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17章 发生在毛泽东最后几年的几件事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记叙了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七年党和国家发生的许多事情，为我们了解“文革”后期的过程提供了一些材料。现将若干片断摘录如下——林彪与毛泽东不辞而别按照惯例，“五一”和“十一”，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庆。一九七一年的“五一”也不例外，晚上将举行盛大的广场焰火晚会。

　　夜幕终于落下，暮色沉沉。天安门广场上却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毛泽东率先走向城楼的平台。他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

　　这时摄影记者杜修贤发现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自从庐山会议后，他再没有见过林彪，只知道他身体不好一直在北戴河休养。这时杜修贤看到，坐在旁边圆桌前的周总理也在左右环顾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头，朝对面空空的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什么！

　　周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了进来。五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寂的样子。

　　了解林彪底细的人都知道，林彪战争年代负伤曾经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后来不用就不行。果然这天晚上，林彪也因身体原因，不想去城楼，是周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但他带着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出现在人们视线里。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而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记者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状态，他便放下相机，没有再拍，转到别处找镜头了。

　　禀性温厚的董必武探过头去，关切地问林彪：“身体不大好？”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而是望着桌面回答：“不好。”林彪确实让人感到身体不好，五月天穿着大衣，双手抄在袖筒里。城楼上满是警卫人员和准备采访的各国记者，十分忙乱；天安门广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可是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虽然他没正眼看谁，但他在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的令人不易察觉地震动一下，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举措似乎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打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对他正眼望一下。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光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就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只剩他自己落落寡合的刹那，他蓦地站起、转身，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当杜修贤再慢慢地踱到主席桌边准备拍摄时……啊！他僵住了，林彪不在了！大惊失色后，杜修贤又赶紧安慰自己——林彪能到哪儿呢？不是上卫生间了吧！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林彪还没出现。杜修贤开始着急起来，林彪会不会走了？想到这儿他心里惶惶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走了呢？他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杜修贤没有意识到他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他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希望林彪还会出现在他的镜头里。

　　这时，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都在猜测，林彪究竟上哪儿去了？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这是什么意思？简直无法想象“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会做出如此令人费解的举动。

　　领导人中间最着急的是周恩来，他的目光频频望着旁边桌的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起。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目光刷地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泽东和大家将目光投向天幕……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周总理跟前，一阵耳语。周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严峻。杜修贤一见，心里暗叫不好！连忙跑去问警卫员：“林副主席哪儿去了？”

　　“早就回家了！”

　　杜修贤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先走？为什么不跟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无介意的大度。

　　“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向董必武询问，一听，也就释然了。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的最好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之举。

　　当时城楼上还有大报的文字记者，他们听到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个个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杜修贤不由看看手里的相机：这里面装着毛泽东和林彪今晚唯一同桌的照片，这张唯一的合影象征着毛泽东与林彪“正副统帅”时代的结束。

　　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心脏曾停止跳动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返回住处没有几天就感冒病倒了，感冒引起他的肺炎再次复发，高热、气喘、虚脱、全身无力……病情来势汹汹，医护人员惯用的治疗方法却不能见效。

　　本来，自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终日卧床不起。这固然和毛泽东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创有关，同时也与毛泽东忌医讳医有关。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二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失去了知觉，身边的工作人员没能将他托住，毛泽东巨大的身躯像一堵高墙轰然倒塌……

　　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导致突然休克，心脏也随之停止跳动。

　　大夫胡旭东、吴洁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人一刻没有耽误，争分夺秒立即进行抢救。

　　毛泽东危在旦夕！

　　周恩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因为紧张和惊恐，许久迈不开腿下车。他十分清楚，如果抢救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周恩来一到现场马上调北京最好的医疗专家，选用最好的药品，不惜代价，全力进行挽救毛泽东的生命！

　　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抢救持续到下午，毛泽东终于苏醒了。所有人大汗淋漓，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这之后，毛泽东书房里，出现了氧气瓶、中药罐，房间里开始飘散着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同医生、药品打交道，这次却由不得他了。

　　患病后的毛泽东坐在凹陷的沙发里，闪动着忧郁的目光，缄默着……他的病一直对外界保密，就连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状况。他们只能从毛泽东迟缓的动作和痛苦的神情感觉到这不完全是老年人生命“自然规律”的结果。周恩来的病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凌晨，尚未破晓，周恩来刚刚结束案前的工作，走进卧室。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间，保健医生突然听见警卫秘书张树迎变了调的喊声：“张大夫、张大夫，快起来、快起来。”

　　保健医生张佐良一跃而起，向门口奔去……只见警卫秘书张树迎手里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看见这个触目惊心的颜色，再看看警卫秘书惊恐的神色，不用问，他什么都明白了。

　　血尿。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临！

　　“尿……都是红的……全是血……”警卫秘书的脸色都变了，双唇直哆嗦。

　　张大夫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周恩来的卧室，一进门，他就看见周总理仰面躺在床上，双眼望着房顶，一声不吭。

　　张大夫连忙走进卫生间，再看马桶池，里面鲜红鲜红的。他根据目测，这血流量不下500CC。周恩来一直有心脏病，他深怕周恩来受尿血的刺激，引发心脏问题。张大夫舒缓了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想了几句能让周总理宽心的安慰话。

　　他开口叫了一声：“总理……”周恩来扭头朝他直摆手，叫他什么也不要说。

　　周恩来身边的秘书、警卫、保健大夫等七八个人聚集一起商量对策，他们想到了一个人——叶剑英元帅。

　　叶剑英当时住在北京的西山。两位医生马上驱车去他那里求援。一见叶剑英，医生们竟然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泪水情不自禁夺眶而出。叶剑英见状，一个劲安慰说：“不要哭，不要哭，说说，出什么事情了？”当他听完保健大夫的讲述，愣怔了许久，难以置信似的望望你望望他。他也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病情发展得这样快！

　　过了一会，叶剑英冷静下来，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宽慰两位泣不成声的大夫，表示他理解医生孤立无援的处境，让大家不要着急，他想办法报告主席，向主席说明情况。争取早日治疗！

　　医生再三对叶帅说：“您一定要说明这一点——膀胱癌不同其他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疗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叶帅您一定要这么说啊，总理是有救的。”

　　“好好，我按照你们的意见说。现在你们别着急，要注意总理心脏，他的心脏有病，不能再增加他的思想负担。想办法先止血，稳定住病情。尽量争取早些做检查。你们放心，主席会帮助总理渡过难关，会同意总理做进一步检查的。”

　　几天后，中央批准了专家们的医疗报告。由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挂帅，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医疗小组，对周恩来进行专门检查。

　　但是，毛主席在审批周恩来病情报告时，希望医生分两步走一先检查后治疗。

　　周恩来的手术方案很快定下来了，可周恩来还不能躺到手术台上。他还有两件大事要做：一个是外事，筹备基辛格访华，商谈两国建立联络处事宜；另一个是国事，他要力排众议，争取邓小平尽快复出。

　　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周恩来放下了所有工作，离开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这是周恩来从去年五月发现四个红血球以来，患病将近一年之后，第一次接受专项检查。

　　此前，吴阶平和医生们已经在北京西郊中央领导人“别墅区”玉泉山的一座小楼里，布置了一个治疗室。专家们正在这个临时布置的手术室里做着最后一道术前的准备工作。再过一会儿，他们的特殊病人周恩来就要接受检查了。

　　医生们准备了好几种治疗方案，第一首选方案就是变“两步走”为“一步走”。如检查癌症病灶很小，就一次烧掉，检查治疗一次完成，但是这个方案只能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如果癌症灶很大，这个方案就不能采用，只好先检查，后治疗，按毛主席所说的“两步走”了。

　　当周恩来躺卧在手术台上后，膀胱镜终于照见了发病部位，大家通过透视镜也看到了癌症灶。直径还不到一公分，表面仅有些毛茸茸。这说明癌症还在早期，治愈的可能非常大。

　　吴阶平一声不吭，立即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只有几秒种，癌变病灶消失了，不再出血了。

　　医生们摘下口罩，连忙把手术成功消息报告给门外的办公厅主任，同时也将手术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不到半小时，毛泽东住处就回电话过来：“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看来一步比两步好！”大家心头悬着的石块，总算真正落地了！当时邓颖超也守候在手术室门外，在得知毛泽东打来电话祝贺时，她无声地落泪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我国驻希腊王国大使工作粗疏，不仅将科威特国庆招待会日期搞错一天，而且还误入以色列使馆去庆祝科威特的国庆节。这起事件令人震惊，很快就汇报给了刚刚从延安返京的周总理。周恩来对此特别恼怒，因为我国外交在受到“文革”破坏多年后，在他主持下才有所起色，如今却出现了这么一个荒唐透顶的大笑话。不久，总理办公室以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措辞十分严厉，认为此次事件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

　　但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在以外交部名义上送的报告中大笔一挥，将“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删去，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希腊周大使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改为“很好”。

　　一个月后，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从批评外交部的报告谈起。毛泽东对这两位“笔杆子”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十大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主管外交部的周恩来自然而然成了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人重点攻击的对象，即使是这样的人身攻击也披着一件动人的外衣，美其名日——“帮助恩来同志”。

　　被“帮助”的周恩来不得不中断正在进行的化疗，整日闷在办公室里写起“大文章”。从此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期和最佳环境，失去了宝贵的健康。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

　　到此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周恩来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十多次手术。这次手术前，医生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推车都停放在他的床前。而周恩来却走进卫生间，将门反锁，把自己关在里面，竟然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邓颖超非常着急，几次敲门，他也不回答。

　　知夫莫过妻，邓大姐自言自语：“唉！又在写东西。”

　　写东西？大家暗暗猜测，也很意外。难道总理真的挺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不祥之兆啊！

　　终于，他走了出来。原来他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自己一人在卫生间，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了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周恩来所写的不是遗言。他要为自己五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作最后的申辩，为国民党制造的所谓“伍豪启示”澄清早已澄清的事实。

　　推车将周恩来推到手术室的门口，他突然说：“张大夫，你叫一下小平同志。”

　　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过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总理进入手术室。

　　“小平同志，总理叫你！”

　　邓小平连忙上前几步，一把握住了总理的手。

　　“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强得多啊！”周恩来用最大力气高声说。

　　邓小平抿着嘴，使劲地点了下头。

　　身后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总理的这句评价。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他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一个月后，即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再没有能站立起来。

　　十二月底，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大家都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总理两年多时间，心理也一点点地增加了承受力。进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连心跳也骤然停止搏动。医务人员以为总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边不失希望地奋身抢救，一边通知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和周总理最后告别。

　　没有想到周恩来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把痰吸出后，他又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他一见身边围着的中央领导同志，颤巍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相握。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总理握手的，他刚转身，周恩来就叫他的名字。周恩来身体太虚弱，说话的声音太小，张春桥没有听见，站在那里没有反应。周恩来有点着急，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急忙告诉张春桥：“总理叫你。”

　　张春桥来到总理跟前，俯身听到周恩来微弱的声音：“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一边重复总理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毛泽东重见光明毛泽东身患病症不少，对他来说，众多病症中，眼疾最令他痛苦不堪。

　　最后几年，毛泽东的眼睛基本失明，因为是白内障，还有手术的可能。然而，这个手术的对象不是一般人，普通手术变得重大且复杂起来。手术前经过专家们反复研究病历才确定了手术方案，最后决定主刀的医生是北京广安门中医院眼科主治大夫唐由之。

　　这一年，唐由之才三十八岁，但是打开他主刀的病例记载，却令人不敢相信，截止一九七四年，唐由之已成功地做过六干例各类白内障切除手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亲王宾努的手术。宾努的头时刻都在神经性地摇动，一分钟大概六十几下，一旦紧张摇得更凶。如果给他做眼部这样精密的手术，摇头这一动作他无法克服，而且什么麻醉都不起作用。国际上很多知名的眼科医生都对此知难而退。宾努只好来中国，将最后的希望放在了唐由之身上。唐由之想了一个办法，用夹板夹住他的脸，手术时随着宾努的头摇动的方向为他成功地完成了眼部手术。

　　为毛泽东做手术的任务也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唐由之的肩上。决定下来时，正值春节放假，唐由之还在家中。警卫局的同志专门前往，要他第二天乘飞机外出执行任务。

　　在飞机上，有人对他们几位医学专家说，这次来是给毛主席看病。

　　大家一听，简直惊呆了，个个激动万分。原来毛泽东在杭州啊！

　　第二天，唐由之跟着汪东兴来到西湖畔毛泽东下榻的汪庄。

　　在房间里，他看见一位头发蓬乱且花白的老人坐在沙发里，眼睛睁着，却没有什么神采。他穿着一件旧睡衣，上面打着补丁……唐由之不敢相信，难道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实与他们心里的落差太大了。根据最近报纸上的描述，所有人都以为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

　　这时唐由之不禁想起一九七四年底几次专家组织的会诊，那时他们专家们得到的只是病历，根本不知道病人是谁。唐由之当时断定，这个病人一定是个很不一般的人物：但绝没有想到这个病例会来自毛泽东。

　　毛泽东见医生来了，努力地要从沙发里站起来迎接大家。但他那一天正患感冒，怎么站也站不起来。

　　专家们开始为毛泽东检查眼睛，诊断的结果和以前其他医生得出的一样——老年性白内障。唐由之他们还了解到毛泽东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痰多。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仍咳嗽得很厉害，咳嗽以后没有吞咽反应。要靠地心引力的作用，头老是朝下低垂着，才能把痰倒出来一些。

　　几位眼科专家在杭州市反反复复地讨论手术方案——如果西医摘除白内障，手术切口大，毛泽东的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脱离，非常危险。只能选择唐由之当年所用的方法——我国古老的金针拨障术。金针拨障术在唐朝便用于治疗白内障，但近百年来，医学实践中已没有人运用这一方法。否定的理由是睫状体部位是危险区，做了很容易引起感染，容易发生青光眼、内膜炎等。据说印度曾做过五百五十二例此类手术，两年内病人全部失明。唐由之要突破这一禁区。因为他深得中医精要，运用解剖学研究、实验，使湮没在岁月中的金针拨障术重现辉煌。

　　这一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仅有两毫米，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它更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

　　夏天到了，中央决定眼科医学专家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七人医疗小组，由唐由之负责，为毛泽东做手术。这个决定是由周恩来和邓小平作出的。为了此事，中央政治局还开过许多次会议。周恩来还专门把唐由之叫到三〇五医院的病榻前，详细地询问情况。周恩来对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令唐由之感受深切。他甚至要唐由之从上海专门带回一副最好的人体骨架，要亲自研究毛主席的病情。

　　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腾出来辟为“阳光屋”手术室，进行消毒准备。唐由之提出要大家注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准备时间为十天。

　　为期十天的术前准备期间，毛泽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同意接受手术治疗。

　　唐由之没有催促，而是与毛泽东慢慢拉近距离。

　　一次毛泽东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耳朵特别好，马上问谁来了。服务员告诉他是唐由之，毛泽东嘟囔着说：“吃饭也要看啊？”唐由之第二次去看毛泽东吃饭，毛泽东就不反感了。他高兴地说：“唐由之又来了？快，坐下一起吃！”

　　十天过得很快，手术临近了，但还是要根据毛泽东的作息来。毛泽东的作息很奇特，战争年代开始就不分昼夜，累了就睡，醒了就工作。

　　七月二十三日这天晚上八点，毛泽东一觉才醒来。晚上十一点左右，唐由之进去请示毛泽东是否做好了手术的准备，他沉思不语。

　　过了一会儿，唐由之再次去问：“主席，您考虑好了没有？”

　　毛泽东反问他：“你都准备好了？”

　　唐由之回答：“准备好了。”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再问：“是准备好了。没有缺点？”

　　唐由之想了想，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有，我给您冲泪道的时候，您的头在沙发上动了一下，我知道有一些疼，因为麻醉没有弄好。”

　　毛泽东哈哈一笑，一挥手说：“做！”

　　于是大家忙了起来。有人去通知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当即周恩来就从医院里出来，与邓小平等人一起，隔着窗往里观察，以防手术发生意外。

　　手术前，毛泽东叫秘书打开留声机，提出要聆听岳飞《满江红》的弹词。

　　他从居室走向隔壁的临时手术室，这首歌正好唱到高昂处，毛泽东用手有力地握紧搀扶他的工作人员的手，平静地走上了手术台，等待医生的手术。音乐声在手术室回荡着，唐由之一边手术一边问毛主席：“我给您加盐水，可能盐水流到嘴里，有一点咸的，都是消过毒的，没有问题。”

　　毛泽东这时很配合，一声不吭也不动。

　　其实，唐由之已经做完了难度最大的晶体剥离术。他将纱布放在毛泽东的眼睛上说：“主席，已经好了。”

　　毛泽东有些意外：“已经好了？我还当没有开始做呢。”

　　唐由之搀扶毛泽东出来，看见周恩来邓小平都在等候，就向总理汇报。周恩来却说：“我都已经看见了，你不要汇报了，我看你很沉着，手也没有抖，都挺好。”

　　手术完成得很顺利，大家都非常高兴。

　　五天后，毛泽东的一只眼睛能看见东西了。那天，毛泽东别提多兴奋！他叫工作人员扶他出去，他要看看中南海的湖水，看看广阔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