繁重，而我当时却不曾设身处地想过，只想着为图书作宣传，一个劲地催人家。这位苏州大学的朋友，至今未见面，但同事出差苏州时，却带回来他送我的特色豆腐干，色香味美，鲜甜可口。

　　接着往下，一边翻一边读着，竟然也回忆起不少有趣的往事。比如在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信箱里存有一封题为“二〇〇三年工作总结之书评登记”的信件。打开附件内容，里头登记的全是二〇〇三年作过宣传的图书，其中有一篇是贾植芳先生的文章《历史的见证》（《致胡风书信全编》的序文）。

　　其实之前我已知道“贾植芳”这个名字，这源于我们社刚出版过的一本《贾植芳：老人老事》。但我读的时候完全是把他当作某风云人物来看待的，想着那是个遥不可及的人物。直到这篇序文，才让我和贾先生有了第一次联系。因为要给先生开稿费，所以，打电话过去向先生要银行账号之类的信息。通话时的神态、语气等已忘却，印象深刻的却是先生的回话：我与银行素无往来，稿费你就通过邮局汇给我吧。这让我诧异不已，在电子银行悄然兴起的二十一世纪，居然有人竟然和银行没有打过交道？！于是，“上海国顺路××弄××号”就成为日后我与贾先生联系的地址。

　　二〇〇四年上半年，我开始负责贾植芳先生的日记——《早春三年日记》的编辑工作，因为书稿中的疑点询问、校样往返、日常的电话问候，和贾先生联系较多，甚至还通过好几封书信。可惜，因为办公室和住家先后搬迁，昔日的书信再无影踪。如今想想，懊悔不已。只记得先生凡事都很认真，具体到写信这样的小事也是如此。先生的字写得大而有力，但因为年纪大了视力不佳，有时会有串行的情况，而有些字不熟悉的人又难免认不清，于是，信后往往还附一份保姆（印象中先生在电话里提过，可能有误）誊写的信。先生和夫人伉俪情深，先生曾在电话里提及任敏先生的往事，还赠送我两册他亲笔签名的书——《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贾植芳画像》和《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又得与夫人同处。而想起编书时同先生一段时日的交往，不胜唏嘘。

　　自从二〇〇四年书简、日记类系列图书开始推出后，我的工作重心也开始由编辑传记类图书转向史料价值更强的资料性图书。首次接触的日记是《巴金日记》和《聂耳日记》，两位均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人所皆知的人物，但日记记录的内容无非是上班、开会、买书、创作、会友、宴请等等。那是一个对我而言很陌生、很隔阂的年代，一种对我来说有些乏味的生活，实在无法引起我的兴趣。现在看来，只是因为我从未认真体会过那些文字，所以其中透漏的很多信息都无意中被忽视了。

　　后来，陆续出版了《北大荒日记》、《早春三年日记》等，再后来，又有了《施蛰存海外书简》、《延安四年》的加入，然后才真正引起我的注意。我开始比较电视剧、小说里的北大荒和日记中真实的北大荒，开始审视上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在延安的地位、生活以及人生观等，甚至从《刘节日记》这本学术气息比较浓厚的日记里看到了“除四害，打麻雀”的真实记录。有些内容是时时出现在日记中的，而有些就是那三两句，一笔带过而已。从名人到民众，从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到谈恋爱、结婚……貌似一本本呆板的日记、一封封家常的书信，贯穿起来，展示的就是一幅幅真实的生活画面、一个个如在眼前的鲜活的人物。

　　转眼间到了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九日，这是在我的编辑生涯中值得珍藏的一个日子。那天，北京百年翰林府举行了一个文化展示会。那天，在这家翰林府摆上大象出版社推出的“大象人物系列”图书。不少文化老人和记者朋友都来参加了。我第一次那么近地见到那么多的文化老人：王世襄、丁聪、方成……会上郁风老人发言的一段话，在我后来编辑近现代文化人的传记或书信、日记时常常在耳边响起：

　　有些特别精彩的人物，我们的历史源流、文化的传承，恰恰在他们身上开了花结了果，如梁思成、巴金、丰子恺、聂耳，在座的王世襄先生等。然而这套书系中也有特别不幸的人物，被历史的车轮，错误地出了轨的车轮，碾死在轮下，如邓拓，如老舍，他们永世不会被人忘记。通过这小小的但又初具规模的人物聚焦书系，他们再一次被人们痛心地纪念，也引发人们的沉思。

　　一个质的转变需要量的积累，也需要一个突破口。这需要一种机遇。那些自述的作者们，几乎每个人都亲身历经了一个命运坎坷、起伏跌宕的年代，那些幸或不幸，总让今天的人感慨万千。而对于我而言，这一次近距离地聆听老人们的讲话，真正触动了我的心灵，我第一次从阅读者的身份跳出来，开始走进现实去思考出版这些图书的意义：真正地、能多层面地呈现行走在历史沧桑中的知识群体。四随着“大象人物系列”图书的陆续推出，二〇〇六年一月，由大象出版社主持的一场名为“一个出版社和一个文化人”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大家对史料性图书的出版以及文化人与出版社的合作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一些探讨。

　　亲耳聆听这些出版界、学界的文化人对人物系列图书的深刻理解，面对面地旁观他们之间的辩论和探讨，让我也不由得从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些图书。它们并非只是一种自传、一种记录，折射的其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具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我偶尔想，在这个不写信、不记日记的年代，以后的人们拿什么来证实、来研究往昔。尽管今天的人们热衷于E-mail、博客、微博等，依然能沟通、能交流，但我总是觉得没了提笔前的凝重、思索，没了那种淡淡的笔墨书香，似乎一切都仅仅只是为了交流，而少了些雅致。因为从事的这份编辑工作，我还能收到一些传统人士的来信，比如浙江桐乡的叶瑜荪先生，每次的来信总是工工整整，赏心悦目。而我最喜欢的，是编《劫余古艳》时黄裳先生的来信，寥寥青竹做底的薄薄信笺，几句简单的话语，却尽显出老辈文人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谦虚。

　　围绕在现当代的文化老人以及作者们身上的故事还有不少，比如，曾向方成致电而获得先生对《打渔杀家》这一经典剧目的详解，因错失去福州冰心文学馆参加冰心老人的纪念活动而耿耿于怀，和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先生对书稿意见相左而闷闷不乐，与古吴轩出版社的王稼句兄偶尔相互赠书，还有与诸位江浙老文人关系密切的钟桂松先生的古道热肠、多次相邀……偶尔我也想，这些趣事也罢，乐事也好，或许在多年以后，也会成为一段段值得回忆、值得回味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