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张謇再度入京。此行一来是因丁艰期满,到翰林院销假;二来也是想向户部尚书翁同龢进言,劝阻推行不利民族工业发展的间架税。其时正赶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对于维新运动,张謇采取的是一种稳健的态度,尽管三年前,他也曾应友人梁鼎芬之邀,列名参加康有为等组织的上海强学会,而这一次在翁同龢处看到代拟的《明定国是诏》后,他还应嘱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办法》。但是,凭着对宫廷政局的洞悉,他还是一再奉劝康梁不要轻动。不久,慈禧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并开始对维新人士施加迫害。张謇为了避免卷入更深的政治旋涡,辞谢孙家鼐京师大学堂教习的奏派,以通州纱厂事未办成为由,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匆匆离京。
回到家乡,张謇曾寄一诗给翁同龢:
楼台无地相公归,
借住三峰接翠微。
济胜客输腰脚健,
忧时僧识鬓毛非。
尚湖鱼鸟堪寻侣,
大泽龙蛇未息机。
正可斋心观物变,
蒲团饱吃北山薇。
从诗中可以看到,张謇仍然关注着政坛的风云变幻,他劝翁同龢静以观变,甚至就此退隐,其实恰好正反映了他自己这一时期的真实心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当张謇雄心勃勃地准备扩张他的实业领域时,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发生了。西方列强担心义和团运动危及他们在华的利益,组织“八国联军”经天津直犯北京。当时,张謇曾致函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与南方将帅合推两广总督李鸿章“总统各路勤王之师,入卫两宫”。天津失守后,时局更加混乱,张謇等东南绅商担心战火延及长江流域,更到南京劝说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他们希望借英国等列强的干预和实力雄厚的东南督抚的维持,来保持局部的安定。其时,清廷已贸然对外宣战,“东南互保”之策无疑有违谕旨,然而在张謇的一再劝说之下,刘坤一终于甘愿冒风险,痛下决心,于五月三十日(阳历6月26日)由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协商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而张謇则是此举的重要促成者。
《东南保护约款》对于维护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安定具有重要意义,了解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就十分清楚了。《东南保护约款》的主要内容包括:
(1)“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2)“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3)“(上海制造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猜疑”等等。
签约之后,即通知各省将军、都统、总督、巡抚,并说:北京混乱局面完全是端王载漪、刚毅等蒙蔽两宫造成,不能承认,望各省当局切勿轻信,应竭力维护地方秩序,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云云。除直隶及已与俄国开战的东三省外,各省均一致响应。
《东南保护约款》是在清王朝统治已陷入危机状态,中国社会已面临全面混乱的形势下,由东南地区利害相关的各省督抚、洋务派官僚、帝党分子、新式绅商通力合作,与急需维护其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的西方列强达成的维护中国长江流域、珠海流域社会经济秩序的临时协议。它既维护了南部中国的暂时安定,也有效地制止了中国进一步走向混乱和分裂的局面,其所起到的作用应当是积极的。