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画传

八、带问题出去，求办法回来——赴华东、东北、华北考察

　　1930年春，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北川铁路公司人员李佐臣、唐瑞五、王鳌溪、李公辅、胡绶若、袁伯坚等7人组成了考察团，携带了大批植物、动物、昆虫、矿物标本及彝族凉山生活用品等赴华东、华北、东北考察。此时的卢作孚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北碚峡防局局长、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可想他是多么繁忙了。然而他为什么要花费5个多月的时间出外考察呢？因为此时对于民生公司的发展，川江航业的整顿，北碚地区的乡村建设，都到了关键时刻，如何规划，如何决策，如何更好地推动事业的前进，是卢作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出川考察的。可以说，卢作孚此次出川考察，是“带问题出去，求办法回来”，以促成事业更好发展。

　　考察团一行是1930年3月8日乘轮船离开重庆的，第《东北游记》封面一站是华东之行，先到上海，然后去杭州、南通、扬州、镇江、南京、无锡、苏州、昆山；第二站是东北之行，先到青岛，然后到大连、旅顺、沈阳、长春、哈尔滨；第三站是华北之行，先后到唐山、北京、天津参观，后经上海于8月20日返回重庆。

　　这次考察，历时近半年，开阔了眼界，学习了经验，收获非常大。

　　1.一个星期参观50多家工厂

　　卢作孚在考察途中给峡防局同仁的信中说：“峡局事业终不应仰赖于人，弟到此竭力留意生产事业，以为根本自立之计”，又说：“峡局根本问题应有妥当解决，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为了谋求民生公司航运事业和峡区建设事业的发展，卢作孚将此次出川考察的重点放在参观考察各地的实业上。如他们第一站到了上海后，为了抓紧时间参观考察更多的工厂，就决定分组参观，竟然在一个星期里参观考察了50多家工厂。如他们参观了上海永固造漆厂、亚浦耳电器厂、三友实业总厂、上海大中华造船厂、一心牙刷厂、上海盛大呢绒厂、龙章造纸厂等；在距上海不远的川沙，他们参观了几家织布厂和三友实业社的川沙工厂。参观后，卢作孚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工厂不一定非要集中在一个地方，可以因地制宜设立分厂；二是在乡村设厂，产品到城里销售，城里地皮贵，在农村设厂，可降低成本。在南通，他们参观了大生纱厂及南通大学等教育及公共建设。

　　这些事业，大部分为近代实业家张謇所创办。在无锡，他们参观了当地的榨油厂、染织厂、冶铁厂、缫丝厂、造纸厂等；在青岛，他们参观了水泥厂；在大连，他们参观了大连码头，它是由日本满铁会社经营的，他们请来一位满铁会社的日本职员介绍码头情况。这位日本人对整个码头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使卢作孚大为感慨：

　　第一是日本人的经营，以满铁会社为中心，取得东三省无限利益，其规划是何等伟大，前进是何等锋锐！第二是满洲的出产，矿与粮食是最大的富源，而且一年比一年进展！第三是中国机关的职员，只知道自己的职务，或连职务亦不知道，绝不知道事业与当前的问题，问题中各种的情况；而这一位日本人能够把码头上的一切事项，详举无遗，是何等留心问题，留心事实！中国人何以一切都不留心？

　　在旅顺，他们参观了盐田，还参观了水源工程，它由长1000余尺，高100余尺的堤坝，将一条山间河流塞断，将水蓄积起来，供旅顺、大连两地用水，四时不断。卢作孚参观后，“联想到中国的物质享用，在个人方面进步很快；在公众方面，却没有人去管。所以好多大的城市，至今没有自来水的经营，这一种私而忘公的习惯，应该赶快矫正过来”。

　　在抚顺，他们参观了著名的抚顺煤矿；在本溪，他们参观了煤铁矿、熔铁厂、炼焦厂和发电厂；在哈尔滨，他们参观了裕庆德毛织厂；在唐山，他们参观了著名的开滦煤矿，而且还“穿了下窑的青色衣裤，笨重肥大而不浸水的皮靴”，亲自下到1400英尺下的掘煤处参观。在《东北游记》中，卢作孚讲述了他们参观这个“掘煤”处的经过：

　　为想看一个掘煤的地方，走尽马路（坑道）以后，仍继续前行。……同嘉陵江三峡的煤窑一样，高或六七尺，可愈走愈矮，有时矮到三英尺以下，曲着脚，弯着腰，俯着头，都常常有冲突发生，这样吃力的疾走，走得汗流浃背的。空气渐渐不好了，大概是经过了一个工人解便的地方，臭得沁人心脾，不能呼吸。

　　走了好几百丈，才到了掘煤的地方。煤好几层，都是一样倾斜的。在每一道行中间，都可采取几层的煤。掘煤用人力，系向每一道行之上掘取，让它由倾斜之孔，泄到那一道行之上。我们看的地方，煤层之厚有五六尺。这一带都没有电灯了，全靠我们手上各有灯一盏，只能看得清眼前。

　　为了了解和学习外地的采煤经验，卢作孚就是这样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地考察。

　　卢作孚在参观考察中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和比较，因此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如他们在唐山参观启新洋灰厂时，不但详细记下了水泥的生产过程，并且将该厂的产品质量与南京的龙潭水泥厂、上海龙华水泥厂作了比较，找出了质量差别的原因。而当卢作孚在参观了上海的三友实业社、南通的纺织厂和纺织学校后，产生了一个念头：决心要在北碚创办一座现代化的三峡染织厂。

　　2.考察教育和科研机构

　　卢作孚一行出川考察，还有一个重点是考察外地的教育和科研卢作孚出川考察，特别留意考察工厂、矿山，认为“生产事业”才是峡区“根本自立之计”。图为嘉陵江白庙子码头——当年天府煤矿煤码头机构。在南京，他们参观了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农学院、晓庄师范、历史博物馆等；在苏州，参观了苏州中学、成列体专、民众教育馆等；在南通，参观了南通大学；在镇江，参观了蚕桑学校；在北京，参观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地质调查所、协和大学；在天津，参观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大学。

　　在考察这些学校中，卢作孚获得了很多办教育、办学校的经验。如在南开大学的参观中，发现该大学的办学经费大多是靠当地热心教育的士绅赞助捐赠的。南开大学为了鼓励这种义举，就以捐赠者的姓名来命名捐赠的楼堂馆所。如该校的木斋图书馆，就是知名人士卢木斋捐赠的；实验大楼思源堂，则是袁述之的母亲捐款修建的；养金鱼的丽生园是唐丽生捐款修建的。由此给卢作孚很大启发：在办学经费困难的条件下，请有钱又热心教育的人士捐资助学，并铭刻纪功，不失为一种发展教育的可行办法。

　　另外，卢作孚在“参观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晓庄师范、香山慈幼院、燕子矶小学和中华职业学校后，他决心将北碚的兼善学校办成一所完备的、新型的、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学校”。为此，他不惜高薪聘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曾任重庆联合中学校长，被卢作孚称为“最热心事业之良友”的郑献征任兼善中学首任校长。

　　卢作孚此次出川考察的另一重要任务，是与各地科研机构联系，获得他们人力物力的支持，在峡区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为此，他们还携带了大批西南地区的动、植、矿物标本和凉山彝族生活用品等，以便与外地科研机构进行标本交换。

　　他们每到一地，特别留心去参观当地的科研机构和拜访著名科学家。在江浙，他们参观考察了浙江昆虫局和江苏昆虫局，并进行标本互换；在南京，他们参观考察了中国科学社和中央研究院自然陈列所，并就在峡区成立科学院与中国科学社进行了协商，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在北京，他们参观考察了故宫古物陈列馆、中南海怀仁堂、居仁堂图书馆和静生生物研究所，看到该所“搜集的动植物标本很富；于木材、于果树、于虾、于蟹，更有专人研究”。他们还访问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拜访了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

　　在参观了该所陈列馆后，卢作孚感叹道：“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周，难得看出显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显有成绩了。几个学者领导一些青年，到各地去采集，在里边研究。试问国内做正经事的有几处？”

　　他们还去拜访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任鸿隽，向他谈了中国西部科学院之标本采集和交换问题。任鸿隽非常热情，不仅答应帮忙推荐专门学者赴川考察和辅助科学事业，还想约几个人亲自到四川去实地考察。

　　在这次考察中，他们采购了不少供科研用的科学仪器、药品，购买了意大利种鸡、鸟禽等。还聘请了农学、化学、教育、体育等专门人才到峡区工作，并派人去中国科学社学习动、植物标本制作，到中央农业学院实习兽医等。

　　为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峡区博物馆的需要，卢作孚一行在考察途中，处处留心，亲自采集动植物标本。如他们在青岛海边洗脚时，“忽有人发现石缝中有螃蟹，于是大举搜索，螃蟹之外，又得许多螺蛳、蚌壳，一律收拾起来，携带它们到中国科学院去”。第二天他们游崂山，在山脚下的集市上看到柳条编的篮子，觉得很别致，就立即买下来，“准备带回博物馆陈列去”。到了山上，看见几个老者正在卖刚捕获的山鸡，他们又买了4只准备“送科学院”。卢作孚还感叹道：“四个山鸡由此竟有了三万里游历之后远入四川的机会”。

　　3.拜访名流

　　卢作孚此次出川考察的一大收获是结识了不少名人。如教育家、科学家、社会名流蔡元培、张伯苓、丁文江、翁文灏、秉志、张季鸾、周善培、李石曾、王尧臣、罗振玉、胡政之、任鸿隽等。这些人由于卢作孚的坦诚相见，虚心求教，都很愿意为卢作孚的事业帮忙。如卢作孚在上海拜谒了著名动物学家、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秉志，希望秉志协助筹划在峡区建立中国西部科学院之生物研究所并推荐人才。秉志对当时国人漠视科学十分痛心，今见卢作孚立志要在偏远的中国西部建立科学院，自然十分高兴，他不仅积极推荐人才，而且还主动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建生物研究所筹集经费。不少科学家都对卢作孚伸出热情之手，其原因，正如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所言：“似此身非科学家，处竭蹶之经费状态之下，而提倡科学不遗余力者，吾国殆只卢君一人焉”。

　　有意思的是，卢作孚一行在旅顺还拜访了著名学者罗振玉。说起罗振玉，是一个“大名鼎鼎”又很不寻常的人。这是因为他既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者，又是一个臭名远扬的大汉奸。他的一生，可以用大相径庭的两个方面来概括：一方面，他搜集研究甲骨文、敦煌遗书，大力抢救内阁大库档案，为创建甲骨文、敦煌学，保护中国珍贵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有功之臣；而另一方面，他忠于清廷，仇视革命，从参与张勋复辟发展到勾结日寇，卖国求荣，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等职，他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有罪之人。这两个极端的交织，正是辛亥革命前后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阶段才可能产生的畸形人物。

　　罗振玉在清末虽然只当了个学部参事的小官，但当清王朝覆灭以后，他效忠清廷，妄图复辟之心仍十分强烈。由此他被溥仪小朝廷封了个南书房行走，他感恩戴德，更加积极进行复辟活动。他投靠日本人，妄图借日本人的力量达到复辟的目的。但后来与溥仪身边的遗老旧臣分歧越来越大，得不到溥仪的充分信任，只好离开天津到旅顺居住。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对罗振玉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叙述：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

　　卢作孚到旅顺后为什么要拜访罗振玉呢？“一是很敬佩罗先生的学问，他藏书很丰，读书很深，考证很精”。二是卢作孚的老师张石亲先生在北平去世之前，曾在罗家住过，卢作孚想问问当时的情况。当卢作孚见到罗振玉时，罗又苍老了许多，虽隐居于此，但仍念念不忘复辟，窥测着时局的发展。卢作孚在《东北游记》有此次见面的记载：

　　再乘车到旅顺，……访罗叔蕴（罗振玉的字）先生：先生穿一件洋布衫子，胡须半白了，体态还很丰盈，精神还很强健，还有很小的发辫，对人很恭敬。问他年纪，他说：“今年六十五了。”，问他何时从天津搬到旅顺来，他说：“前年以前本在日本住，因为老病移回天津；又因天津是个过路的地方，应酬麻烦，所以移到旅顺。”

　　看来，罗振玉对卢作孚并没有道出移住旅顺的真正原因。而卢作孚却在罗的住宅里看到了他对清廷念念不忘，忠诚不二的印记：“最有味的是光绪皇帝赐了他四个大字：‘文泉言律’，上款题的是光绪二十年，下款题的是赐顾问大臣紫禁城骑马南书房行走臣罗振玉。罗先生固犹是前清的遗臣呵！”卢作孚过目不忘的本领也让人钦佩不已。卢作孚也发现罗“不只是一个读书先生，亦很留心国事。这回出来会着许多朋友了，谈起国事，还少有这样殷勤细致的”。卢作孚已敏锐地察觉到罗振玉对政治、对国事的“殷勤”。只不过他的这份殷勤是“别有用心”的，几年后他彻底投靠日本人，当了满洲国的大臣，成了遗臭千古的罪人。

　　卢作孚在上海又见到了他的老朋友黄炎培。黄炎培还为他写了一副对联：一联是《论语·学而》的成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联是《孟子·梁惠王下》的成语：“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表达了黄炎培见到卢作孚的喜悦之情和对卢作孚开创的事业寄予的殷切期望。

　　在大连，卢作孚还拜访了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周善培。周曾对四川的工商企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过很大贡献，卢作孚非常佩服，认为周是“四川建设上唯一有办法且有成绩的人。他办警察，警察有起色；办实业，实业有起色。他每办一桩事业，必先训练一批学生。凡他的学生或曾经从他办过事的人都很佩服他而且很思念他。我们倾慕很久，想像他必有可敬可爱之点”。特别是他在倡导和督促川江轮船公司的成立，使中国人的商轮第一次出现在川江上作出很大贡献。有意思的是，周善培对小他20多岁的卢作孚十分钦佩。梁漱溟周善培（1875～1958年），卢作孚出川考察时，在大连拜访了他，他对卢作孚的人品才干十分推崇。多年担任民生公司董事，解放初曾任民生公司董事长。

　　在民国七八年间（1918-1919年）拜访周善培时，周善培就对卢作孚的人品推崇备至。他对着梁漱溟“将拇指一跷，说道：‘论人品，可以算这个！’”

　　周善培对卢作孚创办的事业也十分关心，他说：“我早就听着说了，以那样混乱的政局下面，还有许多朋友在那里努力创造事业，倒是难得的。”并鼓励卢作孚说：“四川是太好的地方，有无数的富藏。四川人亦肯做，而且有坚持的毅力，只嫌其规模太小。”卢作孚听了周善培一席话，受到很大启发：“我们想到四川人作事规模太小，实在是由于眼光太短，一方面只看到自己，一方面只看到今天。所以虽肯做，究不能把公共事业做好。……在这一次会面中间，我们发现有两点，是我们青年朋友特殊值得留意的：第一是关心事业，第二是爱重人才。”我们从卢作孚以后的人生道路看，他确实是抓住了这两点，促使他的事业获得了大发展。可以说，周善培是一位对卢作孚人生道路和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4.四访《四库全书》

　　最出人意料的是，卢作孚一行在紧张的考察期间，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四次参观了中国仅存的4部不同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年间官修的一部规模宏大的丛书，收有图书3503种，达79337卷，装成36078册（据文渊阁本）。可以说，乾隆以前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基本上都囊括其中，是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也是中国超级文化大典，是中国的国家级文化遗产。

　　说起这部大型丛书的编纂，乾隆皇帝功不可没。他当政时，清朝经过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出现了所谓“乾隆盛世”。他又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组织《钦定四库全书》书照编纂此书的目的一是企图借此笼络当时文人学士，使他们毕生埋头著述，无暇他顾；二是为了表明他“偃武修文”、“稽古右文”之功德。他采纳了安徽学政朱筠的修书条陈，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在北京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任命皇六子永瑢等16人为总裁，纪昀等为总纂，参加编纂抄写的人达4000余人。

　　《四库全书》全用毛笔白榜纸工楷抄写，先抄写了4部，分贮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清宫的文溯阁和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后又抄写了3部，分贮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

　　《四库全书》虽然不可能将天下书籍全部收入，但乾隆皇帝不惜工本，聚集那么多人才，将全国各地搜罗到的各种已刊或未刊的书籍尽量收入其中，包括不少珍本秘籍。这对我国古代图书保存，学术文化流传有很大功绩。特别是《四库全书》和类书不同，类书是将原籍拆散，分类容纳，虽然便于学者作专题研究查阅之用，但不能窥见全书之貌，而《四库全书》是将每本书的全书完整收入。因此，从保存文化遗产的角度，则更加珍贵。

　　然而可惜的是，文源阁的《四库全书》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镇江文宗阁和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毁于战火。如今只剩下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文溯阁4部《四库全书》了，而卢作孚一行在这次考察中竟将剩下的这4部《四库全书》都参观了。

　　1930年4月5日，卢作孚一行在杭州参观了贮于文澜阁的《四库全书》。6月30日，他们到了沈阳，又参观了贮于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卢作孚在《东北游记》中写道：

　　（我们）转到清皇宫侧文溯阁参观《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我们曾经在浙江参观文澜阁《四库全书》，这算是参观第二部了。袁世凯曾将这部《四库全书》移到北京去，后来无所用之，运回保存，便损失若干部，而今倒也补抄起来了。

　　7月16日，卢作孚一行到北京紫禁城参观，首先就到文渊阁参观《四库全书》。卢作孚在《东北游记》中写道：

　　故宫博物院系旧清代的后宫设立的，分中、东、西三路……进东路后，首先到文渊阁，看《四库全书》。阁的建筑和书的庋藏同文溯阁仿佛，有目录和一二摆开的写本供人观览。我们到这里算是看第三部《四库全书》了！只有这一部是全书，没有遗失一种。

　　第2天，他们又在中南海居仁堂参观了原贮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卢作孚在《东北游记》中写道：“我们到这里是看第四部《四库全书》了。瑞五（指卢作孚一行中的唐瑞五——笔者）笑道：‘我们此游，行程两万里，看了四部《四库全书》，真可以自豪了’。”

　　卢作孚在时间紧、任务重的考察中，不惜抽出宝贵时间4次参观《四库全书》。一个企业家，却对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如此厚爱，实属难得。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卢作孚的创业精神、企业文化中看到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也就不感奇怪了。

　　5.为美化城市取经

　　1978年初，有一位女大学生来到北碚读书。她万万没有想到，“在重庆大山怀抱之中”，竟“有这样一个美丽得令人惊讶的小城”。

　　她穿过北碚的大街小巷，又绕城一周后，被深深陶醉了：“置身心于北碚城中，你分明感受到一种整体的和谐，是物质与精神的和谐，……这种和谐决不是天然生成，决不是上帝所为。陶醉之中，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这小城一定有位设计者，这位设计者是谁？”她很想“当面感谢他为我们的生活设计了这么可心的环境”。后来当她知道北碚的开拓者、设计者是谁后，她非常感动：“梦里寻他千百度，原来他就是卢作孚先生。”如今，这位女大学生已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了，她仍非常敬仰、非常感谢卢作孚。她说：“北碚之美，是因为它是由美的心灵设计出来建造出来的”，“北碚小城是卢作孚先生美好而崇高心灵永远的表述！”

　　确实如此，北碚之所以成为一座美丽城市，与当年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在美化上下北碚平民公园（现为北碚公园）。原是一座荒山，是卢作孚亲率峡防局士兵修建成公园的。民众会堂初建时的远景。它是卢作孚、卢子英主持于1947年建成。其造型结构、内部设施、音响效果，在当时都堪称一流，惜今日已不复存在。

　　了很大功夫有关。因为他在规划峡区“乡村现代化”蓝图中就明确提出要使这块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所以此次出川考察，他也特别留心学习那些在城市建设中注意美化的城市。

　　当卢作孚一行到了青岛后，立即被青岛市的美丽吸引住了。在他写的《东北游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青岛的市场是安置在一些浅山上下的。马路亦随以起落曲折有致，两旁都有树木，房屋高高低低，各据形势，绿荫中间衬出黄墙绿瓦，愈显出其鲜丽。……转到第一公园，深喜其为深邃，满布林木。从这条路穿过去，又从那条路穿过来。或植梅花，或植樱花，或植海棠，令人百游不厌，……经过街道很长，风景都佳，心很惊异，三十年前一个荒岛，而今竟经营得这样好，发展这样大，何尝不是出于人力呢？……我们离开青岛了，都留恋着它，由码头以至于旅馆，由市场以至于山上。很惊异德国人之经营这个地方，不过十几年，便由荒岛而变为美丽的市场。

　　青岛的美丽使卢作孚大受启发，使他决心把“今后的北碚建成一个大花园”，“并进而把整个三峡布置成一个美丽的游览区”。

　　今天的北碚街心，道路两旁都是梧桐树，这些梧桐树都长得郁郁葱葱、婆娑繁茂，每逢盛夏骄阳似火，而漫步在这绿叶成荫的梧桐树下，感到十分凉爽。这些梧桐树对美化北碚城市起了很大作用。而它的由来，也和卢作孚此次考察有关。原来卢作孚刚到北碚时，小小的市镇杂草丛生，街道两旁没有树，连每家每户门前都是光秃秃的，到了炎热的夏天，想找个躲阳光的树荫也没有。当他们在参观青岛时，看到那里树木很多，仅第一公园就植树达20万株，绿林红瓦，青山碧水，令人流连忘返。当他们返回上海时，发现法租界里的梧桐很美，便买了一捆梧桐树苗带回北碚。这种梧桐树截枝育苗，生长迅速，很快就遍种在北碚所有街道、街心花园之中。还是那位女大学生，她对北碚梧桐树的印象很深：

　　（街道）两旁均匀地站着法国梧桐，一般高矮地撑着绿色的大伞。最精彩的是，这些大伞各有一半伸过街面，在道路中间1/2处轻轻地接在一起。有成语说“天衣无缝”，我简直觉得北碚街的梧桐伞就是这无缝的“天衣”。

　　如今，梧桐树已成了北碚的标志，来北碚游览的人，远远望见梧桐树，就知道进入北碚地界了。

　　除了种梧桐树外，卢作孚还发动峡防局的官兵和学校的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不仅在街道、公园栽，连周围的山上也遍种树木。1931年3月，卢作孚借纪念孙中山逝世6周年，在北碚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植树典礼。巴县建设局还支援了大批苗木。

　　卢作孚在会上讲话，他说：“以后栽好的树儿，众人都有保护底责任，新栽下的树儿好比新出生的小孩子，不光是窝了一堆就算了事，小孩子是社会公有的，犹之树儿是众人的一般，保护树儿要像奶母带儿一个模样。”当天的《嘉陵江日报》报道此事的标题就是《峡防兵当奶母》。

　　现在，北碚是全国有名的绿化城区，它也包含了卢作孚当年植树造林，美化城市的心血。

　　6.偏居西南，研究东北

　　谁能想到，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在我国偏远的西南小城北碚，在一个以维护地方治安为职责的峡防局里，竟然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东北问题的研究会，而参加的人，几乎包括了峡防局机关的全体人员。听起来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北碚离东北是那么遥远，干什么单单要研究东北问题呢？实际上，这是卢作孚忧国忧民，提高峡防局人员爱国主义觉悟的体现，也是他出川考察的一大成果。

　　1930年6月，卢作孚一行到东北考察，发现东北几乎所有的矿山、工厂、码头、铁路等等都被日本人控制和垄断。最让他感到“动魄惊心”的是，日本人对东北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说已了如指掌。当他们一行参观日本人办的“满蒙资源馆”时，发现日本人在搜集东北情报上下了很大功夫。“凡满蒙所产之动物、植物、矿产，通通把他们搜集起来陈列起来；凡满蒙各种出产之数量，通通被他们调查清楚，列表统计，画图说明，陈列起来；凡满蒙之交通、矿产区域、形势，都被他们测勘清楚，做成模型，陈列起来”。尽管这个资源馆布置得井然有序，但卢作孚心里却十分不平静，他想的是：“东三省的宝藏，竟已被日本人尽量搜括到这几间屋子里，视为他之所有了”。

　　东北之行，他们不仅看到日本人在那里趾高气扬、横行霸道，俨然是东北的主人，还看到日本军人正在积极做好侵吞东北和整个中国的军事准备。一次他们看到一个日本兵营里“有一队兵在演习劈刺，非常努力”。卢作孚心里想：“所谓文明国家，处心积虑，朝夕准备的是同人厮杀的事，岂不太可叹息！而且在这里准备厮杀的是谁人，我们岂可熟视？”

　　东北之行，使卢作孚深刻体会到日本吞并东北和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卢作孚说，考察了东北，“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然而最令卢作孚担忧的是如今“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

　　东北考察后，卢作孚一行来到天津。当他们见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后，得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组织师生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原来1927年4月，张伯苓也去东北考察。与卢作孚一样，发现日本人对东北的侵略已无孔不入，东北形势十分严峻。张伯苓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而中国人对东三省的了解，远不如日本人，对日本人的侵略野心，也浑然不知，这怎么行？因此，张伯苓组织东北问题研究会，就是要由中国人来研究东北的资源、交通、农业、金融等问题，特别是研究日本在东北的活动内幕。研究会成立宣言中说：

　　吾人对东北之山川道路、物产风俗、政治经济、社会情形之调查、研究者又有几人？反观外人公私研究机关之林立，设备之完善，经费之雄厚，调查之周祥，能不汗颜乎？

　　卢作孚见到张伯苓后，两人谈起东北局势，都忧心如焚。在卢作孚考察日记里，就谈到张伯苓对他谈起南开大学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一事，并将研究会近期成果拿出来给他看，使卢作孚大受启发。回到峡区后，卢作孚决定在峡防局也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要求峡防局全体人员都关心和研究东北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人们对东北更关注了。1931年9月25日《嘉陵江日报》以《峡局全体人员研究东北问题》为标题，报道了峡防局组织东北问题研究的情形。1931年11月22日《嘉陵江日报》在报道北碚读书学习蔚然成风的景象时，其中有“一到晚上八点以后，随处都可碰到手里拿着书本的人，不是民众学校出来的学生们，就是在图书馆研究东北问题的峡局职员”。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峡防局研究东北问题的热烈场面。

　　然而，在偏远的西南峡区，要研究东北问题，困难很多，尤其是资料十分缺乏。为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卢作孚还给张伯苓写了一封信，请在研究资料上给予支持。信中说：

　　去夏过津参观，得悉贵校有东北研究会之组织，研究中日满蒙问题。迩者东北失陷，深佩吾兄远识。而国人犹纷争离析，曷胜感叹！

　　敝局同仁顷亦谨效步趋，作东北各种问题之研究，深苦材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南开大学秀山堂。卢作孚1930年率队去华北考察时曾去南开大学参观过，1937年被日军炸毁。

　　料难寻，拟请先生将研究所得检赐一份，俾作参考，并祈介绍研究资料，以便购买。此后研究如有疑问，更盼指导。再贵校所出南开校刊，亦盼惠赠全份，借观勋业。

　　由此信可知，卢作孚在峡区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是受了张伯苓的影响。卢作孚在峡防局组织东北问题研究会，就是要使峡防局机关人员具有忧患意识，时时关心沦陷的祖国领土，不忘国耻。它充分体现了卢作孚“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