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一卷）

第29章 田汉与安娥

　　第29章 田汉与安娥——儿子田大畏的回忆

　　◎刘畅

　　田汉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我国国歌的作词者。他与他夫人安娥一生爱得很艰难。最近《环球人物》的记者采访了田汉的儿子田大畏，他向人们介绍了父母恋爱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田汉原名寿昌，一八九八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田汉曾提到，自己最爱的人有三位：一位是母亲，一位是他的舅父兼岳父易象，另一位就是自己的妻子易漱瑜。不幸的是，易漱瑜一九二五年病逝。临终前，易漱瑜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在田汉恋情中，黄大琳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田汉在给日本友人、著名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不过，一九二七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三年。

　　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一九二五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了。林维中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一九二九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虽然异常繁忙，但他一个月之内还是给林维中写了七封信，热恋之情可见一斑。这时，他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娶林维中为妻。不久，田汉和黄大琳的婚姻宣告结束，他们不但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田汉在合影下写道：“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一九二九年，对田汉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形势，使他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即从思想上、政治上、文艺作风上转向“左翼”文艺战线。因为田汉在上海的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当年，安娥只有二十四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

　　安娥一九〇五年出生在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原名张式沅。父亲是清末民初教育家。田大畏说，“母亲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她十五岁上初中就‘不安分’，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安娥因学监压迫学生，就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住在旅馆不回学校，迫使学监辞了职。事后，安娥离开学校，被父亲带到北京读书。一九二三年，安娥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大畏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这一点母亲和她很像。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她直接来到北京，硬是从学校里把母亲抓回家。”当时正值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二十五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外祖父不赞成母亲走上共产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同年，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特工生涯。她做特工时有许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田大畏说，“在中山大学时，母亲因为历史比较简单，俄文也不错，被选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叫克格勃，当时叫格别乌，做东方部主任的助手，帮助他们办案。”

　　一九二九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边担任秘书。她负责将收集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意气学生。

　　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他本以为所见的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眉清目秀，不卑不亢，举止大方，颇有几分英豪气，很是欢喜。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他震惊了，作品反映出的丰富阅历以及不俗才情让田汉兴奋和感动。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创作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一九三〇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然而，甜蜜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与田汉保持了五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不久从南洋归国，她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而田汉，既不愿伤害这个，也不愿伤害那个，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安娥帮他下了决心。她告诉林维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最终，田汉决定遵守诺言，与林维中完婚。

　　谈起此事，田大畏说：“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当时并不能结婚。不仅如此，她听说父亲结婚没有房子，甚至还张罗着给他们找婚房，这是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而田汉并不知道，这时的安娥正怀着自己的骨肉。

　　一九三一年八月，田大畏出生了。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安娥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送走。“在最难的时候，母亲唯一想到能依靠的，只有姥姥。她踏上了六年未回的家乡。母亲再次出现，还带着私生子，当时的场面可以想象。据说，她是跪着求姥姥，请她照看我的，姥姥搂着母亲失声痛哭。”之后，安娥果断地回到了上海，来到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一九三三年，由于叛徒的破坏，安娥的直接领导姚篷子被捕叛变，作为姚的下线，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介绍，她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脍炙人口的《渔光曲》、《卖报歌》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撤离上海，在由上海辗转武汉的路上，她竟然又与田汉相遇了。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命运。“母亲告诉父亲，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父亲听后很激动。”当时，田汉的妻子林维中住在重庆，而他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种活动，爱情又明朗化了。

　　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

　　一九四八年二月，安娥接受上海《新民报》专访，开诚布公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说：“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当记者问她，面对如今的局面如何应付？安娥笑言：“无所谓应付”，“一切应该随田先生”，“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抗日战争期间，安娥曾任战地记者，一九三八年后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这时，田汉已经与林维中离异。一九四八年，安娥和田汉同赴解放区，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后，一九四八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田大畏说，他的父母亲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一九五四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我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倦，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一九五六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病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田大畏说：“父亲始终鼓励母亲别泄气，同病魔作斗争。他给母亲找最好的医生，给母亲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母亲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父亲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母亲。”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

　　“文革”前夕，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去看望丈夫。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怀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大 逃港

　　——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二〇〇七年四月，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四年的一万多件档案。群众逃港事件的内容也在其中。于是，一段虽人所共知，但不能言说的历史大白天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绵延三十余年，深圳河边不断出现大逃亡。超过一百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无法忍受“左”祸带来的反右、“四清”、“文革”等等政治和经济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之下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比起东欧柏林墙（成功越墙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伤260人）、朝鲜的三八线，偷渡香港人数更多，时间更长、情状更惨烈。

　　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在边境前沿工作与民众接触较多的共产党人的深思，使他们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和广东省的一些领导，率先向中央提出要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以稳定人心，发展经济，解决外逃等问题，于是深圳特区的获准建立，外逃问题逐步解决……改革开放出现了新的局面。人们把“大逃港”比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作为向深圳特区三十年献礼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秉安用了二十二年时间，先后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员，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以下是有关陈秉安和《大逃港》的介绍，和《大逃港》一书部分内容的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