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15章 光荣的荷兰

　　谭艺《荷兰式分账》

　　荷兰的国土狭窄，人口也有限，可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六八八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取代了詹姆士二世成了英国的新国王，随之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社会体制，这套制度在英国沿用至今，不仅确保了英国的长治久安，还成就了英国在后来两百多年间雄视四海的霸业。然而，自豪的英国人在回顾他们这段光荣历史时常常都忘了一个历史细节，这其实也不能算是细节，那就是荷兰在这场光荣革命中的作用。

　　奥兰治的威廉原是荷兰的君主，光荣革命首先是荷兰军事征服英国的光荣。威廉是带着一支庞大的荷兰军队入侵到英伦三岛的，满载步兵和骑兵的四百余艘荷兰军舰，在规模和火力上要大大超过前一个世纪曾经威胁过英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这次在老天顺风顺水的恩惠下，荷兰军队很快占领了伦敦。军事征服以后，接着是政治征服。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建立的那些重大制度：国会、王室、国教教会、赋予信仰其他宗教者的政治保障一直到那些金融机构，实际上都是从荷兰搬来的。

　　英国的新主人热心学习荷兰并不奇怪。荷兰这个小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小小国家，领土才法国的十分之一，却有一个当时欧洲最平等最自由的社会，没有人在那里会因宗教信仰而受迫害，没有人会因言论而获罪，那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来访者没有一个不为荷兰社会的文明程度而感叹的。同时荷兰又是一个经济强国，它的航运、贸易、金融和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海外势力遍及全球。荷兰人威廉征服英国以后在英国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多是模仿荷兰的，也正是靠着这些制度的优势，当时还是第二流国家的英国不久就一跃而跨进世界最强大国家的行列。

　　荷兰对英国的“入侵”是全方位的，并不止于政治领域里。英国人那时在文化上也同样深受荷兰的影响，荷兰文化昌盛，一般的市民家庭都会买些油画挂在墙上欣赏，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那时还只有少数贵族在欣赏和赞助艺术。全民好之，必出佳作，十七世纪成了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荷兰大师的作品于是也大受英国上流社会的追捧，当荷兰想和英国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时，他们送给英国国王的有名“荷兰礼物”就是精美的荷兰油画。其实何止绘画，在水利工程、园艺、科学等方面英国人从荷兰学到的东西使光荣革命后的英国面目焕然一新，这个荷兰的学生很快就超过老师来给全世界上课了。如何读历史贾民绅历史感是人类独有的特性，人们想了解历史，这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历史知识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分享共同的历史而有归属感，人们从自己族群的历史而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人们还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学会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

　　但是，也正是因为历史的重要性，如何讲述历史和讲述什么历史常常会引发激烈的争议。这些争议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大家都熟悉中日之间就抗日战争历史而进行的争论，这个历史争议长久地影响着中日关系。同时，政治领导人理解历史的方法也会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决策。纽约的世贸中心受到攻击后，布什总统认为他面对的形势正像丘吉尔在七十年前所面对的形势一样：切尼副总统则宣称，西方文明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险。现在回头看，这两位美国领导人对历史形势的理解显然是错的，他们根据他们的历史错觉做的决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同样，当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以为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将民主制度成功移植到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复制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去，这也导致了可悲的结果。在作者看来，开赴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人应该读的不是战后美军占领德国和日本的历史，而是战前英国人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如果美国领导人读对了历史，现在的中东说不定会平静得多。

　　国家领导人在将要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刻读什么历史书也会影响历史的进程。据说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肯尼迪总统正在读一本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过程的题为《八月的枪》的书，这本书使肯尼迪深深感到在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面前必须非常谨慎地处事，不然就会引发大灾难，所以他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小心地避免过火反应，使得危机终于和平结束。也有人看见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件期间读着一本题为《惩罚：日本战役》的史著，这本著作为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果断决策辩护，很可能布什在那个时候的卤莽决策受了这本书的影响。

　　各国的历史常常又是滋养民族主义的养料，而民族主义也会选择历史。在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当政的时候，印度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找不到关于穆斯林和基督徒对印度文化的贡献的陈述。即使在崇尚理性精神的西方也有同样的情况。有西方的历史学家指出，在一对一的情况下，纳粹德国的士兵要比盟军的士兵更会打仗，但是这样的研究结果无法为英美公众接受。加拿大的电视台曾经制作了一套历史纪录片，讲述包括两万名加拿大人在内的盟军空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所造成的人道问题。加拿大公众对此反应强烈，控诉电视台的官司一直打倒最高法院。尽管最高法院后来判决电视台胜诉，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电视台只好取消播放这部纪录片。

　　历史的内容总是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这使历史当事人的回忆经常不可靠。国际史学界曾经流行口述历史，许多人趋之若鹜，但是事实上口述历史非常靠不住，就是因为很少有当事人能够客观地将亲历的故事讲出来，在口述历史中常常有太多有意无意的歪曲、省略和编造，亲见亲历反倒是真实性的障碍。无怪有位历史学家说，“真实的历史都是不中听的故事。”所以当人们读到好听的历史故事时要注意，这样的故事大多是不可靠的。有没有理想的政治？

　　辛金路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政治哲学都有一个讲究道德理想的传统，政治思想家们通过各自的理论和原则，设想如何建立一个公正和完美的社会制度。当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是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这个理论也是从一个抽象的原则出发探讨了如何实现社会的正义。

　　本书作者的出发点大不一样。他认为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人们为达到完美社会所做的努力常常倒会导致更大的灾难和更糟的社会的出现，因此我们不能奢望实现一个具有理想正义的社会。他以为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政治的目的应该是避免罪恶，而不是追求实现理想的社会公正。人类能够实现的好社会就是一个使自己的居民不遭受暴力和屈辱的社会，这就是政治哲学的目的，要实现这样一个好社会，就必须进行妥协。但也不是所有的妥协都是可以接受的，有两类妥协，可以接受的妥协能使社会避免罪恶，也就是说使社会的成员免受暴力和屈辱：而所谓败坏的妥协则是与罪恶的妥协，让社会成员遭受暴力和屈辱。

　　作为一个立足现实的政治道德理论，作者并没有像别的政治哲学家那样靠假设和所谓的思想实验来论证。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作者在历史中寻找具体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作者仔细分析的一个历史例子。在大战爆发时丘吉尔改变了他一贯的反苏立场，转而和斯大林的苏联结盟来与纳粹德国作战。这在作者看来是一个好的妥协，因为这个妥协是建立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智判断上的。尽管到大战开始时死于斯大林的极端政策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死于希特勒的暴政的人。在苏联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六百万人死于大饥荒，七十多万人死于大清洗，那时希特勒还没有多大能耐作恶。尽管有这样不同的历史记录，作者还是认为丘吉尔选择和苏联结盟是一个好的妥协，因为在斯大林宣扬的意识形态中包含了人类大同和平等的思想，尽管他的现实政策和这正相反。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就完全是建立在种族仇恨之上了，对社会危害更大。但是，大战结束时的英美和苏联达成的雅尔塔协议则被作者判为是一个败坏的妥协，即便根据当时美英苏三国军队所处的位置和双方的力量对比，美英实际上无法从斯大林那里得到更多的让步，也不可能不把东欧划归苏联。但是，根据这样一个协议，有多达两百万的战俘和流亡人口被强制押回到了苏联占领区，这些人的命运结果是很悲惨的。因为这个妥协造成了这么多人遭受暴力和屈辱，所以是一个败坏的妥协。

　　作者是个以色列入，他不仅把他的理论运用于论述历史，他还实践于现实政治。作者积极参加以色列的和平运动，他参与创建了一个和平组织，是最早提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建两国的方案的人。当时没有人相信他，现在这个方案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支持的和平方案了。在作者看来，如果以色列政府能够采纳这个妥协的话，中东的老百姓就能免除暴力和屈辱的苦难了。孩子的另类世界金人民人们对五岁以前的童年的回忆基本上是空白的，这是因为人在一岁到五岁时的思维和精神世界和五岁以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有的科学家甚至将五岁前和五岁后的人称为是两种不同的人类。当代的认知科学家们对五岁前的孩子的认知能力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了许多非常有趣的事实。

　　人的大脑是由大约一千亿个神经元组成的，这些神经元在婴儿出生时就都生长好了，使大脑能够运转起来的是联系这些神经元的神经突触，在婴儿的大脑里神经突触的量要比成人大脑里的多得多。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加强某些神经连接而排除另外一些神经连接的过程。由于婴儿大脑的神经连接量多且强，婴儿的有意识程度要比成人高。和成人不一样，婴儿基本上没有无意识的行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对五岁以下的孩子动手术时，医生需要使用相对人的体重来说更大剂量的麻醉药。在和周围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后，成人开始具有了无意识的和下意识的行动，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活动是重复的和机械的，不需要我们有意识的思考后再完成，我们成人的大脑通过幼年时的学习过程中习得的能力，可以以机械反应的方法来做这些行动，而幼年时的孩子们则必须在有意识地高度注意的状况下做任何事，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

　　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热衷于玩模仿性游戏，他们假装自己是妈妈、爸爸、医生、警察、消防员等等。这并不是孩子们在消磨时间，这是他们为进入成人世界所做的必要准备。通过这样的游戏，孩子们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来感觉和思考，这样他们将来才能理解别人和与别人合作。同时，在情感方面，幼年的孩子并不能明确区分自己、别人以及外在的世界。如果他感到了疼痛，那么他会以为所有的人甚至无生命的器物也都感到这个疼痛。学者们认为，我们体恤别人的道德感和伦理规范实际上是由这个童年的体验而来的。

　　五岁前和五岁后的孩子的一个重要的认知能力的不同是所谓的“来源蒙昧”。幼儿基本上记不住他们的知识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五岁前的孩子会告诉你抽屉里有什么，但是他们搞不清这是别人告诉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开了抽屉看到的。五岁后的孩子就能把过去的某个经历和自己拥有的某一个知识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只有到了五岁以后，孩子才慢慢地有了自我的记忆和连续性时间的感觉。毫无疑问，对幼儿认知机制的研究能够大大加深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我们的动物兄弟葛林茹科学家越是研究动物界，越是发现我们和动物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小。达尔文的进化论打破了人和动物之间的绝对界限，把人类归入了动物界，但是这以后人们还是继续有意无意地把人类看作是动物界中特殊的一员，是在进化的道路上把其他动物远远地抛在后边的最先进者。当代的生物遗传学把这最后一点骄傲的资本也破除了。根据遗传学的基因分析，人类基因组的百分之九十八和黑猩猩的基因组是完全一样的，仅仅有百分之二的基因将我们和黑猩猩区分开来。我们不仅和黑猩猩差别不大，在进化的道路上我们和其他动物的距离也实在不大。

　　在不同的时代，生物界中都会进化出统治世界的物种来，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和大象是两种具有统治世界优势的物种，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人类和大象是进化最成功的两种动物，他们都繁殖在整个欧亚非大陆上，大象曾经比人类更成功，各种种类的大象，从克里特岛上小马大小的矮种象到北方的猛犸，曾是除了澳洲大陆以外所有可居住的大陆的主人。但是自从五万年前人类开始向欧亚大陆的各地移民以来，大象连续地丧失住地，让人类渐渐占了上风，大象家族只剩下了非洲象和亚洲象两种了，而人类则占据了所有的大陆空间。

　　尽管外表非常不同，人类和大象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大概是因为人类和大象都是在生存竞争激烈的非洲稀树草原上学会了他们的生活之道的。例如，人类和大象都有悼念和仔细埋葬他们的死者的习惯。人们曾经看到大象群愤怒地拆毁偷猎者储藏象脚象耳和象牙的小屋，并把这些死去大象的身体各部分带走埋葬到土里。

　　许多动物研究者认为，大象也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或近似的心理，如果生活环境有剧烈的变化，它们也会产生心理问题。在南非的一个大象保护园区里，游客们看到那里的大象群常常有异常的行为表现，例如无端地攻击和残杀白犀牛。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那里的大象群是由原来一个马戏团的大象和一些被杀害的象群里剩下的小象组成，它们从小都遭受暴力，心理都受到过伤害，导致了它们行为的反常。许多人相信我们应该像治疗人类心理病人那样来治疗它们。可是，问题是对待人类心理病人的那些治疗手段难以应用到这些庞然大物身上。

　　动物学和遗传学的研究结果让我们认识到动物实际上是我们的表兄弟，这给当代的动物权利主义者以有力的理由，他们主张所有的动物都有权利过上幸福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不光是我们身边的猫狗宠物，也包括那些我们饲养着要吃它们肉的家畜。只是要说服全世界的人放弃吃肉的习惯恐怕不太容易。数学天才的纯粹精神生活朱家星这几年来我们的学术界一直冒出丑闻来，清静的学院往往沦落成了名利场，为了追求声望地位和巨额奖金，许多学者忘记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在这个时候读一下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的故事能让人看到，我们是能以另一种态度来从事学术工作的。

　　佩雷尔曼是个数学天才，他解决了被称之为七个千年数学难题之一的彭加勒猜想，评论家们把他的成就誉为本世纪的伟大数学突破。彭加勒是上世纪法国的一位数学巨人，他在一九〇四年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猜测说在两度球体上的简单连接性在三度球体上也是存在的。这个听来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拓朴学难题，一百多年来数学家们为此苦苦思考，但是得不到解决的途径。本世纪美国数学家汉密尔顿找到了一条以所谓的利奇流动的方法来解的途径，引起了数学家们的巨大兴趣，但是谁也提不出对彭加勒猜想的最后证明。这时，独自在圣彼得堡闭门研究的佩雷尔曼在这场世界性的学术竞赛中首先攀登到了顶峰。但是他没有按照学术界的惯例将他的成果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而是写成三篇论文贴到了一个数学网站上去。尽管发表的方法不常规，他的成果还是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显然这是一个当前最伟大的数学成果。可是，尽管国际数学家协会主席亲自跑到俄罗斯试图说服他，佩雷尔曼拒绝接受这个协会颁发的菲尔丁奖，这个奖可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多少数学家以得到这个奖为人生的目的。但是佩雷尔曼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只要我的解是正确的，那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什么奖。他对名誉不感兴趣，对金钱同样地无动于衷。美国有个克雷数学研究所，为解决彭加勒猜想设立了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当人们去向佩雷尔曼送奖金时，他连门都不肯开，隔着门说，我这里什么都有，不需要钱。现在他还是和他的母亲一起住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过着简朴的生活。

　　佩雷尔曼对名利的态度和别的一些数学家的表现正成鲜明对比。在佩雷尔曼解决彭加勒猜想后，有三组数学家开始对他的结果进行核对和补充，这本是任何数学成果发表后的例行过程，但是其中一组中国的数学家在完成验算和补充后却声称是他们最后解决了彭加勒猜想，这在我们的媒体上还引起了好一阵喧闹。本来是数学界内部的一个事件，搬上媒体影响就不同了。美国著名的《纽约客》杂志为此发表了一个长篇报道，读了很使人为我们的一些同胞过分好名的做法感到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