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强
《不受限制的,有力的和完全开放的》
L。博林格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
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提起“第一修正案”,不需要任何说明,不需要任何解释,只要说出这两个简单的英语词,听到的人都立刻知道其背后的丰富含义,从言论自由到新闻自由到出版自由到集会自由,这些保障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权利都包含在这个简单的词组里了。这个修正案对美国人民的重要性可以说超过了美国宪法本文的所有其他条款。
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是一七八七年加入到美国宪法中去的,到一七九一年才正式成为法律。但是尽管“第一修正案”成了法律,当时它并不具有今天这样无边的法力。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很简短,仅仅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们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这是一个普遍原则,从一个法律原则到今天的普遍而具体的运用,美国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当时尽管有了这个修正案,但是新闻和言论自由并没有就此立刻得到了保证。杰斐逊在理念上是坚决支持公民自由的,他曾说,在一个有政府而没有报纸的国家和一个有报纸而没有政府的国家之间,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也正是这个杰斐逊提出了严格限制言论自由的反煽动叛乱法。对言论和新闻的钳制并没有因为宪法有了这个修正案而自动消失,直到上世纪初,一位美国社会主义政党领袖还因为言论而坐牢,尽管他在大选中赢得了一百万张选票。
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宪法里有类似于美国的第一修正案这样的保证言论自由的条款,但是只有在美国我们才看到这样的条款得到彻底的执行。第一修正案不只是一段纸上的死文字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致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这全靠了美国的司法部门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努力。通过一系列历史性的判决,美国的最高法院支持了新闻和言论自由,禁止了对新闻的检查制度。一九六四年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认定《纽约时报》犯了诽谤罪的判决,在这份著名的判决词中大法官布伦南指出,关于公共事务的辩论应该是不受限制的,有力的和完全开放的,可以包含激烈的,尖刻的,有时令人难堪的对政府和官员的攻击。这个判决大大地提高了美国新闻界的自由度,使美国的新闻界在已经不受煽动叛乱罪的威胁后又不再害怕被政府指控诽谤罪了。作者甚至认为是这个判决规定了美国民主的本质,也是因为当代美国司法对第一修正案的定义和执行,作者觉得美国人目前享受着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的言论和新闻的自由。然而,当美国人说他们的言论自由是受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时,实际上他们的这个自由是美国的整个司法体制确立起来并警惕地保护着的。
媒体不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现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亿五千多万个就业岗位
据有关方面调查,至二〇一〇年六月,我国个体工商户达到3197.37万户,比上年增长9.6%,是近几年增长较快的一年;资金总额也超过了1万亿元,从业人员达到6585.38万人。加上私营企业8895.74万从业人员,我国民营企业至少提供了1.55亿个就业岗位。调查结果还显示,民营企业员工工资呈连续下降趋势。二〇〇八年全国私企雇工平均工资17017元,比二〇〇七年降幅达7.5%;二〇〇九年仅有16645元,同比降幅2.2%。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数占36%,月收入在1200左右的占50%左右。这表明,我国私营企业员工为国际金融危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私企员工工资连续下降,不仅与国企员工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万元)也拉开了差距。
中国每十个人中有一人有社交焦虑方面的困扰
每年以约一千五百万人的速度城市化的中国,人们时常感到身处于繁华都市中的“孤岛”,社交焦虑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心理问题。有关专家认为,一个保守估算的数字是,中国每十个人中至少就有一人或多或少遭遇社交障碍的困扰。换言之,中国至少有一亿三千万人受社交焦虑障碍的困扰,其中约有三千万社交焦虑障碍者,值得关注。
社交焦虑,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恐惧或忧虑的精神状态。美国社交焦虑症协会甚至指出,全球约有7%的人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症,平均每一百人中有十三人在一生中有发病机会。社交焦虑,已为当今世界继抑郁和酗酒之后排行第三位的精神健康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
二〇一〇年我国财政收入首次进入“8万亿时代”,达到8.1万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7%。其中,税收收入为7.7万亿,同比增幅超22%。财税收入增幅多年居高不下,再次成为各界争议焦点。不少批评声音认为,财政取之于民过多,应予以结构性调整和减负。全国人大财经委一位人士认为,政府不能只考虑增税,而不减税。“不要看见别的国家有什么税,就要开征什么税。实际上,中国早就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了。”也有的认为,纳税人缴税是用来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这些年税收增加很快,但民众享受的公共服务并未增长那么多、那么快。
我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中共中央的领导提出,目前我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这一判断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
二〇〇三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十三名腐败高官落马。七年后,二〇一〇年全年共有十一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刑。如果把二〇〇三年公开报道的十三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二〇一〇年被判刑的十一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二〇〇三年,这些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二〇一〇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判处死缓以上三人(含死刑一人),占23%;二〇一〇年十一人中,判处死缓七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七人,占53.7%;二〇一〇 年十一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人十一人,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徒刑伺候。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一把手七人,占53.7%;二〇一〇年十一人中,一把手八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高危岗位。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京城高官仅二人,占16.4%;二〇一〇年十一人中,京城高官增至五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中国人一年给美国商家贡献七十亿美元
商务部长陈德铭最近说: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要引起注意,按照每个中国人赴美消费7000美元计算,中国人一年就给美国商家贡献了70亿美元。
照中国广播网的一则报道计算,目前中国旅客一年在海外购买的高档商品消费达到460亿美元,折合下来,近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人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除了质量和售后服务,最主要原因,自然是价格。因为同样的商品,只是由于分别摆在中国和美国,标价却有天壤之别,外国品牌如此,中国品牌也如此。在中国买明显要比在国外买贵。这主要是由税收和利润造成的。
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女人希望嫁给公务员
二〇一〇年年底发布的《二〇一〇中国人婚恋状况凋查报告》显示,40%以上的女人希望嫁给公务员。沈阳有一位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三十二岁公务员,三年相亲五百次,选择太多挑花了眼。65%的女人希望另一半的收入是自己一倍以上,不仅如此,如果男方胆敢提婚前财产公证,30%的女人会翻脸。二〇一〇年公布的《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显示,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