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22章 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

　　罗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千千万万个青年的命运，给无以计数的家庭带来难以弥补的损伤。罗丹曾下乡当过六年“知青”，她所写的《知青笔记》（花城出版社出版），记载了“知青”的不少坎坷经历，以下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干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

　　一九六四年九月，长沙市六干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这个比例在白水知青中还可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且不乏学业优秀者。从数字来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显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干少年下乡的动机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十六岁至二十岁的年轻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导演谢铁骊拍摄知青专题片《在广阔的天地里》，其中有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江永白水公社拍摄的。

　　一九六五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厂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必然地引发出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一九六六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八月二十九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直到十月十七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暴乱”影响到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

　　八月十七日，长沙知青王百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百明！”砰！砰！砰！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百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二十二岁。

　　王百明的死绝非偶然。

　　王百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六二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一九六四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百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百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百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出身，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自虐”。挑担子只挑得起一百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一百五十斤，以折磨自己、以肉体的疼痛求得罪恶的洗涤、灵魂的升华，因着父辈的阴影，有着超出年龄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百明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作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他敏锐地感到，中国大地即将有一场重大的革命到来。

　　“文革”一开始，连偏僻小县江永都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性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之后，同一批下乡的知青被划分了等级，有人评为劳模，有人已经内定要抓进看守所，有人已经关进了看守所。

　　一九六七年春节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百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

　　可以说，王百明是带有“原罪”下乡的知青中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杀的目标，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划的必然。

　　八月十七日，王百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干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

　　八月十九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九名死于枪杀，十五名受伤。

　　之后，桃川农场知青俞沛昌中弹后流血过多死亡。

　　八月十九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

　　八月十七日，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知青集中在队部“接受教育”，当场枪毙了两名地主、两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妇女，并说明今天处决的是第一批。在惊慌中度过了一天的知青，挨到夜深时九十九人（包括女知青怀里的小孩）悄悄地聚拢，一个挨着一个摸黑离开了队屋。连夜紧张行军，不敢有半点松懈，当太阳照耀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时，同时也给予了大路上的民兵更为刺目的光芒。惶恐中他们发现不远处的一片田地里有部队战士的身影，机敏的一群人向着“救星”跑去。部队派出了一辆军车将他们送到接近株洲的火车站，上不了火车，一行人最后搭乘三部“运尸车”回到长沙。

　　八月十八日，一个“特派员”带着武装民兵来到桃川石枧村抓王百明的妹妹立明，就在天亮之前，她和知青点的全体知青已被村民们送走了。石枧村的农民深明大义、可敬可佩，为了安抚悲伤中的立明姐妹（王百明十二岁的小妹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也来到了石枧村）和愤懑不平的知青，生产队的青壮年农民都出动了，在村周支书的带领下，为知青挑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一直护送到驻军六九五〇部队，眼见他们安全才返回村去。

　　这时的六九五〇部队的大院里已成了难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队求救，部队官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像凤亭农场、迥龙圩农场、桃川农场、铜山岭农场等几个大农场的知青，在部队的保护下，一批一批地走广西麦岭，再往全州火车站去。

　　翻越都庞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岔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而来的山民指引：虽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八月酷暑天，山上冷风肆虐，多数人行前匆忙，衣服未带足，有几个知青听说邻队杀了四类分子，还有十几个知青被捆去了公社，吓得连刚煮熟的一锅饭都不敢吃了，拔腿就跑，哪还顾得上拿冬衣。危险眼见过去，衣着单薄的一群人却难挡风寒。饥寒交迫的队伍每前进一步已经显出了万分的艰难。

　　走其他路线翻山越岭的知青未有如此好运，遭遇民兵的突然袭击挨打之事时有发生。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专抄荒草荆棘里的小道走，弄得遍体鳞伤，衣不遮体。

　　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四名男生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六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的民兵殴打。那些人用扁担用砖头将几个手无寸铁的知青往死里打，四人被折磨得毫无动弹之力。命悬一线时竟出现了奇迹，当地人有人认出了他们，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过社教，他往来白水多次所以认识。他找来了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四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更幸运的是，他懂草药，随即用草药为他们疗伤，四人得以保住性命。

　　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

　　白水知青接信后马上找到六九五〇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位刚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了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

　　军人之死使事态的发展更为险恶，部队官兵坚定了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

　　如果没有部队的保护，没有善良的农民的帮助，六干长沙知青的命运必当重写。

　　王百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正值时局混乱，列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这群人几天的疲于奔命，已是衣裳褴褛、形同乞丐，黑压压的一片，过路司机根本不敢停车。

　　可以说，大逃亡是知青情绪的大爆发，压抑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了，饥饿者爆发出的吼声：“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他们愤然而起，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车窗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火车时开时停，他们被当成暴徒遭驱赶，被机枪团团围住。当了解到逃难知青的真实处境时，才准许上了车。

　　有一支从牛路口出发的队伍，在离全州火车站六公里的地方集体卧轨。

　　他们接到了知情人的报信和公社武装部长开出的一张路条：“本来今天晚上要杀你们，是武装部长说了明天再杀……”知青哪敢还有片刻停留，仓皇中连夜奔逃，他们的代表向车站、司机多方请求，遭断然拒绝。绝望之中三十七人走上了铁轨，十六名男生在前，二十一名女生在后，一个挨着一个躺下。如此惨烈的场景，给八月的毒日头抹上了一片凄冷的颜色。相持几个小时后，车站被迫临时加挂了车厢。

　　八月底，历经干难万险的六干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

　　那是一幅幅怎样的流民图！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着就要落泪。

　　在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里，回城知青为王百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城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有志者组织成立了“红一线”宣传队，将知青的种种遭遇编成了节目，演出场场爆满；并自筹经费办报纸，《红一线报》、《反迫害报》等，一时间影响甚广。

　　政府为了安抚知青，每人每月发了九元钱、三十斤粮票。

　　十月八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十·八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与此同时，《致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发出，大意是：知青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的，贫下中农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此后，“九元钱、三十斤粮票”的待遇停止。

　　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刚刚惊魂甫定的知青，特别是父母还在监狱、五七干校、挂牌批斗，甚至生死不明的，看着心里就很难过。

　　《十·八通知》以后，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配合，向知青宣传：回乡的每人可领五元钱、一担谷。

　　此时的知青家长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作返乡的准备。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亲将仅有的两百元缝进了儿子的棉裤里，然后跳下了长沙北门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从此远近闻名。

　　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贴上了封条，知青徐无家可归，又不敢回乡，只有四处流浪。

　　十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仍有部分人躲藏下来，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凡那些报酬最少、活儿最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隐藏的知青在。有人投亲靠友走向远方，往新疆、云南、贵州……，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在王百明被枪杀整整三个月的那一天，回到江永的知青找到了王百明的尸体，为他举行了一个迟到的葬礼。

　　由白水的八个光头男生抬着灵柩。他们先一天就商量好了，王百明既是他们三中的学长，也是引以为表率的一位知青兄长，抬棺的事他们一定要做。八个人一律剃了光头，衣着整齐，神情庄重，步伐一致。后面紧跟着三干多男女知青和自愿参加的本地人。

　　就在县政府大楼的地坪前，知青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墓穴安放王百明的棺柩，为了防范破坏分子，他们专门弄来了三吨水泥加上很多陶瓷片、糯米混合在一起，将坟的四周牢实封住。墓前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长沙知青王百明烈士之墓。

　　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脱被捆绑殴打的命运。

　　“文革”之后，王百明之墓的墓顶被炸平了，碑没有了，下面的坟因垒得扎实，岿然未动。

　　县政府大楼门前已经栽种了一片花花草草，后人想用美丽的鲜花来掩盖历史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