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画传

六、发展与提高

　　1990年，重庆市一位领导人到著名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参观，对那里的经营管理十分钦佩，然而当他听到该公司负责人说的一句话，却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那位负责人说，我们的管理方法，还是向你们的卢作孚先生学习的呢！这位领导人后来在纪念卢作孚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说：“卢作孚先生的经营管理思想，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现已成为日本丰田汽车工厂学习的榜样，我们更要好好总结，弘扬光大。”

　　1.“化零为整”运动

　　20世纪20年代，整个川江的航业，实际上仍然受到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轮船公司的控制。而当时的中国轮船公司犹如一盘散沙，势单力薄。不少中国轮船公司，实际上只有一艘轮船，几十艘中国轮船，便有几十个中国轮船公司，看起来数量多，实际上实力小。这些中国轮船公司经营无序，且相互拆台、相互攻讦，致使中国轮船公司更处于劣势，不仅不能和外国轮船公司抗衡，而且在恶性竞争下，纷纷倒闭破产。如果任其下去，中国轮船公司只有死路一条，民族航运业濒临崩溃。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卢作孚认识到“中国籍的轮船公司无不危在旦夕，其垂危局面，不容坐视不救”。必须迅速结束中国轮船公司各自为政、散漫无序的局面。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顶住外国轮船公司的垄断和强压，以拯救中国民族航运事业。为此，卢作孚开始了他的“化零为整”运动。

　　这个运动也得到了四川督办刘湘等人的支持。因为刘湘早就对川江内河航运被外国轮船公司操纵十分不满，很想让中国各轮船公司联合起来和外国轮船公司对抗。结果，刘湘看中了民生公司，决定给予扶植。其原因，诚如四川财政厅厅长刘航琛所言：“当时民生公司的规模虽小，但其主持人卢作孚有头脑，有能力，而且为人方正，操守极佳”。甚至为了让卢作孚在公司说得起话，刘湘让督办署和四川银行集资5000元助卢作孚入股民生公司，“目的在使卢作孚成为享有董事会表决权力的董事兼总经理，而非只能列席董事会只有报告义务的聘任总经理”。可以说，这种资助完全是为了实现一桩收回内河主权的重大任务，而不是为了卢作孚个人。对于卢作孚而言，化零为整也是形势所逼迫的。诚如1932年3月卢作孚所言：“所以不得已而为化零为整之运动，实为救航业之急。”他明白，此举“关系于四川对外交通和未来的开发，非常重要”。

　　卢作孚决定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联合其他中国轮船公司，使长江上游几十个中国轮船公司化零为整，成为一个能与外国轮船公司抗衡的强大实体。

　　然而当时的民生公司只是一个拥有三只吨位小、航程短的轮船的小公司，要争取那些比它强大得多的轮船公司向它靠拢，与之联合，谈何容易！

　　卢作孚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使这个联合得以顺利实现。

　　首先，卢作孚将民生公司总部由合川药王庙迁至重庆千厮门码头，以便就近联络各中国轮船公司，就近指挥这场联合。

　　其次是尽力准备较充足的资金，以收购必须买的轮船。

　　第三是做好人才的准备。联合后的民生公司必然需要大量人才，卢作孚一方面千方百计到处搜求航运方面的专家，不惜以高民生公司汉口分公司（20世纪30年代）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薪、好房子为条件；一方面又加紧培训青年，在北碚开办了水手、茶房等培训班。一段时间里，北碚成了民生公司培训人才的基地。

　　卢作孚制订了联合的顺序：首先联合重庆上游至宜宾线的中国轮船公司，再联合重庆下游至宜昌一线的中国轮船公司。

　　卢作孚制订了联合的原则：“凡愿意出售的轮船，无论好坏，民生公司一律照价收买；凡愿意与民生公司合并的公司，不论其负债多少，民生公司一律尽力照顾，帮助它们偿清债务，需要多少现金即交付多少现金，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凡卖给民生公司的轮船和并入民生公司的公司，其全部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公司，由民生公司安排工作，不使一个人失业；凡接受一只轮船，即废除一只轮船上的一切腐朽的管理办法和陈规恶习，代之以民生公司自己创立的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和良好的服务作风。”

　　当时，许多中国轮船公司也认识到，单枪匹马不如联合起来，加上民生公司的联合举措使他们看到了民生的诚意，大都愿意与民生公司合并。1931年，就有7家中国轮船公司、11只轮船加入到民生公司中。1932年又合并了4个中国轮船公司，7只轮船。1933年收购了4只，1934年收购6只，1935年收购11只。其具体收购合并情况如下：

　　1931年1月，收购九江轮船公司“合江”、“九江”两轮，改名为“民安”、“民治”轮。4月，收购通江公司的“通江”、“青江”、“岷江”3轮，改名为“民有”、“民享”、“民江”。5月，收购协同公司“蓉江”轮，改名为“民选”轮；收购锦江公司的“乘风”轮，改名为“民殷”轮。1932年4月，收购长宁公司“长宁”轮，改名为“民宁”轮；收购涪丰公司“涪丰”轮，改名为“民康”轮；收购蜀平公司“福明”轮，改名为“民主”轮。7月，收购意商永年公司“永年”轮，改名“民俗”轮；收购川江公司“蜀亨”、“新蜀通”两轮，“蜀亨”改名为“民贵”轮；收购英船“皮托谦”轮，经改建，改名为“民族”轮。9月，收购“万安轮”，改名为“民宪”轮。

　　1933年3月，又以5000元购买英商太古公司沉没长江的“万流”轮，打捞改造后改名“民权”轮。5月，收购涪江公司的“涪江”轮，改名为“民法”轮；收购华阳公司的“蜀安”轮，改名为“民意”轮。7月，收购衡山公司的“衡山”轮，改名为“民信”轮。

　　1934年1月，收购吉庆公司的“吉庆”轮。3月，收购“镇江”轮。

　　6月，收购美商美孚油行“美川”轮，改名为“民众”轮。7月，收购“飞鹰轮”，改名为“民约”轮。12月，收购意商扬子江公司“光耀”轮，改名为“民泰”轮。

　　1935年2月，收购意商“永丰”轮，改名“民风”轮。4月，收购意商“永游”轮，收购“彝江”轮，改名为“民和”轮。5月，收购美商捷江公司“宜安”、“宜昌”、“其封”、“其太”、“泄滩”、“宜兴”、“宜江”7只轮船，分别改名为“民政”、“民彝”、“民铎”、“民泰”、“民兴”、“民勤”、“民聚”。

　　此时，民生公司已控制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力，轮船总数达40只，吨位增加到15500多吨，已成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了长江上游最大的一家航运公司了。整个长江上游的几十家中国轮船公司终于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联合起来，卢作孚的“化零为整”运动终于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又进行了轮船的更新与改造。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公司又为轮船添置了电冰箱、蒸气消毒器、收音机、电风扇等，开设了浴室、卫生间、阅览室、娱乐室等。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优质服务项目使民生公司锦上添花，声誉大增。

　　从此，强大起来的民生公司迅速向长江下游和其他航线推进，长江沿线的重要商埠码头都设了分公司和办事处。民生公司成了足以与外国轮船公司抗衡的强大对手。特别是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更体现出了这种联合的重大意义。

　　2.“坐民生公司的船，感到一种自尊”

　　民生公司经过化零为整，不仅实力越来越强，名气越来越大，而且信誉越来越好，服务更是热情周到，不仅一般普通乘客愿意乘坐民生公司的船，甚至连各界名流、达官贵人也愿意乘坐民生公司的船。

　　1935年，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上海出席了第6届全国运动会后，要到重庆创办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前身），他从上海到重庆，都是指名要坐民生公司的船：从上海到宜昌，乘坐的是“民权”轮，从宜昌到重庆，乘坐的是“民俭”轮。

　　1936年，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到四川考察，也是指名要坐民生公司的船。从上海出发时，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特意到他乘坐的“民贵”轮上欢迎。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少名人乘船撤到大后方，他们宁愿多等几天，也要乘民生公司的船。

　　如1937年10月，著名画家徐悲鸿夫人蒋碧微一家，从汉口到重庆，乘坐的是“民权”轮；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导演沈浮率领的上海影人剧团，包括著名演员白杨、吴茵、谢添等从宜昌到重庆，乘坐的“民贵”轮，同月著名画家徐悲鸿也是乘坐“民权”轮从汉口到重庆；12月，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从汉口到宜昌，乘坐的是“民族”号；从宜昌到重庆，乘坐的是“民主”轮。

　　1938年7月，著名政治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从宜昌到重庆，乘坐的是“民权”轮；9月，著名记者、《中国晨报》总编辑冯英子从汉口到宜昌，乘坐的是“民俗”轮。

　　另外，乘坐民生公司轮船撤往大后方的，还有著名作家老舍，有著名核物理学家、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当时是十几岁的孩子）一家。

　　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在兵荒马乱，客货骤增，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民生公司竟然还能保持他们对乘客热情周到服务的一贯作风，就更是十分难得了。

　　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1937年秋他才十几岁，一家8口乘坐“民贵”轮入川，当时他母亲在“民贵”轮上分娩经过，他至今仍历历在目：

　　1937年秋，由于上海战事吃紧，我随父母乘民生公司“民贵”轮由宜昌逃难入川。当时船上乘客极为拥挤，连甲板上都睡满了。我的母亲此时是临产孕妇，处境极为困难，幸好轮船负责人富有同情心，给我一家八口（外婆、父母和我们五个姐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一家乘坐的“民贵轮”

　　弟）集中在一个单间。……母亲当晚就分娩了……也是靠船上的职工帮助，临时腾出一间清洁舱房作为产室，并且请来船上乘客中的医护人员协助接产，母亲才得以顺利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弟弟……船长亲自前来祝贺，馈送营养食品，并且深情地说：“孩子就叫民贵吧，以后随时乘坐我们的船都可以免费。”

　　我们的排行是“开”字辈，唯有这个小弟弟取名叫“章民贵”。

　　如1938年11月18日，正是宜昌大撤退的紧张时刻，著名作家胡风一家也撤到了宜昌。胡风买到了民生公司的“民本”轮船票后，十分高兴，因为他早已听说民生公司的轮船是以对旅客热情周到服务而闻名。几天乘船的亲身体验证实了这个传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还记述了民生公司轮船良好的服务态度。他写道：

　　民生公司是以服务周到，没有一般轮船的积习而出名的。

　　一般的轮船，如英商的怡和、太古公司用的是不付工资的茶房（甚至有的花了钱才能进来），这样他们就得在旅客身上讨酒钱，卖铺位，敲诈欺骗旅客。

　　“民本”轮。1935年建造，是当时川江上容量最大、速度最快、设备最好的轮船。著名作家胡风一家乘坐此轮从宜昌至重庆。

　　一个穿白制服的青年服务员领我们到舱里。一看，里面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20日六时过到万县。天又下着小雨。服务员来帮忙那一对夫妇收拾行李，之后又进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小服务员帮我捆行李。这时我正拿它没办法呢，因为我在铺盖里还放上换洗衣服等杂物，很难捆好。而在他手里，用棉被将它们一包，用绳一捆，一个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的铺盖卷就打好了。他们是经过训练的，学了一些本领。他很有礼貌地送我们下到划子上，还不肯收小费。我亲身体验到了民生轮船公司良好的服务态度和经营方针，如果不是战争，他一定能够击败外商的轮船公司。

　　坐民生公司的船，没有歧视，没有冷漠，没有欺诈，有的只是关心、热情和周到的服务。著名女学者陈衡哲回忆她1935年从汉口乘坐民生公司“民权”轮到重庆时的心情说：“坐民生公司的船，感到一种自尊。”

　　3.蒋介石乘坐“民主”轮

　　1936年4月10日，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突然接到宜昌专署电话，言刚刚接到中央军事委员会行辕的密令，委员长蒋介石要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入川，时间是12日晚8点，要民生公司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李肇基一听顿时着急起来，因为只有1天的准备时间，而让蒋介石乘坐哪只船呢？他立即向卢作孚请示，最后商定，由“民主”轮来承担这一任务。

　　这“民主”轮原是蜀平轮船公司的“福明”轮，1932年在化零为整时被民生公司收购，改为“民主”轮。

　　卢作孚为什么决定用“民主”轮呢？一是这只轮船长年行驶在宜昌至重庆的航线上，对河道十分熟悉，行驶安全可靠。二是前不久宋美龄也是乘坐这只船入川的，为此已对这只轮船进行过较彻底的维修清洗，全船人员也经过了审查调整，因此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让“民主”轮接待蒋介石，就用不着再大动干戈了。

　　然而更让李肇基焦急的是，蒋介石12日下午4点就要飞抵宜昌，但“民主”轮正从重庆开来，要到下午5点半才到宜昌。而委员长行辕下了死命令，在晚上8点蒋介石上船前，必须把船上的货物全部卸完，需要的燃煤全部运上船，而且要把全船上下里外全部清洗干净。

　　当“民主”轮刚抵宜昌港，李肇基就立即告知船长冉庆之，2个小时之内卸货、装煤、打扫清洁。全体船员知道此事责任重大，都拚命干起来。果然，到晚上8点半，比要求时间延长了半小时，总算全部货物卸完，燃煤上船，全船擦洗一新。船员也全部穿上整洁的服装，稍有破旧的，又向临时停靠在一旁的“民权”轮借用。

　　随后委员长行辕来了人，他们全船上下逐一检查了一遍，连浴室、厨房、厕所都仔细查看，表示满意后，又一一询问每个船员的姓名履历，还每人发给临时标识佩戴胸前，以防外人混入。

　　谁知当一切准备妥帖，蒋介石却并没有按原订时间上船。原来抢运物资入川的“民主”轮。这艘蒋介石、宋美龄曾坐过的轮船，如今只留下了个远镜头的身影。

　　蒋介石下午4时飞抵宜昌后，因感冒服药，沐浴后要稍事睡眠，因此临时将登船时间改到13日早上。

　　此时李肇基想到，船上货物卸完后，空船行驶起来不平稳，于是又和委员长行辕商量，经同意后，又急忙派人上货压舱。结果忙到深夜12点，上货500余件，煤40吨，总算准备得万无一失了。

　　第二天凌晨，李肇基与宜昌专署的官员在码头欢送蒋介石上船。当蒋介石走到欢迎队伍面前时，突然在宜昌专署参谋长面前停下来，因这位参谋长的领扣没扣好，被蒋介石注意到了。当时国民党正在搞所谓“新生活运动”，蒋介石特别注意官员的风纪，所以他用手指着参谋长的衣领说：“扣好，扣好。”

　　然后向“民主”轮走去。

　　看到“民主”轮徐徐开出宜昌码头，李肇基终于大松了一口气，急忙向卢作孚发函汇报。

　　在黄立人主编的《卢作孚书信集》中，还有13日上午李肇基向卢作孚汇报此事详细经过的信函，而且注明时间是“晨八时”。

　　4.朝会——提高办事效率，增强凝聚力的举措

　　卢作孚为了提高民生公司员工，特别是总公司机关员工的文化素质，从1932年10月起，还创立了朝会制度，它已成了民生公司的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自1932年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着。

　　所谓朝会制度，就是在每周规定的日子上班前，总公司全体员工聚集在礼堂，举行学习报告会。其内容丰富多彩，或由部门领导李肇基（1898～1984年），历任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和汉口分公司经理，是卢作孚的得力干将。

　　报告工作；或由一般职工报告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也可以让职工自由发言，对公司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甚至让新加入公司的新员工进行自我介绍，借此机会与大家见面相识。在抗战期间，朝会开始时，还要全体起立，齐唱抗日救亡歌曲。

　　朝会结束时，仍全体起立再唱抗日救亡歌曲，使朝会成为爱国教育的课堂。

　　卢作孚不管多么忙，只要他在重庆，总要参加朝会。他以一个普通员工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坐在台下，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讨论。他特别注意倾听那些对公司提出批评建议的发言。当然，他有时也要上台，向大家民生公司在礼堂举行朝会情景民生公司正在进行员工教育讲公司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及对批评建议的答复。有时也讲述他在外地、外国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所思所想。

　　民生公司的朝会制度从1932年形成之后，一直坚持下来，并不断改进、完善。使它成为了提高总公司员工文化素质和办事能力，增强公司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5.请各界名流来公司讲演

　　卢作孚为了提高公司员工的政治、经济、文化素质，开阔他们的眼界，也为了增进与社会各界的融洽关系，特别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来公司讲演。这些讲演的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1932年11月1日，在卢作孚陪同下，中国银行襄理张禹九讲演《入川以来之工作》。12月12日，卢作孚的好朋友，后进入民生公司当了代总经理的宋师度讲演《人才的造成》。

　　1933年12月25日，请著名学者曲木藏尧讲《西南国防与猓夷民族》。1934年11月，又邀曾任四川省长和四川大学校长的张澜讲《广西的建设》。

　　1935年12月10日，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大礼堂主持500多人参加的讲演会，欢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国科学社著名科学家任鸿隽，著名女作家陈衡哲讲演。1936年4月29日，卢作孚邀请好朋友、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讲《离开四川时的感想》。10月27日，全国新生活运动书记长阎宝航讲《新生活运动是救亡图存的要素》。

　　1937年6月4日，到四川考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漱溟应邀作了《我的过去与山东工作的概况》的讲演。9月16日，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作了《胜利终必归我》的讲演。12月22日，著名法学家何基鸿作了《华北丧失之由来》的讲演。

　　1938年1月7日，著名学者马寅初应邀来公司讲演，听众竟达千余人。4月21日，卢作孚又陪同著名爱国者、好朋友杜重远讲《由小问题讲到大问题》，卢作孚接着也作了《这才是伟大的力量》的讲演。5月11日，卢作孚邀请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来讲演。7月11日，卢作孚还邀请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五四”运动领导人陈独秀讲《人类进化程序及国人应有之努力》。8月9日，卢作孚还邀请本年初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的梁漱溟作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中共对抗战态度的讲演。11月23日，杜重远再次应邀到公司作了《在建设中的新疆》的讲演。

　　1943年6月23日，卢作孚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作《怎样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的讲演，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1944年6月，冯玉祥又被邀来作过一次讲演。

　　1945年1月11日，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来民生公司讲演。在讲演中，还谈起他和卢作孚相识的经过，并说他一见到卢作孚，即认为卢作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他但凡有大的建设事项，都要与卢作孚商量。

　　另外，卢作孚还邀请了著名文化人郭沫若两次来公司讲《文艺的两条线》、《中国文艺发展史略》，邀请著名作家茅盾讲《如何读小说》，邀请著名地理学家、中央大学教授胡焕庸讲《世界的经济与战后的中国》，邀请梁漱溟讲《政治协商会议之内容与国际间关系》。张澜（1872～1955年），民生公司董事。是卢作孚的好朋友，对卢作孚的为人处事十分敬仰。图为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与张澜合影。

　　还邀请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藻讲《人生之味》，青年党主席、民盟发起人之一左舜生讲《政治协商会议》，黄炎培讲《战争之后怎样做新国民》等。

　　从卢作孚请的名人和他们所讲的内容看，可以体现出卢作孚采取的是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原则，在主张爱国、抗战、和平的大前提下，什么内容都可以讲。这些名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丰富知识和个人见解，大大增长了公司员工的见识，开阔了公司员工的眼界。

　　6.别开生面的公司股东会

　　1933年4月16日，卢作孚以“一个小小的股东”署名，写了《公司的灵魂》一文，文章开首就说：

　　我这位小小的股东不是自谦，是事实，是因为我的股本小至于全公司的二千分之一。股东会快开了！我呢，是有言要发，然而，又恐怕有股太微，言亦不足动听，听亦无关重轻。

　　然而这是卢作孚的玩笑话。因为民生公司的股东会不但十分尊重卢作孚，而且还有与其他公司股东会不同之处：一是“投资的朋友努力投资”，二是“股东大会中看出股东的和气”，三是“股东绝不多分盈余”。

　　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一开始就定为股份制，是我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之一。所谓股份制，就是将公司资本分为若干等额的股份，由股东按股认缴股金，按股分红。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一般的公司，只要出资认股，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当股东。更有一些公司，若有外国人入股当股东，反而觉得有面子，有靠山。而民生公司的章程中则明确规定：“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限。”卢作孚坚持这一条，就是拒绝外国人凭借其经济实力插手、干涉甚至控制中国轮船公司，这是卢作孚维护内河航运主权，维护中国轮船公司正当权益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般的公司，大股东总是拥有更多的权益。而民生公司为了防止大股东以股权操纵、控制公司，损害小股东的利益，特别在公司章程中作出了规定：“每一股有一表决权，但一般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从11股起，每二股有一表决权，150股以上之股东，概以80股为限。”这使任何一个股东，投再多的股，也无法操纵、控制整个公司。这样的规定，是其他公司所没有的。

　　民生公司最初发起于合川，所以最初股东以合川为最多。而其中一些股东和卢作孚关系密切。如股东陈伯遵，原是卢作孚的老师。有的人入股，是看到卢作孚是个能干而讲信用的人。如当时驻合川的川军28师师长陈书农，他后来回忆说：“敝师正在驻防合川，那时卢作孚先生发起民生公司，敝师长认定卢先生实在是一个有守有为的人，乃率先赞助入股。”同时又劝其他将领入股。

　　民生公司还鼓励全体员工都积极入股。为此，公司还制订了《奖励职工投资办法》，对那些收入不多的员工在认股上给予特别优惠和方便。如规定凡职工一时凑不足一股者，可分期交付，公司认息；凡凑足3/5股股金者，公司仍发给1股股票，不足部分由公司借款凑足，借款可在半年内还清；凡职工以月薪储积入股者，公司津贴5%。这样的政策一出，不少公司员工纷纷入股。1933年，公司职工股已占到全部股金的十分之一。当时民生公司员工的待遇在同行业中居最高水平，当时流传过一首“打油诗”：“女儿女儿快快长，长大嫁给民生厂；三天打一回牙祭，半个月关回饷（四川话指工资）。”特别是当公司职工成为了股东后，公司的命运和他们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公司的发展、经营更关心，工作也更尽职。

　　卢作孚也极力鼓励股东增加投资，甚至把红息再投入。如1933年4月9日民生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卢作孚在大会上讲话，分析了民生公司之所以能在大多数公司亏损的情况下还能赚钱，就是因为民生公司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赚钱，更主要的目的是帮助社会。说到动情处，卢作孚竟流泪不止，他希望股东们把部分红息用来修建职工宿舍，使公司员工免除后顾之忧。

　　抗战爆发后，整个民生公司全力以赴投入抗战中，8年间，股东不仅没有红利，甚至连股息也没有，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也没有红酬。

　　7.与众不同的公司董事会

　　民生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董事是由公司“股东会用无记名连记法互选之”，“可连选连任”。“董事会由董事互推9人为常务董事，再由常务董事互推1人为董事长”。董事会领导公司的一切活动，包括对外代表公司，任免公司总经理，召集股东会，核定公司收支账目，视察公司营业状况等等。这些规定，和一般其他公司没有多大区别。

　　然而，民生公司董事会也有和其他公司不同之处。一般来说，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都是由占有股份较多的股东担任，因为股东对公司所负责任和权益是以其股份多少为准。而董事长更是由占有最多股份的股东担任。但民生公司却不然。它不太看重其占有股份的多少，而是更看重其社会声望和对民生公司的贡献。可以说，“公司的董事、监察，一部分代表事业，另一部分代表一群朋友，没有一个是代表自己资本的”。因此，民生公司的董事会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仅占1股的股东当选为董事的，而拥有10股20股的股东也不一定能当上董事。如仅有4股的耿布诚，就曾是1929年前公司的董事长，之后的董事长郑东琴也只有7股，这在民生公司中只算个小股东。但他们能当选为董事长，主要是因为他们公正无私、德高望重，特别是对民生公司的创办有过重大贡献。

　　就以第二任公司董事长郑东琴为例。当民生公司刚创建时，第一艘“民生”轮即将在上海造船厂建造完成，急待交纳造船费3.2万元。而原订股金总额才何北衡（1896～1972年），民生公司董事，被卢作孚称为“帮助公司最多的董事”。

　　2万元，而实际只收到8千元，离3.2万元还差了一大截。而此时不少已经认股的股东却推三推四，不肯拿出钱来，采取等待观望态度。这也难怪他们，当时川江航业正处在极不景气的阶段，不少中国轮船公司或因竞争激烈，或因经营不善而亏本倒闭，使那些轮船公司的股东们吃了大亏。因此，认购了民生公司股份的股东不肯轻易出手，怕吃亏上当。他们甚至扬言：要亲眼看到造出的轮船开来才肯拿出钱来。

　　此时此刻，卢作孚真是心急如焚。就在这功败垂成之时，卢作孚想到了正在重庆警察厅任厅长的郑东琴。此人是卢作孚的老上级，都曾是同盟会会员。1919年，郑出任厅长时，曾邀请卢作孚到厅里任过几个月的科员，比较熟悉。经过卢作孚的一番诉说，郑了解了民生公司的困难处境，二话没说，当即慷慨解囊，借出数千元。郑又动员他的朋友郑礼堂借出数千元。但钱仍不够，郑又以事关地方公益为由，亲自出面郑东琴（1882～1965年），多年担任民生公司董事长。

　　宋子文（1894～1971年），民生公司董事。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宋子文在谈判中提议组织过渡政府，拟定卢作孚为实业部长，为国共两党认可。

　　请合川县政府资助。郑东琴曾任过合川县知事，合川县府和当地士绅，多为郑的同事、部下和朋友，看在郑的面子上，也都纷纷出资。特别是卢作孚的老师、县教育局局长陈伯遵，又从县教育经费中暂时垫出8千元，这样才总算凑足了“民生”轮的购船款，解了燃眉之急。可以说，民生公司第一艘船下水，郑东琴、陈伯遵等人功不可没。特别要提到的是，“民生”轮开航不久，嘉陵江又遇江水枯落被迫停航，刚刚建立的民生公司眼看因停航5个月而面临破产。在这个节骨眼上，卢作孚又找到郑东琴商量开辟渝涪线。因郑曾任过涪陵县知事，在当地威信很高，人缘也好。当地人士自然也买郑的账，渝涪线得以迅速开通，挽救了民生公司。像郑东琴这样对民生公司有极大贡献的人，虽然只持有7股股金，但他出任公司董事长是众望所归。郑东琴从1930年至1949年一直担任民生公司董事长。

　　为了更好地调节民生公杜月笙（1888～1951年），上海青红帮头子，民生公司董事。

　　刘航琛（1893～1975年），民生公司常务董事，对民生公司及北碚峡区建设给予很大的帮助。

　　司与政府、金融界、商界、企业界的关系，董事会中也不乏有各界声望高、有实力的名人担任董事。其中有国民政府要员，如曾任过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经济部长翁文灏等；也有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敏，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等；还有地方实力派人物，如四川财政厅长刘航琛，四川劝业道台周孝怀等。他们担任董事，对解决公司实际困难起了很好的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公司董事会中还有并不持有公司股份的文化人担任董事，如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晏阳初，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等。他们虽然没有公司股份，但他们加入董事会，对公司的声望和形象却有很大好处。

　　更有意思的是，董事中还有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这对广结人缘，解决当时社会因帮派体系复杂而阻碍公司航运问题也起了一定作用。

　　8.大才过找，不拘一格

　　卢作孚一生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深知要使事业成功，必须重视人才。他有一句名言：“办事须尽力揽人才，更须尽力训练人才。”为此，他提出了“大才过找，小才过考”的用人原则。

　　卢作孚提出的这个用人原则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当时社会仍盛行着“任人唯亲”的风气，卢作孚非常痛恨这种封建落后、埋没人才的用人旧习。他提出“大才过找，小才过考”，正体现了他“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

　　所谓“大才”，是指少数学有专长，富有经营管理经验，和在科学技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专业人才。卢作孚对这样的人才，采取公开招聘、托人介绍推荐等方式礼聘到公司来，担任公司各部门的重要职务。有时为了一个人才，卢作孚还要亲自登门拜访，再三动员、说服。

　　如曾担任民生公司代总经理的甘南引，原是哈尔滨中东铁路商务处长和松花江合兴轮船公司董事，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企业管理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甘南引不愿在日寇统治下苟活，遂离开哈尔滨南下，经中国科学社社长、著名学者任鸿隽介绍来到民生公司。卢作孚对他十分信任，让他出任公司襄理兼人事股主任，主管公司职工教育与培训等工作。

　　卢作孚因事暂时离开公司时，还让他代理总经理职务。甘南引对卢作孚知遇之恩的回报，是以更大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民生公司的工作中。

　　据1937年统计，民生公司41名处级以上主干人员中，大学以上学历者有38人，占92%，其中5人是英、美、德、日留学生。此外还有大批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号的打捞，公司的技术人员就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爆发后，在华东、华北的一些造船厂，如江南造船厂、马尾造船厂、大沽造船厂、青岛海军工厂等陷落敌手，不少有爱国心的造船专家和高级技术人员来到大后方。卢作孚借此机会罗致了大量人才到民生公司来。如留德轮机工程师周茂柏被卢作孚聘为民生机械厂厂长，著名电气工程师陈仿陶被聘为民生机械厂的副厂长兼工务处处长。留学英国的船舶设计专家张文治，卢作孚聘他为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并成立总工程师室，把上海来的许多航运工程技术人员延揽进去；又如他聘用中国海商法专家魏文翰担任公司协理，一度曾代总经理。聘请著名锅炉专家李永成为工程师，让领航专家金月石担任总船主。还聘交通大学教授杨西樽，以及朱天秉等为工程师。他还聘请留美专家赖彦于、陈国仓分任设计室主任和稽核室主任，留德经济学专家张梁任为公司主任秘书，留德专家丰传诗为公司秘书。又曾聘留英造船专家，原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叶再履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又聘任留日童少生（1903～1984年），曾任民生公司副总经理，后又出任民生公司代总经理。

　　李劼人（1891～1962年），著名作家，卢作孚的好友，曾被卢聘为民生公司办的民生机器厂厂长。

　　经济学专家韩仲贤、江昌绪及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的童少生分任总公司、分公司各处室的正副经理、正副总工程师及顾问，著名记者李劼人，被卢作孚聘为民生机器厂厂长等。

　　卢作孚为了招揽人才，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安心工作，发挥特长，不惜在薪金、房子等方面给予优厚待遇。如1932年，民生公司的船长最高月薪600元，比他这个总经理的薪金还高。1939年公司薪金表规定，总工程师月薪为500～800元，也都超过了总经理。

　　他出任四川建设厅厅长时，聘请了一位水利工程专家和一位畜牧专家，在上呈省政府时提出给他们每月400元和500元的高薪，并安排较好的住房，借给全部家具。这些举措，曾引起省政府秘书处的秘书们大哗，“认为管点水，养点猪牛羊，就要拿这样的高额薪水，乃前所未见，简直是乱搞！”而卢作孚为了延揽人才到艰苦的四川来，却坚持这样做。他说：

　　请诸位扪心想想，这些约聘的专家，绝大多数是由省外请来的，若是不将工资提高点行吗？不供给宿舍家具对吗？秘书处那些老爷们真是眼光短浅，少见多怪！你说待遇高了，别人反说跑到你四川“耗子窝”里来，待遇又低，还要背井离乡呢。卢作孚用人不仅仅看重学历，也重真才实学。如上海轮船公司的张干廷，因无学历不受重用，但此人实践经验丰富，人称“土专家”，卢作孚就把他聘到民生公司来工作，结果贡献很大。

　　郑璧成（1889～1958年），民生公司创办人之一。曾任民生公司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董事。

　　更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一批海运人才撤退到重庆，当时民生公司还用不上他们，但富有远见的卢作孚仍一律高薪聘请，先养起来。果然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开展近海航运，正好用上了这批人才。

　　正因为卢作孚不拘一格求人才，所以“时人称卢作孚是人才鉴赏家和收藏家，实业界的伯乐”。

　　9.小才过考，形式多样

　　所谓“小才”，是指公司一般员工、基层技术人员。这里并无贬低的意思，只是与“大才”相对而言。“小才”的标准就是必须胜任本职工作。为此，凡进公司的一般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都要经过自愿报名，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后，还要进行思想、体能和专业的培训，才正式上岗工作。这就是“小才过考”的原则。

　　为了培训人才，卢作孚曾把北碚作为民生公司职工的培训基地，时间从2个月到半年不等，以热爱祖国教育和岗位业务培训为主要内容，进行半军事化训练。先后办了“护航训练班”、“服务人员训练班”、“水手训练班”、“理货人员训练班”、“茶房训练班”等。

　　卢作孚的招考办法十分灵活，有笔试、口试和实际操作。特别是他的口试更是灵活多样，因人而异，颇有特色。如卢作孚担任四川建设厅厅长时，准备录用四川大学经济系的一些学生，卢作孚亲自主持口试。其中一个叫林松柏的学生几十年后还能记起当年卢作孚主持他们口试的情景：

　　一会儿，卢先生手持一叠卷宗走了出来，微笑着和大家点头招呼，随即宣布说：“点名叫谁，谁即前来进行口试，口试后仍按来时原路出去，听候通知。”说毕就在室内中心大餐桌上端坐下了。那天，卢先生仍然穿着麻布装，庄重朴质，平易近人。大家消除了紧张情绪，安详地等待呼名口试。轮到我了，待我坐定后，卢先生便发问：“你是哪里人？”我答：“就是本市。”

　　又问：“你过去干过啥子工作？”我说：“在业余时间当过家庭教师，在中学兼过钟点课，也办过一所私立小学。”我满以为这不过是开场白，那晓得问到这里，他就不再继续往下问，只是说：“你回去，听候通知好了。”

　　第二天，到校一打听，才知道所有口试内容都很奇特，有的问了省政府由哪些厅处组成，厅处长是何人；有的问了今天是阴、阳历何月何日；有的问了某县有何特产，产量若干；有的问了四川省从何得名……看来口试目的不外了解一下这人的仪表，有哪些经历，应对是否敏捷，头脑是否清晰，是否关心时事等等而已。

　　不久，便得到建设厅的通知，连我在内共录取了四人，三人分配在统计室，我被分配到秘书室。

　　卢作孚用人，既看其才干，更注重人品。为此，卢作孚在招考时，往往别出心裁，用心良苦。如一次招考茶房（轮船上的服务员），卢作孚通知考生到他的办公室口试，但当考生按时到达时，却发现办公室的门洞开，屋里凌乱不堪，扫帚横倒在屋中间地板上，办公桌上乱七八糟堆着书本文件，地上更是一片狼藉，而主考人却不知哪里去了。考生来了后，一见屋里没有人，便在门外等着，对屋里的脏乱熟视无睹。其中一名考生见此情景，主动进屋，清理好办公桌，打扫干净地面。当他刚刚做完这一切时，卢作孚笑眯眯地走进来，拍着那位考生的肩膀说：“你被录取了，明天来报到吧！”然后叫其他考生听候通知，以后再说，原来这是卢作孚早已策划好的测试方法。

　　又如一次招考财会人员。卢作孚故意把一些账簿和钞票乱扔在办公桌上，门也不关，就离开了。当应考的人来后，见此情景，都不敢进屋。但有2个考生见状，却把门大开，然后进屋，将桌上的账簿合好叠整齐，把散乱的钞票，按票面额大小理顺，放入抽屉里，然后再出来，把门关好，自己则坐在门口守着。在另一间屋的卢作孚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场就录取了这2名考生。

　　“小才过考”体现了卢作孚重视人的训练思想。卢作孚强调“训练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而且是建设秩序的前提”。并指出：“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

　　在卢作孚的倡导下，民生公司读书学习、钻研技术蔚然成风，特别是总公司，更起了带头作用。不少人参观民生公司，都有耳目一新之感。1935年底，著名女作家陈衡哲参观了民生公司后感慨不已。她说民生公司“是办事与教育的合组机关的一个好例子。公司中的办事人员，在晚上都聚集在一个大礼堂里，不是听讲，便是自修”。她感到民生公司的大礼堂“充满了学校的空气”，“真可说是做到机关学校化的地步了”。

　　“小才”进了公司后，经过不断的培训学习和实践，不少人又成为了公司的“大才”。有的是以“小才”进了公司，但卢作孚发现他的才干后，就马上给予重用。如1939年公司业务处编辑股有个小青年叫张宗植，读过清华，留学日本，在公司负责编辑英国路透社每天早晨发来的新闻电讯，供总经理卢作孚参阅。一次，一家美国杂志来函约稿，请民生公司写篇文章介绍他们战时的业绩。业务处经理童少生就叫张宗植来写。当张宗植写好交上去没两天，突然被叫到总经理室去，张宗植还是第一次见到久仰的卢作孚，但不知何事，正心里忐忑不安。谁知卢作孚满脸笑容地将张介绍给在场的其他经理，然后对张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已经让他们传看了。”又连夸两声：“写得好，写得好”。他发现张宗植是一个有潜能的年轻人，立即将他调到总经理室任秘书，很快又提拔他为公司襄理。由民生公司重庆总公司航务处办公之情景于他日语、英语出众，抗战胜利后，又被公司派驻为驻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的代表。“小才”成了“大才”。

　　10.民生公司员工为什么一律穿公司制服？

　　1935年3月21日，民生公司作出了一项规定，规定民生公司所有员工，上至公司总经理，下至公司的工人和船上的服务人员，不分职位高低，上班时一律穿公司制服。这种制服是用本地三峡染织厂所织的一种芝麻色棉布缝制的中山装，这种布称“三峡布”，这种服装又称“麻制服”。

　　这项规定是卢作孚提议的，民生公司所办的《新世界》刊载了卢作孚写的《为什么要穿公司制服》的文章。卢作孚指出，之所以要民生公司全体员工一律穿三峡布中山装，是因为“第一是要造起节约的风气。当前的社会，正在向淫靡奢侈中迈进，比赛着谁的衣服漂亮，谁的衣服华贵。我们当要纠正它，另外造起节约的风气，造成功一个朴质而有意义的新社会，即从穿衣服起，去影响一切的一切。第二是要表现事业精神。事业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这一群人有一样的形式，一样颜色的制服，每一个人穿起，不论他是什么职务，都可代表整个事业的精神。这是何等的光荣！决不是耻辱！”

　　果然，卢作孚作为公司总经理，带头穿这种朴素的粗布制服，不论上班、出差、开会、接待国内外客人，都如此穿着。民生公司全体员工也都穿起了“麻制服”，并蔚然成风。社会上不少人也纷纷效法穿上了这种“麻制服”，人们又把这种“麻制服”亲切地称为“作孚服”。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特别是那些高官显贵，都非常讲究穿着，因此，卢作孚身着“麻制服”，就不免与社会格格不入，闹了不少误会和笑话。

　　如1936年卢作孚到上海最豪华的国际饭店访友，大楼的电梯司机看到卢作孚穿着粗布制服，像个穷工人，竟不准他登电梯上楼。

　　卢作孚的老朋友张群曾当面对卢作孚开玩笑说：“你的跟班（仆人或副官）都比你穿得漂亮。”此虽玩笑话，但常常就成了事实。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卢作孚当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有一天，武汉行营三厅所属的战干团请卢作孚作报告。当他乘坐的小汽车开到战干团门口时，他的副官先下车。这位副官身穿派力司中山服，头戴巴拿马草帽，手提时兴的蓝色皮包，昂首阔步，派头十足地走在前面，而光着头、干干瘦瘦、身穿麻布制服、脚穿布鞋的卢作孚走在后面。在门口迎接的人误认为这位副官就是卢作孚，赶紧迎上前去，接过副官手中的公文包，客气地对副官说道：“作孚先生，欢迎，欢迎！”弄得这位副官很不好意思。

　　又如1938年10月，卢作孚亲自坐镇宜昌，指挥宜昌大撤退。一天晚上，卢作孚像往常一样又来到江边检查抢运工作，一个报关行的人看见这个穿着粗布制服、光头干瘦的人站在码头上指手画脚，指挥这、指挥那，不免起了疑心，便从人群钻出来，用湖北话不客气地问道：“喂，贵姓啰？”

　　卢作孚答道：“姓卢，卢作孚。”

　　那人一听，大吃一惊，想不到穿着如此朴素的人竟是把前几天这里极为混乱的抢运秩序整顿得井井有条的、大名鼎鼎的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那人十分尴尬，连声说：“哦，哦，你就是卢次长，您就是卢次长。”边说边退，灰溜溜地从人群中消失了。

　　20世纪40年代，卢作孚到美国为民生公司借款买船，并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他仍穿着那身芝麻色民生公司之三峡染织工厂广告。广告中所言的“三峡国布”，确曾一度“风行全国”。

　　在好友晏阳初的劝说下，卢作孚才穿起西服，留起头发。

　　粗布中山服。正在美国为乡村建设筹募捐款的晏阳初，见卢作孚这身打扮，直摇脑袋。就劝他道：“作孚，美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的。”晏阳初亲自带他到一家裁缝铺，为他做了一身质地普通的西服，又教他打领带。堂堂大公司总经理，平生头一次穿上西装，连领带也不会打，还是晏阳初一遍遍教，才学会了。

　　晏阳初见他剃的光头，又苦笑着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在外国人眼里，会以为你是一个和尚。”卢作孚听后，为了工作需要，这才留起了头发。

　　但不管会发生什么误会和笑话，平时卢作孚仍坚持穿这种粗布“麻制服”，因为他明白：“我们一色的服装成为习惯后，民生公司的精神，才充分表现得出来。要如此，才可建立公司，不致为社会摧毁；要如此，才可以影响社会，创造出现代需要的新社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作孚把穿本地生产的三峡布制服与提倡国货联系起来。民生公司、峡防局以穿三峡布中山装为爱国之举。以后，三峡染织厂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了三峡布学生服、女用新式服装等，三峡布服装风行一时，不分男女老少，都以穿三峡布服装为荣，直到抗战胜利。

　　11.民生精神

　　1926年6月10日，民生公司在重庆召开创立会。此时此刻，整个公司还不到10个人，总资产还不足2万元，仅1艘70吨的小轮船正从上海开来，还没有正式开航。然而刚刚被推选为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却在会上提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公司宗旨：

　　服务社会，便利人群，

　　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一个小小的公司，还未正式开张，居然就有如此雄心壮志，就能发出如此豪言壮语，怎能不让人感到吃惊和疑惑。

　　然而几十年的历程，却充分证实了民生公司完全是按这个宗旨在发展、在壮大。卢作孚多次强调：“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为此，他在公司提倡读书学习，开展品德教育，要求全公司上下要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爱国向上。使公司每个员工不是光想着个人的私利，而是想着事业，想着整个社会和国家。

　　1936年底，黄炎培来到民生公司参观。此时民生公司成立已10年了。他看到的民生公司已是从“嘉陵江的航业，扩大到长江上游，由上游而下游，到如今民生实业公司有轮船40多条，附设机器厂、电厂、自来水厂、染织工厂、消费合作社”等民生公司职工寝室里的床单上印着：“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

　　等，已成了长江最大的航运企业了。而最让他感动的是民生公司从上到下所有员工的那种强烈事业心、责任感和忘我精神。他说：

　　民生公司，卢先生是总经理，员工有三千多人。他们每年分红的方法，是把三千多人分做五级，不问职位高低，薪水大小，但按他劳逸和功过，列入某级。如系第一级，应得花红若干，总经理这样，水手杂役也是这样。所以去年卢先生分红得四十九元五角。这样实行平等，怕民生以外，还不容易找第二个公司吧。他们大家认清楚，他们的出汗，是为着这一条整个的长江求出路，为着这一群整个的中华民族求出路，决不是为总经理，也不单是为股东，更说不到为自己。有的人，情愿牺牲了大薪水，来民生公司做事，拿小薪水，简直觉得：如为个人谋发财，不配来当民生公司职工；更几乎觉得，如为个人谋发财，不配来当民生公司股东。我没得话说了。

　　黄炎培看到的民生公司全体员工有一种坚定信念：“为个人谋1936年民生公司成立11周年大会标语之一：“一致克服国家的困难、事业的困难。”

　　发财，不配来当民生公司职工”。因而在整个公司，形成了与当时腐败、歪风邪气横行的社会迥然不同的精神作风。

　　走进民生公司机关，会发现每个员工都在全神贯注地工作，没有扯皮、聊天、松松垮垮、无所事事的人；在船上，每个员工忙碌着，热情接待着乘客，认真擦洗着机器设施，没有人在闲荡；在宿舍里，床铺干净整洁，像兵营一般。而业余生活则有意义而丰富多彩：有读书学习的，有在专业培训班上课进修的，有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的。公司还成立了京剧队、川剧队、话剧队，自编自演节目。还有参加体育活动的，公司组织了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网球队。有些运动队，在重庆还颇有名气。这是一个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集体。

　　特别是当国家、民族、社会、集体遇到危难之时，民生公司的员工更是挺身而出，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抗战中民生公司全体员工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牺牲了117名员工，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1949年9月2日下午，重庆市区突然发生大火，从朝天门到小什字，37条街道小巷一片火海，而民生公司也陷入火海之中。在这生死关头，民生公司员工的表现感天动地。著名作家陈祖芬非常感慨，她写道：公司襄理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开，否则炸弹爆炸，那里的几万市民都会被炸死。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起火，襄理以身殉职。公司四十五名正在上班的员工，奋力转移被大火围住的二千多百姓，员工自己无一人出逃。四十五名员工从容赴死。烧焦的仓库警卫，双手还死死抱住一支同样烧焦的枪。

　　没有老板在场，没有人下令要他们赴死，但是每一名员工都以生命承担起一份责任，民生的责任。每一名员工都是民生的形象代言人，每一名员工都是民生公司。我就是民生！……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会有这么多的雷锋？在今天，不管是国营、民营的企业，危难当头时，能不能个个是雷锋？当然不能要求个个是雷锋。但是为什么民生就能？

　　对陈祖芬的“为什么”的最好解答就是，民生公司有卢作孚所创建的民生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苦干实干融为一体。这种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又不断地充实和完善。

　　今天，坐落在重庆的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办的《民生1932年，卢作孚创办《新世界》，其目的是使大家认清今天所处的世界，是变化得非常之厉害的世界。

　　人》报，每期的报头上都留有一个专栏，上面写着：民生宗旨：服务社会，富民强国，振兴中华。

　　民生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创业、拼搏献身。民生价值观：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

　　民生理念：以最优质的工作服务社会，以最优良的作风影响社会，以最优异的成绩奉献社会。

　　内容虽然已和卢作孚时代有所不同，然而却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

　　12.一个讲原则而又机敏灵活的总经理

　　卢作孚作为公司总经理，办事认真，要求严格，但又从不摆架子。他在公司，不准人称他“总经理”，要求上下一律只称他卢先张宗植（1913～？），日籍华裔企业家。曾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室秘书，后为公司襄理，抗战胜利后为民生公司派驻纽约、伦敦代表。图为张宗植（中）1992年5月返国访清华同学韦君宜（右）时合影。

　　他对下属和蔼可亲，但对原则问题从不含糊，而处事又能随机应变。因此，在公司里威望很高。

　　曾在公司总经理室任过秘书的张宗植20世纪90年代回忆起卢作孚的才干，仍充满了敬仰的心情：

　　卢是企业家，经营者的立场，决断迅速，临机应变，不使对手受窘，但一切原则会说得使你不能不接受。卢的机敏，我举个极小的例子足见一斑。有一次民生公司投资的渝鑫钢厂的厂长和业务处长来商谈计划，我在旁摘要记录，作孚先生无意中把计划书放下时碰了桌上的铃子，铃子响了，廊下的侍应生立即推开门跑进来听候指示，我正想说明是错碰了没事，作孚先生先我开口说“换茶”。这使侍应生觉得没有白跑，也节省了我说明的时间，会议没有分秒的中断。

　　作孚先生在原则上的坚持，哪怕在茶余杂谈中，也一步不让。有一个晚上，我跟随卢（作孚）、魏（文翰）在公司的招待所和童少生、卢绪章闲谈将来海上保险的前途，我偶然提到海运和保险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益事业，社会安定上轨的时代，可能两者都成为国营。作孚先生立刻正面看着我说：“宗植，这话缺少思索，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有哪一个国家的海运是国营的？”我只能低头。

　　卢作孚是一位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灵活的人。诚如晏阳初所说：“作孚对人的观察很敏锐。他知道：对怎样的人应该说怎样的话。他不说闲话，言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

　　当年刘湘、刘航琛等人决定扶植民生公司来担当化零为整的重任，不就是因为看到卢作孚是一位“有头脑，有能力，而且为人方正，操守极佳”的人吗？

　　在国民政府的旧档案里，有一份关于卢作孚的个人鉴定，多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人：短小精干，品性坚毅，工于谋划；善用人，其办法为经考验后继以实地训练严加管束并保障其生活，使能安心发挥所长系其特点；其所主持之民生公司，为国内有数之大企业，亦即卢氏之一杰作。与张岳军氏（即张群，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关系密切，并为张岳军氏与张公权氏（即张嘉璈，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间之沟通人。

　　事：处事勤劳、切实，富有研究精神。

　　以上不足200字的鉴定，虽不全面，也不够准确，但从中可看出当时政府对卢作孚品性、才干的评价。

　　可以说，民生公司能够压倒群芳，发展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卢作孚是一个极孚众望，具有良好素质的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