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卷）

第5章 马寅初的三场演讲

　　一

　　一九五七年四月，北京大学最大一座学生饭堂的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海报：校长马寅初将于本月二十七日在此为全校师生作一场学术演讲。

　　海报一贴出，消息便在北大校园里不胫而走，而且奔走相告的人们，竟很快将这一消息传到了校园外，马寅初的这场演讲一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一位校长在本校内的一次学术演讲会引起人们如此的关注呢？

　　一是因为此时的马寅初，身份不但是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而且是全国人大常委；演讲的内容据说此前他已在有关高层会议上多次提出，并为此而远赴江浙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研究工作，所以人们相信，他在此基础上的演讲一定非同凡响。

　　二是因为这次演讲是马寅初解放后第一次做学术演讲。要知道，马寅初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然主要是通过他的论文和著作来发表他的经济学思想和主张的，但他似乎更喜欢以演讲的方式直接向大众发表他对于经济及政治的见解和呼吁，而且历来又以“善讲”和“敢讲”著名。当年他在重庆的演讲，曾被人们誉为“山城狮子吼”，他本人则被郭沫若誉为“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对于当年的这头“山城狮子”和这粒响当当“铜豌豆”在新时代的首次登台演讲，人们自然充满了期待。

　　马寅初所作演讲的题目为《关于人口问题的科学研究问题》，其主要内容后来都整理成论文发表于当年七月四日的《人民日报》，题目为《新人口论》。也就是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正式形成论文见诸《人民日报》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但他正式发表这一思想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大学的这场演讲。

　　说来真是巧得很，就在马寅初在北大大饭堂发表演讲的同一天，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即一些地方的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始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然而仅过了一个月不到，五月十五日，毛泽东便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要让他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一天还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运动”就此在全国展开。

　　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其中除指名道姓指责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为右派分子外，不但将人口问题的讨论政治化，而且其矛头直指马寅初。

　　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斥资产阶级右派的所谓农村调查》的文章，再次将矛头指向马寅初。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内果然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马”运动随即便爆发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樊弘贴出了一张题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字报，指责马寅初“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阶级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经济系二年级学生贴出大字报，指责马寅初曾经在接受他们采访时向他们宣扬“个人主义”等，恶意引导他们走向“歧路”。

　　与此同时，各大报刊也开始大量发表指名道姓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中最令马寅初感到尴尬的是他最喜爱读的《光明日报》，它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和四月二十六日，连续发表了《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再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其主要观点便是再次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到七月份为止，短短的三个月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有关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二十七篇。

　　五月四日，北京大学举行庆祝建校六十周年及“五四运动”的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来到北大，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虽然没有点马寅初的名，但是整个讲话中“马寅初”三字呼之欲出，北大的“批马”运动因之渐入“佳境”。

　　七月一日，康生又来到北大作“重要报告”，其间他竟然无视作为校长坐在他身边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呵？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因为康生的“重要讲话”，北大的“批马”运动进入了高潮。

　　据《马寅初传》的作者彭华先生统计，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仅仅数月之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大报大刊，共发表各种“批马”文章六十多篇，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罪名越来越大，帽子自然也越来越高、越大；而《北京大学校刊》和《北京大学学报》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竟然也有十八篇之多；不仅如此，北京大学还于一九五九年五月公开召开了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大会。要知道，此时的马寅初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作为校长的马寅初，看着自己管理的学校的校刊和学报，竟然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自己的文章，还要参加师生们组织的批判自己的大会，心中会是什么滋味！至此马寅初除了辞职还能怎么样！一九五九年一月四日，马寅初正式向教育部递交书面辞呈，三月十八日，教育部报国务院同意，批准马寅初辞职。不久，马寅初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也被罢免。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寅初并不是一直被动地接受批判，相反，他一直在反思，在检讨，在坚守，在辩解，在抗争。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马寅初在北大贴出两张大字报，对自己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演讲中的一些错误说法进行主动的检讨；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针对樊弘教授和经济系学生的大字报，马寅初也贴出了《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两张大字报。

　　一九五八年五月，马寅初写了《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发表于五月九日的《光明日报》，为自己辩解。

　　一九五九年五月，北京大学公开举行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大会时，他不仅亲自出席批判会，而且当场作了公开答辩。

　　一九五九年，是马寅初处于“岌岌乎殆哉”，甚至可以说已面临“灭顶之灾”的一年，但他仍不屈服。年底，他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并主动约见《新建设》杂志编辑，要求发表。一九六〇年一月，《新建设》杂志在康生的同意下，给该文加上了“编者按”予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我还要对另一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是马寅初在报刊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此后，他发表文章的权利被彻底剥夺，因此，此文实际上是他以书面的形式所作的一次最后的告别演讲。或许马寅初自己也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笔下文字才如此悲壮，如此掷地有声！然而，当我们今天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感动的同时或许有人会觉得“硬”得有点过了头，有点“没必要”，甚至“硬”得有点假！因为他毕竟最终不但没有“战死”，而且也没有被打成右派，甚至“文化大革命”中也事实上受到了特殊的保护。

　　然而，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马寅初在作秀！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另一次演讲。

　　二

　　那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地点是重庆大学商学院。

　　那是一次很特别的演讲。特别之处有二：

　　一是这次演讲的全程，包括来去的路上，主讲者马寅初都有一国民党宪兵团长“陪同”，且演讲的会场中，除了宪兵，还有许多国民党便衣特务在“听讲”；

　　二是这次演讲的内容，马寅初只是将前几天刚讲过的内容再重复讲一遍，但是台下的听讲者不但没有一个感到乏味，反而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人甚至还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何以如此，这又得从此前不久马寅初的另一次与之内容相同的演讲说起。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日，马寅初应黄炎培的邀请，为中华职业社在重庆实验剧院作题为《战时经济问题》的公开演讲。那是一次在中外演讲史上可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相媲美的演讲。

　　那一次，马寅初身穿蓝布长衫，头戴礼帽，一副书生模样登上讲台。但是一开头竟语惊四座：“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奋战，后方平和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英国有句俗语说：一个人站起来像个人。而今天却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们利用国难，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要抗战，就要这帮人拿出钱来！”

　　演讲的结尾，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异曲同工。他说：“今天，我的女儿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我们文人也不要姑息于后方，该说的话也要大胆说出来。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能来见我？我在南京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不能来见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他只能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呵！”……“在后边的警察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后，再下手不迟！”

　　马寅初一次次发表类似这样痛斥宋子文、孔祥熙等四大家族发国难财，危害抗战，并将矛头直指蒋介石的演讲，被人们誉为“山城狮子吼”，又怎能不激起蒋介石的痛恨！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蒋介石亲自写下手谕，并派宪兵于当天逮捕马寅初。

　　但是可能是鉴于马寅初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吧，蒋介石终究没有公然逮捕的方式，而是让宪兵十二团团长带了十多名宪兵，闯进重庆大学，声称是“请”马寅初去“家中”“谈话”。

　　马寅初的被捕，激起了重庆大学师生的愤怒，他们随即成立了“援马大会”，准备罢课游行，要求释放马寅初。

　　蒋介石等得到消息，立即一面授意重庆大学校长出面对学校师生“训话”，“马先生态度已经改变了，没有什么危险了，希望同学们不要增加马先生的困难”，一面煞费苦心地安排马寅初回校“移交”工作，并与师生“话别”，意在让学生相信校长所说的“马先生态度已经改变了”。

　　十二月八日上午，在宪兵团长和便衣特务的“陪同”下，马寅初回到了重庆大学商学院，在师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宪兵团长出于无奈只得同意马寅初与学生作告别演讲，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所说的那一场特殊的演讲。

　　尽管此时马寅初清楚地知道自己实际上已身陷囹圄，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但是他演讲自始至终都没说自己，所讲的内容不仅与前几天所讲无异，而且主要观点与他的一贯主张无异，其威武不能屈的气魄和精神，给国民党反动派精心制造的“马先生态度已经改变”阴谋以一记响亮的耳光，台下的师生和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听众，怎能不对台上慷慨激昂的马寅初报以热烈的掌声呵？

　　眼看着难以收场，宪兵团长最后不得不穷凶极恶地冲上台去，一面夺过话筒说，“马先生是奉调前方考察经济，时间紧迫，还得赶紧动身上路”，一面令宪兵特务“护送”着马寅初离开重大，然后将他押解至贵州的息烽集中营秘密囚禁，后又被转移到广西桂林，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才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努力营救下获得自由，共计度过了一年零六个月的艰难牢狱生活。这足可以证明，马寅初十多年后所说的“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的话，决不是大话！还有“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决心，也决不是虚言！

　　至此，有人或许会问，那么是什么力量让马寅初具有如此坚贞不渝的人格呢？

　　我以为还是从马寅初的演讲中或许便可以得到答案，至少是得到答案的一些线索，因为马寅初太“爱”讲，也太“敢”讲了。据《马寅初年谱》记载：四月二十三日，马寅初应杭州银行公会的邀请，作题为《外汇问题》的演讲。

　　四月二十七日，马寅初应浙江省教育厅的邀请，作题为《为穷苦的老百姓想个办法》的演讲。

　　四月二十八日，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马寅初作了题为《外汇问题》的演讲。

　　四月二十九日，马寅初应杭州市惠兴中学的邀请，作题为《女学生对自己地位应有的认识》的演讲。

　　四月三十日，马寅初应浙江省合作协会的邀请，作题为《福利经济》的演讲。

　　五月三日，马寅初应杭州商会的邀请，作题为《新公司法》的演讲。

　　五月五日，马寅初就杭州十八所中学的联合邀请，作题为《人生哲学》的演讲。

　　五月十七日，马寅初应邀出席上海工业界“星五聚餐会”，作题为《新〈公司法〉及〈银行法〉》的演讲。

　　……在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马寅初竟创造一个月时间演讲十多场的记录。

　　马寅初作过的演讲真是太多了，究竟有多少？今天似乎已难以统计，至于涉及到的内容，更是广泛得让我们难以一一细说，不过有一场演讲我以为很值得我们去作一番回味。那场演讲可算作是马寅初演讲的开始。

　　三

　　今天，从有关史料上能够知道的，马寅初最早的一次有影响的演讲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题目为《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所谓的“战胜国”，因此战争结束之际，北京大学决定放假三天，并在此间于天安门广场举办演讲会和提灯游行，马寅初都积极参加了。发表演讲的教授有蔡元培、李大钊等多人，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演讲的题目是《庶民的胜利》，马寅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工者》。

　　初看这题目，似乎马寅初的演讲内容和主要观点会与蔡、李二人大同小异，其实则不然。

　　当时的中国，国势日衰，民不聊生，许多民众，甚至一些学者，都将其归为，一是国内的政治的腐败，二是外国帝国主义——即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即资本的入侵；再加上当时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开始传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资本的批判，也开始被一些人所认可和接受。这两方面的原因，造就了当时的一句口号：“资本万恶，劳工神圣”，且成为了当时一种时髦的思想。然而马寅初并不完全同意这一口号。就在这一演讲中，他指出：对于中国来说，还不是“资本万恶”的问题，倒是资本不足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辩证地指出：“欲物质变与转移，不可不具有三大要素，则自然、劳力与资本是也，三者缺一，则生产不能完全。倘有资本自然而无劳力，则资本与自然，不能有所作为；若有劳力与自然，而无资本，则劳力与自然亦无所施，生产之功，无可希望矣。”

　　显然，马寅初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客观地看到了并承认资本的作用，并没有从政治的需要将此看作是“万恶”。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竟敢于将这种不合“时宜”的观点公开以演讲的方式发表于民众，可见他作为一个学者，是勇敢的，他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学者又是真诚的，他又以经济学的观点支持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又说：“不欲求生产发达则已，欲求生产之发达，则贪婪跋扈之武人，在所不去，断无与劳动者并存之理。苟武力能除，则生产与储蓄之障碍已去，而劳动者自有从容从事之机缘。吾故曰：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尽管后来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资本万恶，劳工神圣”的口号越喊越高，但马寅初却一直坚持着他那不合“时宜”的观点。如，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暑期国语讲习所发表题为《中国的经济问题——评“资本万恶，劳工神圣”说》，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七日，他又在北平平民中学发表题为《中国何以如此之穷》的演讲等，多次强调自己的观点。

　　另外，正是基于“资本并非‘万恶’”的观点，马寅初又对当时国人对于现代银行业的种种误解进行了舆论上的破除，说明银行的资本动作并非如国人理解的那样“以虚换实”，尽可放心地通过银行办理存蓄和汇兑业务。

　　马寅初的这一系列思想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仍毫无顾忌地一次次提出来，这足以看出一点，那就是，他作为一个学者，他忠于的是学术真理，维护的是学术尊严，坚持的是学术操守，政治与时事风向对他似乎并没有多少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政治和时事，相反，他一生对于政治和时事都充满热情，并热切关注，甚至积极参与，但是他所有的关注与参与更多时候是以学术目光和角度来进行的。殊不知，这样一来势必产生一种情况，这就是，他的学术主张有时会与政治相一致，但也难免会有相冲突的时候，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涯两方面都将不会是一帆风顺。

　　四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马寅初曾经最为喜欢，可后来又发表“批马”文章最多，让他大骂“不光明”的《光明日报》，突然发表了两封读者来信，信的最后有这么几句话：“错批一人，可以恢复名誉，可是误增三亿人口，全国人民要吃多大的苦头呵！”可能正因为这几句话吧，报纸的编者在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还给它加了个题目：“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从此以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或“批错一个人，多了三亿人”之类的话便流传了开来，直至今日还不时被人们提起。

　　然而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不错，当初对马寅初的批判是一个错误，这是事实；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多了约三亿人口，也是事实。基于这两个事实，人们作出上面这样的推断，其实并不奇怪，因为马寅初在他的“新人口论”中提出的核心主张正是计划生育，而他提出这一主张后不久就遭到了批判——如果不是遭到批判，而是得到落实，那么这三亿人口不是就有可能不会增加了吗？那么今天的中国不是不会面临如此沉重的人口压力了吗？

　　这样的推断逻辑上貌似无懈可击，但是历史真相永远都比逻辑推理要复杂得多。换句话说，再复杂的逻辑推理，有时与历史事实相比都太过简单，而正是因为这种太过简单的推理，有时得出的结论就并非符合历史——至少并非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其实，在马寅初正式提出“新人口论”（即计划生育的思想）之前，事实上已早有人提出过了。我们且不去说清代学者洪亮吉，早在乾嘉时期就在自己的著作《治平篇》中表达了对于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忧虑，并隐约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思想，就说新中国建立后，也早已有人不但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表示出了十分的关注，而且还明确地发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呼声，他就是马寅初的朋友邵力子。有太多的史料证明，马寅初倒是在邵力子的影响下才一时致力人口问题的探讨的。

　　如果说邵力子主张的提出，更多是从学术的层面上出发的，那么政府的高端决策层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难能可贵的是，政府的决策层实际上也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了。一九五四年一月中央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时，就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在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且这一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也得到了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再看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本人，他也曾明确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有太多的史料可以证明，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时，毛泽东对于其中计划生育的主张并不反对，相反是支持的。如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毛泽东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情节，后来有人指责马寅初，说他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原本是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为力推计划经济以拍毛泽东的“马屁”。

　　谁知道毛泽东后来对此态度却改变了，这才让马寅初陷入了尴尬境地。

　　五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改变态度呢？有人对此疑惑，甚至据此对毛泽东的人格产生怀疑，其实这也太小看毛泽东了。

　　毛泽东态度的改变有许多原因，现在回过头来看至少有二：

　　第一，是马寅初自己的出语欠妥。具体说来，马寅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那场演讲，对毛泽东态度的改变事实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那次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后，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就是二十六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一段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对此极其敏感，不久他召见了马寅初，并就此严肃地批评了马寅初，最后明确地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对这话如此敏感呢？有人将此归因为毛泽东气度太小，因为马寅初这话明显与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有关论断唱了反调。其实，这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主要是来自于当时国际局势。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发言人艾奇逊即发表专文，散布说，中国由于人口过多，老百姓没有饭吃就必然起来造反的言论。毛泽东于是针对这一观点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进行驳斥：“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一连串的质问之后，结论是“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然而又针对西方用人口理论的政治压力，毛泽东化刚为柔地写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后，不但世界上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加紧对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围攻，而且连被中国人称作“老大哥”的苏联也与中国分道扬镳，一时国际局势对于新中国非常不利。而就是在这种国际局势紧张而微妙的时刻，马寅初在演讲中说的那么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无疑有授人以柄之嫌，无疑是在捅娄子、添乱。毛泽东极其敏感也实在是情理之中。虽然后来马寅初自己也意识到这话说错了，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但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对毛泽东心理的干扰却已难以消除。

　　第二，毛泽东态度的改变也是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站在全局考虑问题的结果。具体说来，由于毛泽东导演的“大跃进”所产生的虚幻，使他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而在人口问题上态度的改变，只是这一系列错误判断中的一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放出的一个个高产“卫星”给毛泽东造成了一种错觉，觉得中国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了，他曾说“原来想不要超过八亿人，现在看来可以到十亿”。尽管他很快发现大跃进报出的产量都是假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又陷入了另一种尴尬——全国已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如何走出眼前的困境，而人口问题则实在不是个最要紧的问题了，因为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由于经济的极度困难，全国不但人口出生率极低，而且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口减少的情况——此时说计划生育显然是很不合时宜，也没必要，而马寅初恰恰在这个时间段提出并一再坚持他的“新人口论”，虽然从学术的层面上说他并不错，但是其命运可想而知！

　　尽管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的这最后一篇措辞悲壮的文章中，没明说曾劝他退却的“另一位好友”是谁，但是我们不难推断出他是周恩来。虽然我们今天已不能知道周恩来当初具体是怎么劝马寅初的了，但是我想一定不会是劝他向真理作违心的背叛吧？周恩来一定明白，马寅初作为一个学者，维护自己学术的尊严当然并没有错，但这种维护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就算是你发现并握有了真理，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而存在的，如同“日出晒场”，这不错，是真理，但是如果“日出”了，沙尘也起了，雾霾也来了，是不是还一定要“晒场”呢？这就值得考虑了——是不是等沙尘、雾霾过去了再晒？是不是干脆明天再晒？更何况政治气候远比自然天气要复杂得多，为什么非得在今天“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呢？我想周恩来对他的规劝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前提吧，可能是劝他稍作变通，就此下个台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想以周恩来的位置终究又不便向马寅初明说，他可能是希望马寅初能自己悟得。但是遗憾的是马寅初终究没能悟出其中的原因和道理，所以他终究不能沿着这个许多人希望他走的台阶走下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好对不住周恩来这位救过他命的朋友。这让我们今天据此不难看出，二人相比，周恩来是政治家，而马寅初不是，虽然一生热衷于参与政治，但他终究只是个经济学家，只是个学者——一位令人尊敬的真正的学者。

　　批判马寅初的错误是个事实，中国“多了三亿人”的失误也是个事实，但这两个事实并不构成因果关系，至少是不完全构成因果关系。因为即使在“批马”的时候，中国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计划生育工作。当然其间也曾有间歇性的放弃，但那也不是因为“批马”，而是另有原因，且原因极其复杂。

　　今天，马寅初之所以还常被人提起，且一旦提起，人们总肃然起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那种“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的精神在今天的学者身上太缺乏了，与马寅初的“固执”相比，我们今天不少学者又太会“变通”了，以至于见风使舵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在他们那里，什么学术的尊严和学术操守，似乎都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放弃殆尽。正是这样，我们的确还是应该向马寅初献上我们的全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