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一卷）

第2章 逆批龙鳞的司马迁

　　◎李建军

　　一

　　在中国做皇帝，无疑是一件很诱人的事情。一旦黄袍加身，便如同阿Q造反成功，“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日子过得实在是很风光的。刘邦曾到首都咸阳当“民工”，有幸亲眼目睹秦始皇出行时威武雄壮的阵势，羡慕得不得了，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也！”即使没有见过皇帝的威势和气派，一个生活在乡村的普通老百姓，也能想象出皇帝的日子过得有多么滋润，所以，丝毫不影响他们产生心向往之的念头。“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句民间俗语，便切切实实地证明着中国人多么喜欢做“皇帝梦”：威加海内的大皇帝做不成，能做山寨里的小皇帝也是好的；金銮殿里的真皇帝做不成，能做鱼肉乡里的“土皇帝”也不错。难怪那些起于草莽的乱世英雄，一旦实现了“彼可取而代也”的目的，便把替天行道、为民谋利的庄严承诺忘得干干净净，最后都要到秦始皇那里归宗认祖，都要昂首伸眉地过一回做皇帝的瘾。两千多年来，这种叫“皇帝”的人，谬种流传，蔑代无之，古代的和现代的（如袁氏诸人），堆一块儿，足以组成一个特务团。据徐连达、朱子彦根据《历代帝王年表》等资料统计的结果，从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称帝，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皇帝逊位，在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三年的时间里，中国曾经产生过二百八十多个皇帝（《中国皇帝制度》，第165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还不包括袁世凯等人以“总统”或别的新鲜名号行独裁之实的现代皇帝。

　　中国的皇帝，无论秦皇，还是汉武，无论是大清的雍正，还是项城的袁氏，其实都属于同一精神谱系，彼此之间，就像装在袋子里的土豆一样相像。他们有一样的道德和人格，自大、狡诈、猜忌、冷酷、嗜血。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杀伐异己，从不手软，一根指头便可把文臣武将打倒在地，谈笑间便可将天下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无法无天，恣意妄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些握有绝对权力而又滑贼任威的皇帝，实在是很可怕的怪物啊！

　　他们与世隔绝，闭关锁国，视异邦为蕞尔小邦，沾沾然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喜欢愚弄百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拿人民当无知无识的群氓。他们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不世出的天纵英才，所以，常常一意孤行，很少虚心向别人学习，因而也很难成为拥有真理的人。他们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文，或者自己动手，下笔千言，不能自休，或者命人捉刀，连篇累牍，欺世盗名。但无论自己炮制的，还是掠人之美的，大多是附庸风雅的伪诗歌和虚张声势的假文章，真正有永恒价值的好诗雄文，寥寥无几。清朝的乾隆皇帝，尤为特出，他视作诗如吐痰，一生写了四万二千二百五十多首（一说41863首），大多是诗味寡淡的劣作。

　　由于帝王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心理、人格和行为方式，便很值得研究，便有了文学上的叙事价值。在莎士比亚的三十七篇戏剧中，与帝王有关的，至少有十八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裘力斯·恺撒》、《哈姆雷特》和《麦克白》讲述的是权力招致的谋杀和毁灭，《理查三世》的主题是谴责暴君和暴政，《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则表达了他对理想君主的理解和人文主义的政治理念。而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之所以流传至今，就在于它满足了人们了解暴君病态心理的好奇心，《战争与和平》之所以吸引那么多人去阅读，是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认识法国皇帝拿破仑挑起战争的动机和野心，进而认识皇权的自大而虚弱的本质。

　　二

　　文人之写皇帝，如羔羊之搏猛虎，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专制帝王手里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随意往你头上扣帽子，可以随意在你P股上打板子，甚至可以随意往你脖子上抹刀子。“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随便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深文周纳，都有可能被定为“沮诽”罪或“恶攻”罪，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对自己朝代的死去的帝王，人们尚且为了远祸全身而缄口不谈，至于那些仍然当路在势的“今上”，人们更是敬鬼神而远之。当然，还有更安全的办法，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见“鬼神”而爱之，要对他感激涕零，万岁不离口，供品不离手，把他当做比天地都要大、比爹娘还要亲的大恩人。

　　然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克服内心的恐惧，必须镇定而勇敢地面对握有绝对权力的暴君。普希金的诅咒沙皇的《自由颂》、果戈理的让尼古拉一世陷入尴尬的《钦差大臣》、托尔斯泰写给沙皇和天皇的信、曼德尔施塔姆讽刺格鲁吉亚山民的诗、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都是针对不可一世的最高统治者的，都显示出一种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他们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真正的作家是自由而有尊严的人，而真正的文学则是对抗强权和暴政的强大的道义力量。

　　其实，文学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与平等、自由、尊严和正义有关的精神现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谄媚金钱和权力的势利更有害于文学的了。文学与势利简直是水火不容的。文学一旦势利，就必然会不顾尊严地为权力唱赞歌，为金钱唱赞歌，为邪恶唱赞歌，就会沦为卑贱的谀词和无聊的点缀，就像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说的那样：“彼乡原者，徼名惧讥，希进求荣，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举世通套。”而两千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一部充满道义感的著作，就在于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徼名惧讥”，没有丧失最可宝贵的良知和尊严，没有让自己沦为按照固定标准如法炮制的“御用文人”。司马迁热爱自己的父亲，干父之蛊，而光大其事，有着更加远大的文化理想。他的成熟的、充满批判锋芒的写作精神，大大地高出自己时代的平均水平，远远地超出自己时代的精神边界，同世界上那些敢于批判绝对权力的作家一样伟大和勇敢，像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曼德尔施塔姆一样令人骄傲和自豪。

　　然而，司马迁的伟大的批判性叙事，如此具有超越性和先锋性，甚至连那些与他几乎同时代的优秀分子，都未能深刻地理解，也未能准确地评价。班固就曾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如此诬枉地评价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这是对司马迁最大的误解。他没有看到司马迁文字背后的深意，没有体会到太史公的正义精神和仁爱情怀。班固的观点引发了后代学者尖锐的反驳。宋代的晁公武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后世爱迁者以此论为不然，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也，非其心所谓诚然也……其述货殖而崇势利而羞贫贱者，盖迁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黄履翁更是表达了对班固的不满和否定：“子长负迈世之气，登龙门，探禹穴，采摭异闻，网罗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断之于五十万言之下，措辞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稍就笼络。彼孟坚者摹规效矩，甘寄篱下，安敢望子长之风耶！”（黄履翁：《〈史记评林〉引》）在司马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人文精神，一种健全的人格现象——他挺身冒险，仗义执言，敢对权力说真话，甚至敢于批判那些握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宅心仁厚，同情百姓，具有尊重生命、反对暴力的人道主义情怀。

　　纵观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的确很难找到几个像司马迁这样敢于通过机智的反讽来批评当朝皇帝的人。他从来没有跪着仰视那些滑贼任威、冷酷无情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卑躬屈膝地替他们唱赞歌。不仅如此，他有时甚至带着几分厌恶和鄙夷来写那些傲慢自大的“一代天骄”和“风流人物”，正像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所指出的那样：《史记》中“最大的讽刺，是对付汉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却是指秦骂汉。这个秘密，自明清以来的学者，就已经窥破了。同时，他能以褒作贬，笔下是酸辣辣的，那要完全从他的语气中读出来。”（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第220页，三联书店，1984年）而对与他同时代的“今上”刘彻，他在《封禅书》、《酷吏列传》、《佞幸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平准书》和《外戚世家》等地方都写到了，而且讽刺起来，也同样尖锐，同样不留情面。关于刘彻的昏愚、颟顸、残暴，司马迁多有不为尊者讳的讽刺和揭露。

　　三

　　《封禅书》起首就说：“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甄乎泰山者也。”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不可能反对“封禅”，因为，他也敬畏“天命”，视“升中告成”为庄严的事情。但是，他强调人必须先修身洁行、行善积德，而后才可上求“天命”，否则，“无其德而用事”，任何“封禅”都是徒劳无功的。秦始皇以杀伐、劳役苦天下，暴虐无度，却在泰山上“立石颂己帝德”，无奈“自作孽，不可活”，十二年后，他身死未久，而家破国灭，为天下笑。

　　封禅是汉武帝特别热衷的事情，他登基伊始，便“尤敬鬼神之祀”，便开始大搞封禅活动。司马迁看得分明，刘彻的封禅是别有所图的——封禅只不过是他招摇的幌子。他像秦始皇一样对生命缺乏理解，对“天命”缺乏敬畏，也像秦始皇一样，试图逆天悖理，劳民伤财，寻求可以长生的“却老”之方。所以，司马迁对汉武帝刘彻不求“德洽”，一味大兴封禅，自然是很不以为然的。

　　缺乏健全理智和人格的人，往往容易上当受骗，甚至胡作非为。司马迁正是借写“封禅”，来写刘彻人格上的残缺和心智上的弱点。为求长生之方，刘彻利令智昏，轻信盲从，屡为骗术拙劣的术士所欺。从长陵女子“神君”开始，先后被李少君、亳人谬忌、齐人少翁、上郡巫、胶东宫人栾大、汾阴巫锦、齐人公孙卿、越人勇之、济南人公玊带以及成千上万不知名的方士所愚弄。

　　李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他的骗术，其实并不高明，但刘彻却“以为少君神”，直到少君病死，他仍不觉悟，“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而后来的上郡巫所玩的“通神”把戏，更是拙劣之至，但竟然也能把刘彻骗得昏头昏脑，使他对“神君”的话坚信不疑，“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但司马迁接着就一语道破玄机：“其所语也，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世莫知也。”这几乎等于说刘彻的心智连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都比不上。厌恶之情与揶揄之意，溢于言表。

　　少君之后有少翁。后者的骗术，太过拙劣，很快被刘彻看穿，很快被杀了头。但是，刘彻并不觉悟，事后还有些后悔，“惜其方不尽”，遗憾没有把少翁的方术都弄过来。后来，又招来了栾大这个更大的骗子。栾大“敢为大言，处之不疑”，这让刘彻非常高兴，说：“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意思是，只要你搞到灵验的方术，我是不怕花钱的。刘彻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又把卫长公主嫁给他。后来，栾大“其方尽，多不雠”，刘彻又杀了他。但是，前来给刘彻贡献方术的人依然络绎不绝，“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然而，刘彻并不死心，趁着到泰山封禅的机会，再次来到东海上翘首而望，希望能看见可让自己长命百岁的神仙。

　　后来，刘彻在诸方士的撺掇下，到处“封禅”，“遍于五岳四渎矣”，但神人仍然渺无踪影。刘彻似乎有点烦了，“天子益厌怠方士之怪迂语矣”。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直到最后，他仍然痴心不改，“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之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对生命本质的无知，必然会使一个人产生不死的念头，就会使刘彻这样的皇帝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正如清代学者李晚芳所说：“武帝雄才大略，只以‘不死’二字私据胸中。以为古真有不死之人，如黄帝等，必欲觏之，冀得其秘，痴心牢结，甫挑则动，屡破仍迷。”

　　刘彻的贪婪不仅表现在对“长生”的妄念上，而且还表现在对物质的占有欲上。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西域归来，告诉他大宛“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刘彻听了异常兴奋。他对大宛的汗血马情有独钟，于是，“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他两次兴兵伐大宛，没有别的目的，就为了求得汗血马。第一次，刘彻“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历时两年，一无所得，存活下来的士兵，“不过什一二”，也就是说，几乎全军覆灭；第二次，刘彻又派出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这次战斗结束后，刘彻得其所欲，从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然而，参加战斗的部队归来的时候，“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也就是说，为了得到这数十匹“汗血马”，汉军牺牲了五万人，三万匹马，十多万头牛与驴骡橐驼。刘彻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而在张骞之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刘彻自然很高兴派他们出去冒险，替自己掠取难得之货，而且，根据“求使”者夸海口的大小，来授予高低不同的官阶：“言大者予使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这与他在《封禅书》里的幼稚而疯狂的表现，何其相似乃尔！

　　那么，刘彻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狂悖不慧呢？这是因为，权力带来的自大倾向和贪生造成的非理性欲望，都很容易令人发昏。权力具有眩惑人的魔力，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以为世上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事；权力甚至会让人丧失最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变得格外愚蠢，特别无知。权力带来傲慢，绝对权力则带来绝对傲慢，而绝对的傲慢则必然导致目空一切的自大和不可救药的愚昧。刘彻就这样做了傲慢和无知的牺牲品，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的笑谈。

　　《封禅书》批判和讽刺汉武帝的艺术是非常高超的。司马迁以常识为根据展开叙事，以人人皆知的常情常理，来对照武帝的头脑发热和执迷不悟。正像钟惺所说的那样：“写人主迂呆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晓处见之。所谓‘欣然’，‘庶几遇之’，‘羁縻不绝’，‘冀遇其真’数语，是其胎骨中贪痴种子，疑城柔海，累劫难断，怪迂阿谀之徒，接踵而中之，往无不获，其原在此。篇末一语曰‘然其效可睹矣’，意兴飒然，断案悚然，此一篇长文字恰好结语，却妙在含蓄，冷冷无极力收缩之迹。”一篇《封禅书》，诙谐百出，纯然是一部令人绝倒的喜剧；它又是一篇忧心烈烈的启示录，启发人们认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皇帝在心智上不成熟，在人格上不健全，又缺乏他那个时代最文明的价值观，那么，整个国家的生活将陷入可怕的混乱状况，人民将为此承受巨大的痛苦，社会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四

　　如果说，《封禅书》写的是汉武帝刘彻对生命真谛的无知和企图长生不死的愚妄，那么，《酷吏列传》、《外戚世家》、《匈奴列传》、《佞幸列传》和《平准书》写的则是他的冷酷和凶暴。

　　刘彻的冷酷和无情的确是登峰造极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心狠手辣、好斗成性的暴君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喜欢那些像他一样凶暴的人。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减宣和杜周十人，都是没有人性的虎狼之吏，但他们却都是“今上”刘彻赏识的人，类似“上以为能”、“上喜之也”、“益专任也”这样的话，在《酷吏列传》里，多次复现，足见罪魁元凶，在此不在彼。受到刘彻纵容的酷吏，不仅杀人如麻，剥夺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还制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严重地降低了武帝时代的人道标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感，至今读来，犹觉血腥扑鼻，使人不寒而栗。所以，司马迁之作此传，意在“伤武帝之酷刑”，正如清代学者牛运震所说：“武帝之世，烦文苛法，以严酷为治，怨愁惨伤，民几不聊生。太史公目睹其事，恻然伤之，不忍斥言君上，特借酷吏发之。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惓惓垂戒之至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给武帝留什么情面，也不存在“不忍斥言君上”的事情；他对“今上”的讽刺，明明如月，昭昭可见。

　　凡人皆有不忍之心。然而，汉武帝刘彻却是一个残忍得出奇的人。他的无情和冷酷，见之于他对待将帅大臣和寻常百姓的暴虐，但尤其表现在对家人的无情态度上。太子刘据，根据《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仁恕温谨，敦重好静，然而，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听信江充的诬陷，以“巫蛊”罪，逼得太子走投无路，最终起而反抗，被杀身亡。对与自己育有一子的钩弋夫人，他也毫不手软地杀无赦，而理由却荒唐得出奇。根据司马迁《外戚世家》的记载，刘彻决定立年仅五岁的刘弗陵为太子，但却怕弗陵年轻的母亲钩弋夫人日后乱政：

　　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

　　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可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耶？”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故非浅闻愚儒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司马迁的同情，无疑在无辜的钩弋夫人一边，所以，他最后对武帝的几句“赞词”，实在含着无尽的讽意，属于典型的“文与而实不与”和“正言之而意实反者”的写法（清代的邵晋涵在《史记提要》指出司马迁叙事多本“公羊氏之法”，“论定人物，多寓文与实不与之意”。程余庆则在《史记集说序》中进一步指出：“史记》一书，有言所及而意亦及者，有言所不及而意已及者；有正言之而意实反者，有反言之而意实正者；有言在此而意则起于彼者，言已尽而意仍缠绵而无穷者。”）他用白描的手法写了“夫人还顾”的细节——临去一盼，流露出对生命的无限留恋，和对暴君刘彻的哀哀乞求。这实在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司马迁用“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表达了对刘彻的强烈谴责，正用得上“天怒人怨”这句现成话。

　　五

　　如果说，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会扭曲当权者的心理和人格，那么，那些握有绝对权力的人则是最大的受害者，许多帝王几乎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惶恐不安。他们夜不能寐，严重地失眠；他们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的能力非常低下；他们暴饮暴食，是可怕的饕餮鬼；他们甚至有严重的性倒错倾向，或者娈童，或者有断袖之好，有的甚至有渴望被强暴的受虐狂心理。

　　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就以大量的细节，披露了多位罗马皇帝的种种畸形心理和严重症候。他们大都是喜欢杀人的施虐狂、暴饮暴食的饕餮鬼、变态的淫乱狂和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克劳狄“时时处处贪吃。有一次他在奥古斯都广场主持审判，嗅到战神庙里为萨利祭司们准备的饭菜的香味时，他离开法官席，径直朝祭司们的地方走去，在他们的餐桌旁坐下来。吃饱喝足后很快就仰面躺下睡起觉来，张着嘴巴，嘴上插上一根羽毛以助消化，睡足醒来后才离开餐桌。他每次睡眠的时间很短，通常在午夜前醒来；因此他白天主持庭训时也打瞌睡，律师有意提高嗓门才好不容易使他醒来……他残酷、嗜血好杀的本性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可以看出来。”（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213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失眠是上帝对罪恶累累的暴君最常见的惩罚。暴君卡里古拉就是严重的失眠症患者。他因为失眠而痛苦不堪：“特别使他痛苦的是失眠，每夜睡眠的连续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而且睡得不实，奇怪的梦境使他惊恐万状，比如梦见一个海怪和他说话。他夜里大部分时间都睁开眼睛躺着，因此心情非常烦躁，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沿着长长的廊柱徘徊，一次又一次呼唤着黎明，盼着它的来临。”（《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83页）卡里古拉睡不着觉，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睡眠是无辜的灵魂安宁的休息，人若作恶太多，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魔鬼，就等于要一刻不断地受恐惧和焦虑的折磨，就很难再享受那种甜蜜而安稳的梦境。

　　卡里古拉的恶，则是很多帝王内心深处都会有的恶，一种与野心和对不朽的渴望有关的恶。他盼望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希望自己借此而不朽：“他甚至公开表示遗憾：他那个时代不曾有任何全国性重大不幸事件。他说，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以瓦鲁斯战败而闻名，提比略统治时期以费德那的大圆形剧场的坍塌而知名于世，可他自己的时期则由于普遍的富裕而被人们淡忘。他时常希望自己的军队被击溃或出现饥荒、瘟疫、火灾甚或地震。”（《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73页）而古罗马最著名的暴君尼禄则完全是个淫乱狂：“尼禄的淫乱竟达到这种程度，几乎身边所有的人均被他玷污过。最后，他竟发明了一种游戏；他身披兽皮，从兽笼中被放出来后，攻击缚在木桩上的男人和女人的阴部。当他的兽欲被满足之后，又表演被他的获释奴多律弗路斯所征服。为此，他嫁给了多律弗路斯，就像他当初娶波斯鲁斯一样。他叫喊、痛苦，模仿一个被奸污的少女。”（《罗马十二帝王传》，第241页）

　　为什么要把罗马帝王们的这些甚为不雅的事象，不避絮烦之讥地胪陈如上呢？苏维托尼乌斯的指向日常生活细节的叙事策略，与太史公的《史记》，又有什么关系呢？

　　六

　　当然有关系。因为，苏维托尼乌斯和司马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凭着优秀的历史学家特有的敏感，发现了日常生活细节对于了解历史人物的意义，尤其注意到了帝王们的私密生活里所潜含的政治信息和文化密码。

　　判断一个政治家的品质和人格，不能单单根据他的气贯长虹的宣言和口号，也不能根据那些慷慨激昂的诗词和掀天揭地的文章，而是要根据包括饮食、睡眠等在内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尤其要看他的情感生活，也就是说，看他如何处理与异性、下属的情感关系。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和本质，就潜含在那些看似琐屑的细节里，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只有拨开外在的假象，向内探察、开掘这些细节，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能写出真实的有生命的人物。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这样说：“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或罪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亚历山大传》第一节）司马迁无疑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封禅书》的赞语里说“具见其表里”，徐复观先生认为这句话是太史公“作史的最大目标，最大成就”，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政治人物之生活，有公私两面。其政治社会的地位愈高，则由私生活所透露之真，愈为装扮粉饰之公生活所遮蔽。于是事有表有里，人也有表有里。事与人的真实，常在里而不在表。且表的材料，远远超过里的材料。假定一位史学家，只停顿在表的材料上，而不能由表的材料以通向里的材料，则他将是一个被权势所玩弄所驱遣，以向世人，向后代提供历史假象的人。这对史学家自己而言，是悲哀；对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罪过。归结起来，这只能算是无赖的宣传家，而不配称为史学家。”（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五卷，第48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正是因为看到了“在里”的材料的价值，所以，像苏维托尼乌斯一样，司马迁便注重从生活的内部往外写，注重写细小而真实的事情，而不是宏大而虚假的事件。司马迁写了中国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尤其写了汉代的包括“今上”在内的多位皇帝的私密生活。他这样写了，却屡屡被人误解。有人说他“有好奇之过”，有人说他由于泄愤而“丑诋”汉廷太过，有人甚至干脆将他的《史记》看作心理阴暗的“谤书”。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汉家从刘邦到刘彻的几代皇帝的包括断袖之好在内的生活细节，实在与他们的政治人格有着微妙的关系——他们的情感上的冷酷、心智上的幼稚和行为上的疯狂，都与那种病态的性心理有些关系。

　　从《樊郦滕灌列传》、《佞幸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何等重视从私生活的角度来写自己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描写无疑具有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宝贵的认知价值。司马迁写出了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世界，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从心理学、伦理学等角度认识汉代最高统治者和汉代政治生活的可靠资料。不仅如此，他的叙事还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启蒙性。《史记》的深入“宫闱”日常生活的叙事，真实地揭开了最高统治者的神秘面纱，扫去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光环，这就有助于打破我们对帝王的盲目崇拜，有助于我们把他们当作寻常的人来看待。《史记》告诉我们，自战国迄于秦汉，几乎没有一个帝王是值得我们完全信赖的，几乎没有一个人配得上人们的尊敬和赞美。他们甚至有着比常人还要严重的道德弱点和人格残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毫不设防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他们，否则，就会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人民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例如，在《樊郦滕灌列传》里，刘邦生了病，心绪甚恶，不想见人，一连十几天，躺在禁宫里，与宦官相狎亵。樊哙便排闼直入，看见“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振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在《项羽本纪》和《樊郦滕灌列传》里，司马迁两次写到同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细节：在被项羽追击的时候，刘邦为了自己逃命，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丢下不管——“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一个人，如果如此缺乏承受痛苦的意志品质，那又怎么能指望他把一个国家的希望和命运担负起来？如果他对自己的儿女，尚且如此无情，怎么能指望他以仁慈之心善待他人？

　　如果说汉代的皇帝普遍薄情寡义的话，那么，武帝刘彻恐怕是他们中间问题最严重的人。在汉代的历代帝王中，武帝的宫闱生活尤其混乱，对正常的行政生活的破坏也最为严重。据《佞幸列传》记载，他先后宠幸过邓通、韩嫣、李延年等“佞幸”之臣。刘彻高兴的时候，赐给邓通铜山，使他“得自铸钱”；韩嫣“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李延年则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等到刘彻兴尽爱弛，则邓通被立案侦查，最后“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韩嫣被“赐死”，李延年昆弟则被“禽诛”。读这些文字，令人油然而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刘彻这样的人，真是可怕——他们是多么无情，多么容易堕落，多么不值得信任啊！

　　七

　　虽然汉武帝像秦始皇一样暴虐和昏聩，然而，自古以来，就有人对他大唱赞歌，说他有雄才大略，北伐匈奴，南诛两越，东灭朝鲜，西征大宛，功绩卓著；说他懂得用人，所以，在他的时代，人才济济，各显其能。然而，这些轻飘飘的赞词，其实全然是靠不住的，全然没有看到他的好战激化了民族矛盾，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无尽的灾难，正像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所说的那样：“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那些歌颂刘彻的人，也没有看到他因为冷酷和褊狭，扼杀了多少人才，甚至剥夺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例如，李广一家，三代名将，却都毁于刘彻之手：李广不被赏识，未尽其能，兵败自杀；李敢又被霍去病射杀，刘彻却为“方贵幸”的霍去病遮掩罪行，编了“鹿触杀之”的谎言；李陵之败降，刘彻亦难逃其责——若不是他出于私心，偏护李广利，屈抑李陵，结局断断然不会如此。甚至魏其侯与武安侯因睚眦之怨而两败俱伤，刘彻也要承担主要责任——他在“廷辩”时的低能表现和首鼠两端，正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如此者多矣，岂能一一。

　　关于刘彻，唐人马周作过一针见血的评价：“孝武帝虽穷奢极欲，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对这样浅薄无德的“今上”，司马迁自然是不满意的，甚至是鄙夷的，因为，他在《五帝本纪》里，完整地表述了自己评价伟大君主的标准，如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和合万国。”而汉武帝离尧帝的境界，实在是太远了。李长之说，“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第18页）。他说对了。司马迁的确是含着极大的失望和不满来写汉武帝的。他不仅写出了刘彻道德和心智上的残缺，而且还揭示出了中国所有暴君的本质。难怪清代的杨琪光读了《外戚世家》，要如此赞美司马迁的写作勇气：“读此篇，汉宫闱不堪数矣。《史》、《汉》皆为直笔之，皆若无为忌讳，汉法虽严，其如彼何哉！班氏从后书之，犹可无畏；史公竟指摘并世事，直哉！铁笔如山，难为动摇矣。”（杨琪光：《汉史求是》卷九《外戚世家》）

　　敢向权力说真话，敢批皇帝之逆鳞，司马迁的无所畏惧的伟大叙事，仿佛高高的航标灯，历两千多年而不灭，成为引领中国文学写作的伟大力量。司马迁的永恒的光荣，就来自于这种正直而勇敢的良史精神和文学精神。从人格气度和人文精神上看，司马迁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生活在古代的现代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世界知识分子——他的博大的人道情怀，他的伟大的文化抱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他的坚定的求真热情，他的成熟的理性精神，他的不羁的自由意志，他的傲岸的独立人格，他的豪迈的侠骨义胆，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伟大典范。

　　写作《史记》的司马迁，正像黄履翁所说的那样，始终“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稍就笼络”。一个作家如果只想轻轻松松地写作，只想写一些媚悦时代和市场的作品，那就无话可说；如果他还有更大的抱负，还想写出有正义感、有生命力的作品，那他就应该像司马迁那样“不肯稍就笼络”——即使没有他敢批皇帝逆鳞的勇气，至少也要在权力面前保持基本的人格尊严，或者，至少不能低三下四地对暴君“心怀感激”，更不能卑躬屈膝地对他大唱赞歌。至于错把他乡当故乡，将“大秦帝国”当做“高端文明”的样板，或者，把“大清帝国”当做道德隆盛的典范，那就简直近乎文化犯罪，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对真相的可怕无知，而且意味着对良心的严重背叛。

　　2011年2月7日，再改于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